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蘭足球的愛國主義悲劇

作為一名資深的利物浦球迷，「管理」自己的期望已經是我們核心抗逆能力。過去十多年來，每一次當媒體高呼利物浦的黎明即將再臨，偉大的歲月將再與我們同在的時候，我們都會默默地把這個訊息記下來，然後把它收藏在心底裡。和馬嶽等曼聯躉不同，我們不會在球季之初討論本季我們對成績的期望，我們只會協助大家降低期望，細數球隊的種種問題。由侯利亞到賓尼迪斯到鶴臣，我們對新教練的來臨其實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最壞的日子可能已經過去，憂的是又可能要經歷多一段希望愈大，失望愈大的日子。

不過去年「國王」杜格利殊在晏菲路二度登基，卻著實有一段時間令我撤下了自我心理防衛機制，開始去憧憬在他帶領下的利物浦在英超再次興波作浪。在我們這些六十後利物浦死忠來說，杜格利殊就是「神級」的存在。在很多人心目中，他身體流淌著的就是紅軍的血液，所以在上個球季(2010-11)，他才會臨危受命，接下鶴臣的爛攤子，成功把球隊帶離降班危機。去年夏天，當美國老闆任命他為正式教練，並承諾「大開水喉」，注資買入球員改造球隊，我們放下心防，發一下白日夢，也不是太過份吧？

可惜的是，「好夢由來最易醒」，一個球季下來，利物浦球迷發覺球隊不但在積分表上只能排行英超自1992成立以來最差的第八名(1993/94年也是第八)，最要命的是，它比同市死敵：愛華頓(第七)的排名更低。而總積分只有52分也是利物浦在英超20年(20年!)間最少的一季(1993/94同樣排第七但也有60分。)今年雖然奪得了六年以來的首座冠軍獎盃(聯賽盃)，但也阻止不了杜格利殊在球季結束後「下課」。

要拷問誰應對利物浦的再一次兵敗如山倒負責，似乎已遜位的國王是難辭其咎。而他最大的失誤，莫過於他的「愛國主義」。作為「日不落帝國」的子民，英國人的民族認同從來都不弱，對外援充斥英超賽場從來都有不少意見。早年由亞仙奴的雲格帶動的大量引入外援以至在正選陣容中一個英格蘭人都沒有就招惹了不少批評。而英國人對外援，尤其是貴價外援都常有「僱傭兵」的標籤，來形容他們在賽場上沒有英國人自豪的獅心(lionheart)；沒有鬥心，對球會也沒有歸屬感。

於是杜格利殊上任後，就決定改弦易轍，大力買入英倫三島球員，包括2011-12的卡路爾(中鋒、英格蘭)、今年的唐寧(翼鋒、英格蘭)、亞當(中場、蘇格蘭)、軒達臣(中場、英格蘭)。利物浦總共在這四名球員身上花了八千二百五十萬鎊，而單是三名英格蘭球員，就已經值七千五百萬鎊。利物浦的如意算盤是英倫三島，尤其是英格蘭球員，會對英超的比賽節奏和風格比較熟悉，較易適應。而且英格蘭球員對球會歸屬感較強，在球場上的鬥志也更強。而美國老闆Fenway Sports Group也認同買入本土年青球員能加強球迷對球會認同，更有利開拓市場。

但事與願違，利物浦本土化的策略一開始其實已經是困難重重。因為有質素的年青球員缺乏，英格蘭球員的身價從來偏高，這其實也是雲格重用外來球員的主要原因。其中，卡路爾的三千五百萬身價，就更是眾矢之的。雖然高質前鋒身價一向偏高，而且近兩年來身價比他高的還有亞古路(三千八百萬)和托利斯(五千萬)，托利斯也比他更切合水貨的定義！但和車路士相比，利物浦的前鋒兵源更為緊張，當卡路爾表現欠佳之時，也沒有頂替的人選。而價值二千萬的軒達臣及唐寧和卡路爾一樣，背負著水貨的名聲，今年的表現都乏善足陳。

就這樣，在一眾英國水貨集體不振而唯一有能力成為救世主的外援蘇亞雷斯又捲入種族歧視糾紛而長期停賽之下，利物浦今年的攻力就慘不忍睹，唯一足以「自豪」的紀錄是今季聯賽射中門框二十九次。本年度利物浦的最佳收購，除了免費轉會的比拿美以外，其實還有一名「老外」---七百萬鎊的西班牙後衛安歷基。因此，一般的評論都會認同，如果利物浦不是執意要引進英國球員，其實有足夠的資源去購入幾名有份量的外援令球隊的實力更為充實，要知道「牙擦蘇」蘇亞雷斯也「只不過」是二千三百萬鎊而已。

當然不能說「外國的月亮就是圓」，利物浦以往在引進外國球員就做了不少次寃大頭---大家還記得荷蘭的「新星」巴布爾嗎？不過本年度，另一支英超球隊紐卡素的表現卻充份表現出平價引入超值外援是如何的本小利大。前鋒塞內加爾孖寶P施斯(一千五百餘萬) 和登巴巴(零轉會費) 的表現有目共睹，二人合計入球29個。本年度紐卡素的超值外援還有中場的卡巴耶(法國，四百四十萬)，賓艾化(法國，五百二十萬)、迪奧堤(科特迪瓦，三百萬)，以及後防線的中流砥柱隊長高路仙尼(阿根廷，一千萬)及鋼門告爾(荷蘭，免費！)。

2011-12年度紐卡素的總引援支出只不過是二千三百萬，只是花去賣出卡路爾的三分之二左右，但球隊就已經能以19勝8平11負總分65的成績排名第五，打入明年的歐霸盃。諷刺的是，以往紐卡素就正正是以出產本土球員出名，而利物浦的美國老闆在老家其實原來是以實踐Moneyball一書提倡的不論名氣，純粹以球員統計數字及性價比為標準買入球員，而令波士頓紅襪隊奪得美國職棒大聯盟冠軍。想不到本年度反而在英超以相反的策略渡過迴然不同的一季。

海外球員大量進入的影響，在英國從來都是一個敏感的話題，有人支持，有人反對。不過大部份英超球會，大概都沒有利物浦和杜格利殊的固執，都會好像紐卡素或阿仙奴般引入價廉物美的外援。而本季分別奪得聯賽及歐聯冠軍的曼城和車路士，則基本上是以貴價但高質素的外來球員為骨幹。結果是聯賽的水平、娛樂性都會提高，例如英超球會在歐聯的表現近年都是名列前茅。反之，在英超全面對外援開放之後，國家隊的表現就每下愈況，主要原因就是在頂級球會中本土球員能打上主力位置的極少，以致國家隊的選才面越來越窄，形成榜末或英冠(乙組)球隊球員都可以入選。連阿仙奴的CEO也對時代雜誌承認「現在就算是最好的英格蘭球員大概也很難打入英超球隊」(阿仙奴自已就只有兩名本土球員)。有個別位置就更是重災區，如龍門和中鋒。英超球會的門將位置正選幾乎都是外援，今年幸好還有赫特在曼城打正選，另外兩人都要在英冠打拼。而中鋒位置就更慘，在朗尼停賽後，就要依靠利物浦的卡路爾打救。明報在6月2日的歐國盃前瞻對英格蘭的評語就是：「紅軍骨幹難成大業」，因為在利物浦的本土化政策下，現在國家隊的三線其實都靠紅軍球員支撑。當然，會有路人甲乙丙懷疑，這是否鶴臣的利物浦情意結作祟。

其他近年表現較好的國家隊，其本土聯賽的國際化程度都較低，如英格蘭的外來(非英格蘭)球員達63.3%，西甲、德甲和意甲則只有38.8%、48.7%及47.7%。而球員的輸出大國，如荷蘭及法國，其頂級聯賽也只有39.4%和37.8%是外援。這似乎說明了，外援不能不用，但太多就會有反效果。

英格蘭與利物浦的「難兄難弟」景況，其實正好反映在全球化下，企業與國家微妙關係。在全球市場一體化的情況下，企業要「賺到盡」，就必需要用最廉價但最好的僱員，這些僱員卻不一定要是本國人。而當在本土找不到人才，或要輸入外國專才又太貴時，企業的自然反應就是「搬得就搬」，好像匯豐銀行的業務，除了必須要留在香港的零售業務外，大部份的後勤工作都就已經遷移到鄰近地區。但當企業大量輸入人才或轉移到海外時，一旦其他經濟活動不能填補時，國家經濟就始終會受到打擊。不過，外來球員充斥，也不能全部歸咎於全球化和市場開放。和西班牙、德國不一樣，英超球會與英國足總長期在青訓上投資不足，甚至近年有青年軍球員外援化的現象，也令到頂級球員青黃不接的情況更嚴重。而當外資不斷湧入收購英格蘭球會，英超還是「本土企業」的已沒有幾隊，甚至是次一級的伯明翰、昆士柏流浪亦已變成了「跨國公司」，它們自然對栽培本土球員興趣不大。要短時間內打出成績，建設「八國聯軍」是最快捷有效方法。但如果一個國家內政府和企業都不在教育和人才培訓上投資，人才短缺的惡性循環自然就會出現。

當然全球化對民族國家的經濟的影響，也是和足球外援問題一樣，是永恆的爭議焦點，但利物浦與英格蘭的故事教訓我們，在這全球一體化的時代，球會與企業不可能過份「愛國」，但國家則不能不從國家利益角度出發，來應對全球化帶來的衝擊。如政府迷信市場，束手待斃的話，英國足球的悲劇就極有可能會在其他領域、其他社會重演。

文章完成時英格蘭已在歐冠盃亮相，力拼之下賽和法國，國內反應普遍認為是穩健的開局(solid start)。不過，英格蘭球迷好像都已經學會了像紅軍死忠一樣來管理自已期望，今次普遍不會像以往般對球隊自信滿滿。英國衛報就指，這（自認黑馬）反而為英格蘭帶來了一種另類的希望。老一輩英國人都記得二戰時鄧久克(Dunkirk) 的背水一戰，力戰而敗但全身而退，因此英國人最愛glorious loser。且看今次國家隊是否保持這傳统，還是好像它本屆的偶傢希臘隊一樣，2004年時被一致看淡下取得好成績？

 

趙永佳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副所長，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長期關注中學通識科發展。

(刪節版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2年6月17日刋登)

「苦口良藥」？傳統中醫藥與現代公共衛生

中醫藥是中華文化中的重要傳統，但不知道到了同學們這一代，中醫藥是否還是大家的集體回憶？傳統中醫藥在現代華人社會的公共衛生問題中，是否還佔一席位？中醫藥的發展，又受到甚麽因素影響？

西醫與中醫

西方國家自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採用現代科學方法的生物醫學 (biomedicine)脫穎而出，成為主流的醫療系統。自明朝萬曆年間開始，生物醫學陸續傳入中國，威脅當時盛行的漢醫學。國人為了區分外來與本土醫學，遂把盛行中國數千年的漢醫稱為「中醫」或「傳統中醫學」，於是剛來自西方的生物醫學稱為「西醫」或「現代西醫學」。香港人沿用此名詞，故在本文「西醫藥」是指來自西方的科學生物醫學。

古典專業中醫學與西方科學醫學一樣，同屬高度系統性醫藥，已約有三千多年歷史，以傳統的宇宙觀為基礎，建立陰陽平衡、五行生剋、內因（七情）和外因（六淫）的整體性等醫學理論。中醫學的臨床經驗、疾病分類、藥物性能和配製技術，以及診斷治療的方法，皆詳載於歷代經典著作中，例如《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本草綱目》等，可見中國醫藥學是一個既「古」且「典」的專門學科。嚴格來說，傳統中醫藥並不算是一門循證科學 (evidence-based science)，但其知識是建基於自然主義和理性主義的原則，並由受過專業訓練的醫師執行。

中醫藥在香港的位置

表一 政府統計處就醫情況調查十四天內曾向中醫求診佔曾求診的人士比例

資料來源	年份	人數	次數
綜合住户調查第六號專題報告書	1989	6.7%	N/A
綜合住户調查第七號專題報告書	1990	6.1%	N/A
綜合住户調查第十五號專題報告書	1996	7.5%	N/A
第三號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報告書	1999	19.9 %	22.7%
第八號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報告書	2001	16.9%	18.4%
第十二號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報告書*	2002	11.4%	19.6%
第三十號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報告書*	2005	13.2%	15.4%
第四十一號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報告書*	2008	11.4%	13.6%

備註：

自二零零二年，第十二號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報告書開始，政府做同一項目的調查時間由「調查前十四天」改為「調查前三十天」，故上表帶*者，即為「調查前三十天內曾向中醫求診佔曾求診的人士比例」的數據。

在殖民地時期香港的醫療系統，西醫佔了絕對主導地位。在1989年l月、1990年7月和1996年6月，香港政府統計處曾分別進行「綜合住戶統計調查」，估計在這四個期間接受訪問前14天內曾就醫的居民中，分別有93.3%、93.9%和92.5%人士上次是向西醫求診，不是中醫（表一）。四度調查的資料甚有一致性，顯示超過九成居民生病時會先看西醫。

表二 市民對中西醫藥效用的看法（%）

 

	年份	中醫藥	差不多	西醫藥
治療肝炎、心臟病等較嚴重疾病時會採用哪種醫藥？	1993	5.0	18.7	76.3
	2004	6.7	13.1	80.3
治療頭痛、感冒等普通疾病會採用哪種醫藥？	1993	11	12.2	76.8
	2004	22	16.7	61.3
採用哪種醫藥來補身或增進健康？	1993	63.4	28	8.5
	2004	82.4	9.4	8.2
哪種醫藥較多的副作用？	1993	3.9	31.4	74.7
	2004	1.9	8.1	90
你對哪種醫藥較有信心？	1993	12	25.1	62.8
	2004	15.8	30.4	53.9
		很不同意/不同意	看清況	很同意/同意
生病時中西醫兼用，你同意嗎？	1993	58.9	24.7	16.4
	2004	44.9	24.9	30.2
你贊成政府撥款資助中醫中藥的發展嗎？	1993	3.9	21.5	74.6
	2004	2.3	6.4	91.2

資料來源：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社會指標調查1993、2004。

有趣的是，香港人習慣既用西醫藥，又用中醫藥，七十年代有調查顯示，在過去三年內有45%人只看過西醫和僅有4%只看過中醫，但高達53%人既看過西醫也看過中醫，後來其他調查也有類似結果。中西兼用的原因之一是對兩者有不同信念。根據以往研究，大多數香港人相信西醫藥預防傳染病的效能較好，治療病症的收效較快，對中醫藥則認為它對補身或病後調理的功效較好、藥物副作用少、偏重治本非治標，尤長於治療麻疹、風濕、貧血和扭傷駁骨等病痛。參考九十年代全港的「社會指標調查」，我們亦可看到相近的研究結果（表二），例如有六成多（65%）人認為中醫藥補身的功效比西醫藥佳，只有一成（11%）人持相反意見；同時，超過七成（75%）人認為西醫藥治病的副作用較大，甚少（4%）人認為中醫藥副作用較大。值得注意的是：超過四成人贊成（16%）或不反對（25%）生病時既用西醫藥又用中醫藥，且有九成多人贊成（74%）或不反對（21%）政府撥款支持中醫藥發展。這些態度和信念，使中醫藥在西醫當道的醫療市場中不但有存在的空間，而且可以靜候發展機會，不致完全被社會抹殺。

到了九十年代回歸前的渡期，中醫藥在香港逐漸為社會主流接受。如表二所示，「於調查前14天內曾向中醫中求診的被訪者」就佔「總曾就醫人數」的百份比，就由1989年的6.75%上升至1999年19.955%（不過該系列調查十分討厭，不斷修改其問題與定義，好像1996之前為「調查前十四天內最後一次看醫生的種類」，1999至2001則是「十四天之內有沒有看中醫」，而在2002年及之後則改成「三十天內有沒有看中醫」。因為問題不同，所以很難把答案比較，但起碼在2002年後的幾次調查，看中醫的比例相當穩定）。而在1993及2003兩次的社會指標調查中，就詢問了被訪者在一年內有沒有曾看中醫，從1993年的36.7%到2003年大幅上升至57.9%，顯示大部份港人都有往中醫處看病的經驗，對中醫並不抗拒；而身體不適時自行服藥時服用中藥或中西藥皆用的比例則由35.4上升至41.5%。從兩次調查可見，港人對中醫藥療效的評價明顯越來越正面（表二）。

中醫藥在香港為何復興？

在公共衛生單元，一條核心問題是公共衛生範疇的科學與科技發展，是如何受不同因素影響。而在香港，中醫藥由被邊緣化到重新進入主流，其實和社會政治因素有很大關係。

多年來，中醫藥在殖民地時代長期被邊緣化，雖然社會各界常有人主張政府資助和推動中醫發展，但聲音微弱和缺乏組織。這個劣勢一直至八十年代，政治形勢發生變化，才有所改變：中國政府決定收回香港主權，民族意識亦隨之而興起，各界人士就藉此政治時機要求政府重視中醫中藥的發展。當中最直接的莫如1990年，中國政府訂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其中第138條規定特區政府自行制定發展中西醫服務的政策。這項條文，一鎚定音地顯示將來的特區政府要考慮發展中醫中藥，獲得中醫藥界、學術界和社會人士群起響應，殖民政府也基於政治考慮和順應民情，改變其一貫政策，由容忍和少干預變為開始關注和推動中醫藥改革。

回歸之後，香港華人的民族意識與支持中醫藥的發展相輔相承，盼求政府給予中、西醫療平等地位。1997年10月，當時特區首長董建華於其第一份施政報告就提出要把香港發展為國際中醫藥中心的策略，引發社會各界人士熱烈響應，推動政府各部門積極展開工作，如立法規管中醫執業和中藥使用、資助大學的中醫藥教研計劃，監管中藥的生產和銷售等。由此可見，一方面政府的施政方針，對中醫藥發展有關鍵性影響；另一方面，顯示民族主義也是一項重要的價值取向，對醫療系統間的相對地位頗有影響。兩者都為許多行業、企業和社團提供一個良好的時機，爭取投資、開辦或推廣中醫藥服務。

除了政治形勢改變和民族意識抬高外，八十年代末期出現數宗市民吃中草藥（如龍膽草）中毒事件，亦引起各界人士關注中藥質素和監察問題。殖民政府的容忍兼無視政策在受到壓力的情況下， 遂於1989年成立「中醫藥工作小組」，檢討中醫藥人員的執業和培訓情況，並且研究中醫藥的濫用問題和防止措施。據小組的建議，政府於1995年成立「香港中醫藥發展籌備委員會」，研究促進和規管中醫藥發展的策略和措施；委員會又於1995年9月至1996年l月期間進行「香港中醫登記計劃」，結果有6,890位中醫師成功登記。

九十年代後期，中醫藥教研活動的蓬勃發展，與香港中醫藥發展籌備委員會的建議有關。該會主張逐步把中醫藥納入香港醫療保健系統，設立一個法定的監管機構，推行中醫專業註冊和紀律制度，鼓勵大學與中醫團體合作加強中醫藥人員的培訓和科學研究，以及管制中藥入口、製造、銷售與使用等。以上各項的建議於近年陸續落實，例如1999年7月立法會通過《中醫藥條例》，政府隨即成立「中醫藥管理委員會」，負責統一規管和協調中醫中藥的發展。在衛生署協助下，中醫藥管理委員會於2000年8月中旬至年底前接受中醫註冊，並於短期內展開中藥材及中成藥監管工作。與此同時，香港中醫學教育亦出現改變：香港浸會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分別於1998年和1999年創辦由政府資助的全日制中醫藥學位課程，成立中醫學院，編印教材和開設社區診所。

除了加強中醫藥教研之外，醫藥的社會地位的提升亦使其社會功能也日漸強大。傳統上香港各大醫院均屬西醫藥界，但亦有愈來愈多研究和應用中醫藥，西醫修習短期中醫藥課程也日漸增多。監管西醫的醫務委員會已開始研究在專業守則中加入新條文，指引西醫如何採用中醫療法和如何轉介病人。近年來，私營中醫院與診所數量不斷上升，其中有不少是由慈善醫療機構開辦，如廣華醫院、東華醫院、仁濟醫院、博愛醫院、仁愛堂、黃大仙嗇色園等。由於慈善機構收費廉宜，亦可加強中醫藥在醫療市場的競爭力。近年來，愈來愈多社會人士要求政府早日建立中醫院和中醫門診，為市民提供價廉質優的中醫藥服務。到了如2003年年尾，政府決定接納民意，把中醫藥納入公共醫療體制，開設第一批中醫診所，到現在已共有十六間，並期望達盡快做每區都有一間中醫門診，可見中醫藥的社會功能將會更強大。

近年來，香港中醫藥力求復興，除了外圍環境因素的配合，中醫藥本身採用科學化策略推廣，亦有正面影響。在大學和各大醫院中進行的中醫藥研究，皆講求客觀的科學鑒定，研究人員大多是受過西醫藥或生物化學訓練的專家，雖然未必都深明中醫學理，但只少都懂「西醫式」，以循證研究方法運用科學實驗的程序，檢定中藥或針灸等方法的療效。當前香港的中醫藥研究項目眾多，大多是由這些科學專家主持而由中醫藥人員提供意見或從旁協助。事實上，大學開辦的中醫藥學課程，也相當重視現代基礎科學的訓練，包括解剖學、生理學、生物化學、病理學及診斷學等知識。中醫科學化及其與西醫藥的科學結合，既切合現代社會的科學潮流，又使中醫藥的社會認受性得以加強，對病人來說無疑是一大福音。

中醫藥在當代中國又如何？

這方面，香港的中醫藥發展蒸蒸日上，那方面，但在中國的境況卻完全相反。新中國成立後，中醫藥大受推崇，因而在中國成為和西醫同等地位的主流醫藥系統；在改革開放後，中醫藥的使用情況卻大不如前。中文大學社會學系的金蕾教授2010年撰文分析了中醫藥在1991至2004年間在中國的使用情況。根據其間五次大型調查，詢問了中國內地被訪者或其家人在有需要時是使用中醫西醫還是其他醫療服務，確認了中醫藥在近年來為民眾使用的程度正逐步下降。

                     中國大陸住户通常選用中西醫百分比(%)

	城市		農村
	西醫	中醫	西醫	中醫
1991	69	25	62	20
1993	73	20	64	20
1997	75	20	67	19
2000	78	17	66	19
2004	80	14	67	16

註：尚有「其他」選擇如鄉村醫生和助產士等 Jin (2010: p.1065)

在城市中使用中醫藥的比例由1995年的25% 拾級下降至2004年的14%，而在農村也在同期由20% 下降至16%。通過統計方法，金蕾認為住戶背境特徵 (例如教育程度、收入、健康狀況等) 與中、西醫的使用機率並無顯著關係，反倒和與中國快速的西化有關：在城市的快速西化的帶動下，西醫的使用率增加也較快，而西醫藥的價格高，利潤也較高，也可能令到西藥在收入較高城市中的供應增加，從而提高使用率；不過她強調，對中國內地中醫的「生態」，還未有很好的分析，所以這些都只能算是猜想。

話說回來，比較中港兩地近年的中醫藥發展，我們看到中國傳統中醫藥的「現代化」和醫藥本身的療效可能並無絕對關係：香港因為回歸的契機，中醫藥界成功藉著民族主義抬頭而令中醫藥能開始在社會主流爭得一席之位；相反在中國內地，卻因改革開放時期醫療制度之改變與和香港相反的社會西化過程，令中醫的主流位置受到挑戰。

結語：全球化、中華傳統與中醫藥

事實上，傳統中醫藥在內地的境況是頗為特別的情況，因為傳統醫藥復興的現象其實是個大趨勢，不僅出現在香港，也相繼出現在台灣、日本、韓國、印度、甚至美國等現代化社會。有論者認為世界各地傳統醫藥的復興趨勢，與20世紀下半期的全球化有關：當一個地區受到外來文化的沖擊和對比，常會引起文化自覺和民族認同的意識，促使其政府、知識分子和民眾有意地保留甚至加強原有的、傳統的生活方式，如飲食風俗、宗教信仰、建築藝術和醫藥傳統等。在全球化過程中每個地區既傳入外地文化，也保留原有文化，社會生活就變得愈來愈豐富，民眾的選擇也就更多。

除了激活本土文化以外，全球化也帶來醫藥文化的多樣化。20世紀初期，科學醫學自西方向全球各地迅速散播，不斷擴展和日益強大，到20世紀下半期以後，傳統醫藥（尤其是有組織的制度性醫藥）在強調保育本土文化中得到復興的機會。在這個全球化的揉合過程中，以科學理性為基礎的環球醫藥得到流傳，代代相傳的本土醫藥也沒有放棄，希望兩者都發展起來，產生互補的作用，或讓民眾有更多的過擇。

此外，除了文化自賞與民族主義的因素以外，各地傳統醫藥也可能與國際組織的積極推動推動有關，例如世界衛生組織於1997年5月第13屆世界衛生大會通過一項決議，要求各國政府重視其傳統醫藥，加以發展，並制訂適當的規例以配合國家保健制度。此後，世界衛生組織、不斷向各國宣傳和在多個國家進行研究，努求提高傳統醫藥的質素和擴大其服務範圍。另一個例子是，在全球多個國家行醫的中醫學界於數年前組織起來，先後舉辦了7次規模龐大的「世界中醫大會」。最近一屆的大會，是於1998年8月在美國著名的加州大字柏克萊分校舉行。中醫藥組織的全球化，加以世界衛生組織與著名學府的支持，應有助於傳統中醫藥的復興。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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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統計處(2000) 。《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三號報告書》。香港：作者。

政府統計處(2002) 。《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八號報告書》。香港：作者。

政府統計處(2003) 。《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十二號報告書》。香港：作者。

政府統計處(2007) 。《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三十號報告書》。香港：作者。

政府統計處(2009) 。《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四十一號報告書》。香港：作者。

李沛良

中文大學伍宜孫書院院長，社會學系榮休教授，致力研究傳統中醫藥發展。

趙永佳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副所長，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長期關注中學通識科發展。

(原文刋於2012年6月14日《明報》「通通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