「娜」些事情的中國模式

文﹕趙永佳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年2月2日

新華社說﹕「李娜奪冠原來不是結果，而是開頭」，她在澳洲網球公開賽奪得個人第二個大滿貫冠軍，衣錦還鄉，但旋即捲入一大堆爭議之中。這一波的「娜」爭議，折射了中國體育體制所產生的怪現象，名副其實地顯現了所謂「中國模式」。

今天，在中國發生什麼事情，大概首先都會被牽扯至個人道德問題，都會有人問：「這貨的個人品格有沒有問題？」

李娜回鄉後，湖北省委書記李鴻忠在機場「攔途獻寶」送上80萬人民幣獎金。不料擺在他面前的是李娜的一塊冷淡「黑面」，在接過大額支票的同時，一點笑容也沒有。原來湖北省委曾經聯絡李娜希望搞一個盛大慶功會，但李娜直接拒絕，後來經過政府人員做「思想工作」，她才無奈同意就在武漢機場舉行。

李娜不單以「黑面」面對政府官員，當她的啟蒙教練余麗橋上前熱情擁抱時也沒有什麼反應。於是，有人在微博痛批﹕「大家看看，這就是李娜對待自己恩師余麗橋的態度！如此冷漠！可以說，她對人缺乏起碼的尊重。」北京一份報章比較客氣，但也指她是「彰顯個性的新時代運動員代表，也是不懂善意缺乏溫情的自我球員」。

當然，還有所謂「祖國」問題。她在澳網八強打敗意大利對手進入四強之後，在記者會上雖然面對大批中國記者，但卻在回答了25個英文提問之後，只「草草」回應了三個中文問題。新華網其後上載了一篇「李娜成為網壇『土豪』了嗎？」的文章，點出她在澳網勝利一刻，跪在網球場上，歇斯底里喊出的說話並不是中文，而是外國語！在中國，好像連在高興時用什麼語言來表達興奮的心情，都會有問題！文章又說﹕「有時候做人的道理很簡單，就是應該知道自己是誰？而作為網壇的一個選手，應該知道自己是哪國人？」連打着算盤也沾不上邊的CBA（中國籃協）官方微博，也踩上一腿說﹕「娜姐的英文真棒，甚至忘記了說中文，億萬國人在電視前守候！」

去年法網第二輪，李娜爆冷出局，賽後中國記者會問，「這是你參加法網以來最差的戰績，能否對中國球迷說點什麼？」好像打得不好，就會令國人蒙羞，難怪她當時要回敬一句，「我需要對他們說什麼嗎？我覺得很奇怪，只是輸了一場比賽而已。三叩九拜嗎？向他們道歉嗎？」作為中國人的代表包袱太沉重，難怪她一直在和外國媒體作的專訪中，強調她打網球，不為什麼，只是為了自己。

個人「品行」以外，李娜所引起的爭議當然也包括所謂「舉國體制」問題。她9歲開始在故鄉的市政府「業餘」體校學打網球。97年加入國家隊，99年轉打職業，直至2002年她離開國家隊為止，都是中國/蘇聯式的體育舉國體制的產物。由社會主義時代開始，精英運動員都可以在國家「全包」的情況下專心練習，不必擔憂比賽、訓練、衣食、學習的開支，由省市到國家隊，甚至將來退役後的生活，都有人為他們打點一切。不過有人稱之為國家「圈養」運動員，「體制內」的運動員應否繼續訓練、比賽都由領導決定，戰術和比賽風格也是領導說了算，私人生活當然也一樣，就連在比賽時可以因為「大局」而為隊友讓路。

李娜從來都不是典型「體制內」的運動員。她在2002年因為對教練不滿（今次「黑面」事件的余麗橋），及與隊友姜山（現在的丈夫）的戀情受到打壓，而退出國家隊回校園讀書。到了2004年，她重回國家隊，但在2008年北京奧運之後，她和其他三位中國女網「金花」正式脫離國家隊「單飛」，自謀生計，自負盈虧參加職業賽事，只上繳8至12%的獎金給政府，而不是之前的65%。在此之後，就有「他們國足」與「我們李娜」的分別，因為國足「花着我們朝九晚五起早貪黑納的稅」，而「李娜的比賽和訓練花銷都跟我們沒有半毛錢關係」。

2005年中國體壇的老大姐，現在的高幹孫晉芳說，李娜的優秀「僅是在技術上」，但「缺乏職業素養」，「作為像她這樣的運動員應該多看看自己身上的責任，別老把眼光盯在錢上」。後來單飛後，初期成績不佳，也有聲音說「單飛」不如「舉國體制」。到了今天，她拿下了兩個「大滿貫」冠軍，就被普遍認為是「個人主義」和「職業體制的勝利」，也表明「舉國體制的破產」。

「中國模式」似乎就是凡事都會和體制有關，到了今天，支持和反對舉國體制的人，都可以拿李娜來支持自己的觀點，都可以「借李娜酒杯澆自己塊壘」。當然也有冷靜一點的反思聲音說不應把「體制內」和「體制外」「非此即彼」般二元化，李娜的個案，大概「舉國」和「單飛」都有貢獻等等。也有人提出，網球、足球、乒乓等熱門有市場價值項目，大概是應該市場主導，但舉重等冷門項目卻如果沒有「舉國」支持，就可能寸步難行。

有關「舉國體制」的爭議，一時三刻不會消失，但李娜所帶出的議題，卻有另一道有點黑色幽默的新聞。李娜在武漢機場「淡然」領受80萬大洋的獎金後，新華社連續發了兩篇文章，質問李娜獎金是否「合法？合情？合理?」，「80萬究竟是獎勵優秀典型傳遞正能量，還是花納稅人的錢劫貧濟富？」。文章的結論是大概合法(有相關獎勵優秀運動員的法規)，但於理不合，情可以堪。

這也可能是典型的「中國模式」。政府使用公共財政，不論是建設高鐵、水壩、大橋，還是獎勵一個職業運動員，在民主社會，肯定不只是否有相關條文支持，而是這項政策的訂定或官員演繹政策條文是否符合民意和公眾利益。如果不然，就算合法，但民眾還是可以用選票說不。在中國，好像只要「合法」，政府什麼也可以做，決策官員也不必負上什麼責任，而究竟法從何來，又如何產生，似乎都不重要。這令我想到現在香港有關基本法的討論。沒錯，是否符合基本法的條文是很重要，但究竟那些條文和某些演繹，跟民意，甚至民主的真意又有沒有牴觸？

80萬人民幣在今天中國，不算是幾個子兒。但問題是，人民如何能監察、決定官員如何用錢？「李娜」事件所折射出來的中國模式，又豈止是個人操行和體育制度那麼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