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永佳：「一國兩制」這樣教 可以怪年輕人嗎？

明報「星期日生活」

2015年3月15日 星期日

最近，反內地自由行、水貨客的本土主義行動風起雲湧，其中年輕人似乎是行動的骨幹，而同時不少民調亦說明較年輕者的中國意識較弱，本土意識卻較強。這令人不禁問，為什麼回歸多年，年輕一代對中港關係，不少還是會較為偏向本土主義，而否定中港兩地的聯繫？有內地學者評論香港青年問題時，也認為香港教育界和社會對「一國兩制」理解和觀念並不準確，存在很多誤解、歪曲， 「對去殖民化教育，要補這門課」。另一位中方人士也要求今天香港社會，必要進行「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再啟蒙」。

我家老三的小六常識科，不久前的小考就正好是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單元，當中也包括「一國兩制」及「港人治港」的內容，正好可以用來說明，今天在本港小學中，對這類「國民教育」的題材是怎樣來教的。我想指出，若中、小學還是這樣教「一國兩制」等公民教育的議題，建制派可不能怪責年輕人，對一些重大公共議題，出現對他們來說「偏頗」的看法。

強調內容資料忽略概念

除了一般的升旗、奏國歌之類的儀式之外，常識科可算小學生接觸國民、公民教育的途徑。小學常識科一般在小四教授有關中國歷史的單元，在小五時包括香港歷史與經濟發展的議題，到小六上學期就會進行香港政治公民教育的學習。老三的教科書，可算「政治正確」，以「基本法的保障」為主題來討論「一國兩制」及「權利與義務」，亦有另一單元以「港人治港」為主旨，來交代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組成與運作。從建制角度看，可能會嫌教科書不夠愛國，對「一國兩制」、「基本法」等制度，冷靜有餘，熱情不足。以一般人眼光看來，卻還算是持平，有些人憂慮的「洗腦」情况並沒有出現。課本也討論了「權利與義務」、「為什麼要有選舉」這些重要的公民教育議題。

不過，在和老三搏鬥了幾天來為考試溫習的過程中，我卻深深體會到，為什麼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孩子們對一國兩制的了解還是基本上欠奉。首先，從教科書所見，和常識科其他單元的教學一樣，本科過分強調知識內容和資料，而不是概念。例如，在討論「一國兩制」一節中，課本只是以鄧小平的兩次發言來強調中國對香港擁有主權。問題是， 「小學雞」們對「主權」概念都未了解，又怎樣能了解「一國兩制」中「一國」的概念？

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一節中，課本的建議教學活動，是閱讀「基本法」第二條和第十二條，以找出，港作為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包括行政管理、司法，和立法權。驟眼看來，這不太難，老三在溫習時，雖然能夠列出三種自治權，但他坦言不知道「這是乜東東」，純粹是把它們背下來。對成年人可能是「常識」的概念，對小學生卻是「火星文」。當然也可能是老三的「常識」不足，悟性不夠，不過他在全級成績一直緊守中游，相信也代表了普遍同學的反應。

大量資訊遠超學生負荷

其次，小學常識科的第二個通病，是在短時間內要同學理解大量資訊，造成他們超負荷，反而達不到教學目的。在「權利與義務」一節中，雖然課本嘗試扼要帶出「有權利就必要義務」的重點，但課文中也好像「指定動作」地列出一大堆權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享受社會福利、選舉與被選舉權……）及義務（遵守法律、參與投票、當陪審員等等）。老三表示，最感困難的地方，是去了解特區政府的行政架構，特別行政長官下面有幾個司長，再下面有幾個決策局等等。我們學校還算有「人性」，不需要同學「知道」決策局是哪十二個，但有朋友的孩子在他校就花了不少時間來背誦它們的名字。最最討厭的還算是有關司法機關的內容，因為課本中強調香港司法制度的架構與組織。大專同學們可能知道「終審法院」和「高等法院」哪個較「大」，但他們知道「裁判法院」和「區域法院」的分別嗎？還有什麼是「審裁署」、「死因裁判法庭」嗎？因為課本過分強調資料，而且在短時間內對同學「灌輸」大量的資訊，因此同學除了「死記硬背」之外，卻沒有其他辦法來應對。「記性」好的孩子會「着數」一點，但資質中庸的老三就只有投降了。

考試側重記憶語文能力

第三，香港是一個「分數第一」的社會，因此考評往往會決定教學方法與內容。翻查老三的作業，以「填充」題為主，到了高小，一般都不會「供詞」，意即不會提供答案選擇，因此上面提及的兩個問題就成為死穴。因為重資料，不重概念，又包含大量資訊，就會令填充所評測到只是同學的記憶力或語文能力，而不是他們對課程內容的理解。例如有一題關於駐港解放軍不干預香港地方事務，是體現「高度自治」和什麼的管治方針？老三從課文中找到「一國兩制」填上，但「正確」答案是「港人治港」。當然我們成年人可能會分辨到當中的細緻差別，但小孩子根本不會理解那幾個大概念的微妙分野，自然除了把這道習題記下來之後，就沒有辦法了。還有一道「是英國自_____後開始管治香港」，老三答了「1840 年」，正確答案卻是「鴉片戰爭」。這類問題，考的不是對概念的理解，只能是對一些內容資料的掌握和正確回應。在「權利與義務」一課中的填充題，就是爸媽和我到公園遊玩，其中權利可以使用公園的______和義務是遵守公園______。（答案：設施、規則），這完完全全是語文題！

因此，內地官員、學者怪責本港教育當局和教育界，沒有認真做好教育同學們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時候，往往會歸咎香港殖民地教育制度遺害的影響，卻忽視了現有教育制度重資料、輕概念，和重記憶、不重理解的情况下，就算教育局官僚和學校老師們不在政治上和中央對着幹，也不可能會教得好。例如有學校的國民教育，是要學生背誦中國各省名字，或中國各少數民族的名稱和位置，這又有什麼可能會令同學對中國產生感情？愈認真推動這種「國民教育」，反而會令同學愈反感。

守舊教育觀念制度之過

這點對現在熱議中的「中史科」問題，也有同樣意義。無論是「重古輕近」或「重近輕遠」，如果只是要同學背誦大量史實，無疑又是要扼殺小朋友對中國歷史的興趣。老三本來對中國歷史無大興趣（他可是《哈利波特》、《波西傑克森》的粉絲），但我先以「三國無雙」（一款電玩遊戲）作餌，給他把三國中各個人物都操縱了一遍之後，再讓他閱讀橫山光輝的大河漫畫《三國志》，然後才開始看文字書。有一天我們不知為何談起三國名將張遼，老三居然知道他原本是董卓的下屬，後來才改投曹操麾下。順帶一提，我為老三設計的中國歷史課，下一個課題是秦始皇，再下來應該是水滸傳，靠的就是日本動漫來攻破他的「心防」。中史之外，文憑試的中文科變成「死亡之卷」，又過分強調應試（中文科問題可參考文友陳漢森著作），相信對培養學生的中國文化認同「有百害無一利」，反而不及以前「A Level」的中國文化科。與其急於硬銷中史科，不如先「優化」一下（套用內地用語）中文科，令同學能真正從中國文字之美出發，培養出文化認同感。

正如北大饒戈平教授所言，國民教育應該根據香港的具體情况，從中國歷史、文化、文字入手，不一定要涉及意識形態。如果真的能這樣進行「國情」教育，我相信除了激進本土主義者之外，反對的人也不一定太多。不過如何來做，也是一個問題。假如還是好像現在常識科一樣教，那麼，愈認真其實愈不會見成效。

寫這篇文章的目的，並不是要鼓吹國民教育（我個人倒不反對柔性的國情教育），也不是說教育能解決所有社會和政治問題。如果說和老三一般的小學生，讀完這單元之後，還是對「一國兩制」一知半解的話，這並不一定是殖民地餘孽作祟，而是我們某些過時、守舊的教育觀念制度之過。當然，如果填鴨教育也是殖民教育制度一部分的話，我們也可把帳記在殖民地的頭上，但我們這種死記爛背的學習方式，似乎也並不光是英國人帶來的殖民教育理念。常識科的問題，其實並不單純是國民教育的問題，而是關乎香港學生的整體人文、科學、公民素養的培養。我很希望，有一日香港的小朋友可以「正常」地學習日常生活必要的「常識」（其中應該包括一國兩制及中國文化的真義），而不是要「硬食」一大堆「生字」與資料。這樣，國情教育與公民教育，才會水到渠成，理想達到。香港目前的現實是，主流教育制度確實未有處理好公民教育這課題，雖然未至於如某些建制意見般「教壞」青年人，令他們變得激進，但學校課程實在也未能從小開始，有效地向他們提供基本的公民知識與思考的工具。到了高中才來從通識教育中學習，如何在四方八面轟炸他們的資訊與意（偏）見中作出正確的判斷，可能已經太遲了。

趙永佳 呂大樂：尋找香港「左派」的故事

在二戰後初期，在香港親中共並且跟親國民黨陣營對抗的社會力量，人們通稱為「左派」，而親國民黨或國民政府的，則稱為「右派」。《胸懷祖國：香港「愛國左派」運動》一書沿用這慣常用語，稱呼書中描述的社會運動為香港「左派」。此舉既無貶意，這跟當時及後來另一些如「土共」、「港共」、「左仔」等包含某種否定或鄙視的稱呼並不相同，但我們亦沒有將他們等同為激進政治、「進步」思潮的意思。

書名：《胸懷祖國：香港「愛國左派」運動》

合編：趙永佳、呂大樂、容世誠出版：（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香港大部分戰後出生的所謂「嬰兒潮世代」，相信在其成長期，都會對「左派」運動有一些經驗和印象。趙永佳於六十年代在灣仔堅拿道居住， 「左派」組織、團體是他的成長回憶中一個重要部分。他的外婆在戰前從東莞來港，成為「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捲煙女工。戰後公司被納入「左派」系統，而她也加入了愛國工聯會陣營中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工會。公司舊址就改建成後來的南洋戲院，是他小時候看電影常到的地方。

「左派」是成長的重要部分後來她由煙草公司退休，到銅鑼灣一家西餐廳做「洗大餅」的洗碗工作，又輾轉加入了「洋務工會」。

洋務工會所組織的乃是在西式企業（多是服務業）中工作的職工。

五、六十年代，工聯會的組織工作做得很細緻，每年春節都有工會幹部來向他外婆這位老會員拜年。因此，在他的成長經驗中， 「左派」組織是平常生活中的一個部分。例如羅素街（時代廣場現址）旁是電車車廠，電車掛上回廠的牌子，就是經波斯富街轉入這個車廠。而附近不遠，就是電車工會的會址。工會處於街上的舊樓之中，而當年那些樓宇的天台都是相通的，話說電車大罷工之時（所謂「羅素街血案」事件），工人就是在工會天台上集會。他還記得曾在工會的天台上踢球，但卻完全不知道那個「球場」，原來曾發生工人運動中的重大歷史事件。

從他家向銅鑼灣方向走幾分鐘，就是波斯富街。現在的軒尼詩大廈，當年是一家「國貨公司」（應該是中國國貨公司）。而在國貨公司樓上，是工聯會屬下的「工人診療所」。六十年代的公共醫療系統非常落後，灣仔區的政府診所位於現在修頓球場旁邊的「貝夫人診療所」，由堅拿道過去路程比較遠，而且輪候的人又多，所以當他生病時，外婆通常都會帶他往「工人診療所」看病。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一進入診所大堂，就有一幅毛主席的肖像及一塊大橫額，寫上「為人民服務」。外婆當年覺得「工人診療所」比政府診所還要好，常常告訴他說，診所的針藥很便宜，所以到那裡扎一針，很快便會痊癒。當然他是不太喜歡打針的，但小時候的病都是在「工人診療所」治好，卻是事實。

「為人民服務」也會傷及無辜當然，對「左派」的記憶也不全是「和風細雨」的。到了1967 年，「五月風暴」爆發後，他正在慶幸不用如常回校上課之際，當時分租家中「頭房」的一位在灣仔消防局對面店鋪打工的店員，就曾被一枚消防局門外放置的炸彈所傷。外婆在之後的大半月每天都要為他「煲湯」療傷。「為人民服務」的「左派」，同時也會傷及無辜。

對一部分人來說，跟「愛國組織」有所接觸，是很生活化的事情。但對另一部分的人來說， 「左派」則完全屬於另一個生活世界，既不了解，亦無接觸。

呂大樂在北角碼頭旁邊的「廉租屋」長大，住在同一層的鄰居之中，只有一户是明顯地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他們家裏掛有毛像，日常生活亦似乎略有別於其他街坊，十分低調，彼此沒有什麼往來。而在該社區內的家庭，基本上不談政治。但寧靜的日子不能避免的受到「六七暴動」的衝擊。屋邨的升降機內外都被人寫上「黃皮狗」、「打倒帝國主義」（是用簡體字寫的，當時是小二學生，看不懂當中的意思）。英皇道的僑冠大廈（華豐國貨公司所在地點）上空出現直升飛機，而同時就是因為戒嚴而不敢外出，但亦可嗅到催淚彈的氣味。從成年人的表情知道事態嚴重，但小孩子卻只是一知半解。他就讀的是聖猶達小學，後門靠近蘇浙小學。某天發生炸彈爆炸，有人命傷亡，而二年級班房窗口的玻璃都震碎了，結果特別休假一周。

國貨公司差不多是唯一接觸點在往後的日子裏，每天上學及放學例必經過國貨公司和「左派書店」，對於櫥窗上所展示大陸政治、經濟、社會近貌的照片，總是半信半疑。而事實上他亦沒有興趣去查個究竟。畢竟，對一名小學生來說，文革這個題目似乎太過沉重了。在日常的生活層次上，奉一般成年人勸喻，跟大陸有密切關係的，還是保持距離為妙——但有一點除外。對普羅大眾來說，他們日常生活中所享用的消費品，不少都是大陸國貨。從英雄牌墨水筆、回力牌帆布運動鞋，到零食大白兔糖，統統均由國貨公司供應。對很多跟「左派」系統沒有什麼聯繫的人而言，國貨公司就差不多是唯一的接觸點了。

「左派」是神秘的

在呂大樂眼中， 「左派」是神秘的。在北角長大的他，可以說不可能沒有察覺到他們的存在，但彼此之間卻鮮有接觸；兩者各有他們的生活世界，在一般情况底下，互不相干。小時候讀的報紙是《星島日報》，每年10 月隨報附送青天白日旗，年份是以民國的年曆為準。雖然他跟國民黨的、「右派」的系統沒有任何連繫，但在成長過程中所接觸到的主流，是以中華民國為中心的。一切有關「左派」的事情，均屬於主流以外。

可是，當他於香港大學讀一年級的時候，卻無意中經一位補習學生的介紹，成為了某間「愛國學校」的兼職教師。

當時「四人幫」已倒台，而中國正從「毛時代」轉變過來。而香港的「左派」在追隨大陸於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等方面的轉變時，思想出現頗多矛盾和混亂的地方。昔日批判與否定的事物、價值，重新獲得肯定，有時甚至成為新的目標。而在更具體的安排上，「左派」逐步開始先接觸、後投入於港英殖民政府所建立的制度、主流。以前（ 粗略地指1950 至1978 期間） 「左派」差不多是一個完全自成一體、自給自足的社會系統，裏面有它的學校、活躍於不同行業的企業單位、報刊、文化機構及團體、街坊組織、工會、商會、體育團體等等，基本上可以完全獨立於殖民政府所建構的主流制度而運作。那樣的一個社會系統曾經是殖民制度以外的一種選擇，並且有着一定的吸引力（例如對殖民地的批判，又或者被視為進步文化的代表）。對來自於系統以外，對其文化完全陌生的呂大樂而言，那一年的兼職教學生涯，可謂大開眼界。

基於生活圈子和經驗上的差異，香港人對「左派」運動的認識，多來自新聞媒體，尤其是報刊。當然，我們可以想像有些人是自覺和主動的親近某一種政治、意識形態的意見，那是一個自我選擇的過程。也有一些是自覺的跟「左派」和「右派」保持距離，嘗試尋找第三類觀點。但也有不少人會像趙永佳一樣，外婆是愛國工會老會員，但爸爸卻是「右派」集賢起落貨工會（曾参加省港大罷工）的「醫事顧問」；他家中讀的是《香港時報》，（除熟讀體育版的本地波經之外）對來自所謂「自由陣營」的論述最清楚。

有趣的是，在舊日冷戰底下的政治環境裏，親台的、屬於建制的言論往往可以中立、客觀的形象示人。我們不是說「左派」沒有他們的問題，而是想指出，當時不少從港英或親國民黨陣營的角度出發，來記錄和演繹「左派」的活動，當中存在政治上的偏見，而並非全面、平衡的理解。這種情況在1967 年暴動之後尤其明顯。整個「左派」的系統及其所代表的政治理念，一是很簡單地視為別有用心，破壞香港的社會秩序、自由、安寧之輩，不然就根本不將「左派」放入當代香港社會發展和歷史當中，假設他們的存在最多也只不過是個小集團，而並無更重要之社會、政治含義。

缺少「左派」歷史便不完整

但本書各篇文章的作者，正想指出忽視了「左派」運動的歷史位置，便很難全面瞭解戰後香港的社會、政治發展。香港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前的25 年間的歷史，部分是一群愛國群眾懷抱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跟港英殖民政府和「右派」對抗的鬥爭史。缺少了「左派」這一頁，香港戰後的歷史便會顯得不夠完整。

在選題方面，本書包含了兩個之前較多討論的「熱門」題目：一是關於「六七暴動」，另一則是有關「左派」工會。

關於前者，葉健民所寫的「六七暴動的罪與罰」，乃以收藏於香港及倫敦的檔案文件為研究材料，重新了解當年抗爭的暴力程度，並反思殖民政府那種寧枉勿縱的處理手法。那些所謂在緊急狀態下所採用的非常手段，是否完全合乎法治精神，有其值得商榷之處。梁寶霖和梁寶龍寫「愛國工會：香港工會聯合會」，是從社會政治生態的環境來看工聯會的發展歷程。他們既看工聯會如何在急劇轉變中的環境裡尋找定位，回應勞工訴求，同時也嘗試分析它如何在政治夾縫中扮演一個頗為矛盾的角色。

在這兩個較為「熱門」的題目以外，我們選取了幾個較少人研究的界別和團體。這很大程度上是呼應前面所提到「左派」作為一個社會系統的觀點，及突顯它們在港人日常生活中的位置。在體育界，趙永佳、呂大樂和梁懿剛以愉園足球會為例以說明，這類社會團體在香港戰後歷史扮演的角色。在文學界，張詠梅以《文匯報》中一個「長壽」小說專欄《港Q 正傳》來勾畫「左派」如何「想像」戰後香港的殖民與資本主義。而李少恩更以「南國粵劇團」和「左派」工人的業餘劇團運動來描述文藝活動對戰後「左派」運動開展、團結群眾的重要性。劉翠珊對愛國學校怎樣和教育界主流結合，並在港英及特區政府支持下，完成「主流化」、「正常化」的分析，以及趙永佳和冼基樺討論於電影界銀都電影如何擺脫以往愛國電影界的鬥爭性格，並成為串連中、港、台電影產業鏈的推手，也是有助進一步探討這個社會系統在轉變中的生態環境裏如何演變。

對於香港「左派」的歷史研究，本書還只是初起步。我們暫時能夠了解的，只是該社會系統的某些方面而已。儘管有所不足，我們仍希望此文集能在傳統建制和「左派」革命論述之間走出另一條路，並發掘更多不同「左派」團體的歷史，以豐富我們對香港「左派」運動的認識，藉此為戰後香港歷史補上一筆。

從一件球衣看全球化與民族國家

很多球迷都有搜集球衣的興趣，我也不例外。最近在內地其中一個專門介紹球衣的網站看到一段有趣的post，內容是關於一件新設計的西藏「代表隊」球衣；後來也有本地報章跟進，並突出其政治意味，並以達賴手持「西藏隊」球衣的照片為文章重點，強調「達賴 like爆」。另一方面，本地愛國報章也很快有反應，兩天後就有文章批評這是支持「分裂國家的行為」，因為中國政府並不承認這支由西藏「流亡政府」所組建的足球隊。本文當然無意分裂國家，只是打算從這樣的一件新球衣，來一窺現代世界中，全球化與民族國家這對難兄難弟的關係。
















(圖片來源：http://www.copafootball.com/)


主場球衣
(圖片來源：http://www.copafootball.com/)


作客球衣
(圖片來源：http://www.copafootball.com/)

全球化與民族國家

在全球化的討論中，有所謂「民族國家消亡論」（Demise of Nation State），認為全球化的進程，會逐漸令民族國家喪失在世界體系中的存在價值。自中世紀《西發里亞和約》（Treaty of Westphalia）以來，民族國家就成為世界政治的基本構成單位；但隨著全球化的進程在本世紀快速加深，有論者就指這對民族國家有重大影響。例如跨境經濟活動變得日趨頻密和重要，有人就認為「國界」已不再是經濟活動的重要場景。另一方面，當代民族國家的權力，亦承受著全球市場力量及跨國政治組織的不斷沖擊，其中一個常被引用的例子就是國際評級機構對主權債券的評級，對國內政治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好像最近美國國內的財政政策辯論中，評級機構的反應或預期反應，就成為辯論的其中一個重點。因此有論者（如大前研一）就提出在不久將來，民族國家將不會是經濟活動的重心，反而跨國的區域（region）則會成為全球化下重要的空間場景。

不過，全球化下無絕對，也有學者認為民族國家並非注定消亡，反而全球化對當代人類生活的種種挑戰，會激化民族國家的新功能。例如全球化對在地社會生計帶來的風險，不但沒有出現國家職能大規模收縮，反而令政府負擔了愈來愈多的責任。好像歐洲一體化初期，也有福利國家會被迫收縮的擔憂，但事實證明，雖然歐洲各國福利制度經歷不同方向的改革，但整體並沒有顯著收縮趨勢，因為政府正正是要為國民「緩衝」（buffer）了全球化帶來的風險。全球化下國家的政治功能，也不一定會削減：全球化會為國土安全與治安帶來種種挑戰，例如跨境犯罪，偷渡，販毒，跨國恐怖主義等，政府則責無旁貸地成為「守護」國家的最重要組織。

除了政治經濟層面外，其實在文化層面也會有同樣情況，而這種國家權力與全球化的拉鋸，相信會在可見的將來繼續。文章開頭所提及的西藏隊球衣現象，其實也可以放在這脈絡下思考。

我的「師公」史丹福大學的John Meyer對全球化與民族國家的研究自成一派，卻不易讀懂。用日常語言來說，他強調全球化並非和民族國家相剋，反而是當代國家存在的基礎。這套「新制度主義」學說嘗試說明當代世界其實有一套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世界觀」，以「國家」為人類行動與社會組織的基礎，而且有大量的制度安排去支持及塑造民族國家。而這些制度不少為跨國組織，如聯合國、世界銀行、紅十字會等。一般人以為這些跨國組織的出現是對民族國家的沖擊與侵蝕，但John Meyer卻指出，這些組織其實是在支撐民族國家的存在，君不見無論是多弱小的新國家（如東帝汶、南蘇丹），如得到國際組織的承認，就彷彿變成一個「真正」的國家，無論國內情況有多糟糕，在世界政治舞台中都會有一個位置，而其他國家對它也會找一定的規範來與它「交往」。

此外，Meyer也提醒我們，民族國家的存在價值並不單建築在經濟、軍事力量之上，在國際社會上的「合法性」也同樣重要。就像利比亞的卡達菲政權，雖然經濟、軍事的實力都不太差，但因為西方社會的敵視和回教世界的冷待，好像輕而易舉地就被反對勢力推翻了。當然，西方世界或反對派也不過是打算換一個政府，而沒有挑戰利比亞「國家」的存在，這說明當一個民族國家被國際社會承認之後，是不會輕易消失的。所以，國家才是當代國際社會的基本構成單位，有了國家，人民、企業和其他組織才有存在的基礎與活動場境。

在國際社會裡，民族國家的存在會受一定的「規範」所制約，最顯著的莫如是所謂「普世價值」的影響，但這些規範也包括很多看似「約定俗成」的儀式和制度，例如國旗、國歌、憲法等，都是民族國家的一般必須通過的「成人式」。以憲法為例，其實在不少國家都只是無大意義的一紙空文，但卻儼然是每一個民族國家必須擁有的「身份証」。

同樣的「身份象徵」就是各種國際組織的「會籍」，如世衛、紅十字會、及聯合國底下的大量附屬組織。因此沒有這些「會籍」的政治實體就會千方百計以各種形式「加入」這些組織以「證明」自己的合法性。幾十年來，台灣的「外交」史就是台灣政府如何保留或加入各種國際組織的歷程，甚至有「奧運模式」的出現，以「中華台北」代替「中華民國」成為國際組織的成員。

所以話說回來，西藏成立「代表隊」其實就有著這種變相「宣示主權」的味道。同樣，巴勒斯坦足球代表隊在1952年的成立，也是同樣道理；東帝汶獨立後，亦同樣急不及待成立代表隊及参加國際賽。巴塞隆那足球會所在的西班牙加泰隆尼亞省多年來都有獨立的訴求，所以每年都會以加泰隆尼亞隊的名義邀請外隊作賽。記憶所及，中國國家隊也曾在2002年和加泰隆尼亞代表隊踼過友誼賽，素來反對分離主義的中國，看來對箇中的含義就不夠敏感了。

然而，也有主權國家中不是國際足協成員的，例如英國就因為歷史原因，以四個地區足協身份加入；而香港、澳門等雖然不是主權國，但在宗主國的首肯下因為歷史淵源也可以成為「國際足協」成員。那些主權「國家」地位受到質疑地區的代表隊，自然沒有「國際足協」的會籍，所以它們也就成立了自己的「國際」足協「非國際足球總會成員委員會」(Nouvelle Federation Board，簡稱NFB)，也辦了一個計劃兩年一度的萬歲（VIVA）世界杯。西藏「代表隊」成立後也參加了世界野盃(FIFI Wild Cup) 的「國際性」賽事。

錢鍾書《圍城》有這樣的金句:「(婚姻是)被圍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沖進去，城裏的人想逃出來。」其實，國家也是同樣的一回事。國族認同對有些人來說，是一種束縛和枷鎖，覺得全球性下大家應該當一個世界公民，但另一方面的「無國之民」，卻會千方百計甚至拋頭顱灑熱血去建立自己的國家。表面看來，全球化與民族國家看似是「相剋」的現象，但從一件球衣，一隊足球「代表隊」的成立，我們卻可以看到「國家」原來還是不少現代人生活的中心和奮鬥的目標，而從歷史高度看來，全球化正正是塑造民族國家本位主義的背後推手。這種複雜的關係，其實也是通識科和國民(或公民)教育科可以探討的問題。

作者趙永佳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