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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14日 星期一

趙永佳:「0-0」的意義

明報  「星期日生活」  2015-09-13

9月3日的「中港大戰」,結果港隊將士用命,以「九○一」的「泊大巴」戰術守和了無論世界排名或球員質素都比我們好得多的中國國家隊。這場平局,讓港隊奪得寶貴一分,但港隊出線的道路還是非常漫長,我們當然不宜過分興奮。上周對賽小組的強隊卡塔爾,雖然在先失三球之後,發揮了「獅子山精神」(特首網誌),完埸前連追兩球雖敗猶榮,但可惜未能搶得一分。

大家都明白,港人對賽果興奮,和對手是中國國家隊離不開關係。有博客直言,港隊當晚的表現,「正好為近年香港人,舒了一口悶氣」,反擊了「強國」對香港核心價值的蠶食、紅色資本的入侵,及水貨客的橫行。最近,《進擊的巨人》電影版上映,又引動港人把中國形容為作品中的吃人巨人。現在,把港隊比喻為漫畫中的「調查兵團」,為了自由, 「在強權面前而無懼」,也並不為過。


不過,雖然「中港矛盾」,是這場「大戰」的最「理所當然」的解讀,但也只是眾多可能解讀方向之一。「足球高於生死」是利物浦已故名帥辛奇利的名言,這場比賽在中港矛盾的氛圍下,彷彿也體現了這種精神。但在比賽進行中,小兒的一個問題,卻令我感受到,在中港恩怨之外,我卻更希望以另一角度來詮釋這場比賽。

老三今年十二歲,也是一名小球員,熱愛足球,但平常並不在電視上看球,今次我特別和他一起觀戰,希望豐富他的比賽意識。開賽不久,他就問, 「點解香港隊嘅球員咁黑?」我聽到之後,就乘勢對他進行「公民教育」,指出港隊不單有黃皮膚、黑皮膚,更有白皮膚,無論是什麼膚色,只要他們熱愛香港,球技出色,願為香港榮譽而戰,他們就可以是港隊球員(那些什麼居港年期的,以後再解釋吧)。後來徐德帥82 分鐘入替高梵,我也特別指出他是在內地出生長大的。老三是正宗「小學雞」,平常看的是《哈利波特》、《刀劍神域》,又不看直播足球,對於球場上的種族多元,不大敏感,所以正好藉這個機會將他「點醒」。

後來,在比賽中,我看到高梵不惜氣力的在邊路助攻助守,積施利在右路的「淡定」(當然他的速度也真的有點慢),法圖斯和基藍馬在中路防守的人肉長城,麥基「跑狗」式的「防守型前鋒」踢法。當然還有白鶴、黃洋在中場的掃蕩,再加上「英雄輝」的神級撲救、「虎哥」李志豪的冷靜包抄,和全隊前仆後繼,首尾呼應的聯防。我深深感受到,能把這麼多來自「五湖四海」,不同種族,不同背景的人集合在一起,成為一個整體,做好一件工作,這可能才是真正有價值的香港精神。

來自「五湖四海」的組合

在當晚連後備上陣的14位球員中,有三位(基藍馬、法圖斯、高梵)來自非洲(喀麥隆、尼日利亞、加納),麥基和積施利祖籍英國,白鶴、黃洋、徐德帥都是來自內地的「新香港人」。當然我們更不能無視,在場邊還有一個緊張大師、大叫大喊的 Kim sir 金判坤是來自大韓民國。

今次世界盃外圍賽開賽之初,中國足協的一張「有層次」足球海報的渲染之下,港隊球員的來源與膚色,就已成了本賽事的焦點。不過,我們應該知道,無論是基藍馬、法圖斯、高梵,還是沒有落場的安基斯,都已經在香港度過了起碼七年歲月,在港落葉歸根,和你我很多人一樣拿了身分證,有權投票(雖然也一樣不能選特首)。麥基10 歲就已來香港定居,更是我的港大校友,積施利據報道也在5 歲時已隨父親來港居住。內地球員雖然只需居港兩年就可以入選港隊,但無論是白鶴、黃洋、徐德帥,還是另外兩位「內援」鞠盈智、王振鵬也是在香港成名,並已經在香港開始他們的職業足球生涯。而更「Man」的當然是Kim sir,曾公開向香港示愛,說「我真的屬於這個地方。當這個地方需要我,我可以為它而死」,真的有韓劇「男主」的風範。

香港球壇和社會一樣,從來是華洋雜處(非洲人算不算「洋人」又是另一問題),我們小時候已經是看着居里、華德等蘇格蘭球員長大,其後也有譚拔士等英格蘭球員,巴貝利等土生洋將。後來香港愈來愈全球化,回歸後英國球員沒有了殖民地時代的簽證優惠,又身價太高,因此其他歐洲、以致南美球員也漸多。最近的「全球化2.0」新趨勢是來源更多元。當年大兒子在愉園踢青年軍,球隊還在乙組,但已有一個來自格魯吉亞的球員,因為常和青年軍一起練球,也令他們認識了有這樣的一個國家在中亞。後來有一位非洲球員更厲害,入選了本國的奧運國家隊,當年要請假個多月去踢外圍賽。因此足球場上的改變,其實也只是社會上的縮影,折射着香港由英帝國殖民地,蛻變成一真正的全球城市。

方志恆稱「不以種族血緣為分界,而以我城核心價值為感召」的精神面貌,為「港式國族主義」。用國族主義來形容不拘種族、甚至國籍的香港精神,可能有些語病,而「香港革新論」的年輕人們當然也知道,他們理想的「港式國族主義」其實也只是一種理想,現實是當然有點複雜。例如早前港隊對菲律賓的比賽中,有些球迷的現場反應就不大和開放、包容的「公民價值論」(Civic Nationalism)脗合。

球壇限制外援的爭議

所謂香港的本土意識,以往其實有很多成分是小市民式的庶民心態與文化。港隊所表現的精神,如其說是一種開放共融的意識,當然也是有「七十二家房客」中低下層市民求生存,放下內部分歧,眾志成城抵抗外力,保衛現有生活方式的味道。也因此,港人的「開放」本土意識有些時候還是避免不了誰才是本土,或本土優先的爭議。例如大部分港人,無論多開放或接納多元,多少也會對自由行的亂象感到困擾,而我們對新移民才會有眾多不同的看法和意見。

就算在足球圈,大家對外援球員,或「歸化」球員也有不同的意見。港超球隊現在每隊可以有六位外援(非本地)球員,其中一位需要來自亞洲足協成員國,上陣比賽則只可以有四名非本地球員。根據維基的資料,不計已「歸化」球員(如高梵、積施利等),港超球隊除了黃大仙外,都最少有五位「外援」,而有四隊更擁有全部六位外援。

在這情况下,當然本地球員能「出頭」的機會就更少,而港隊大部分由歸化球員組成,也絕不出奇。本港球壇,甚至世界上大部分足球圈,對應否限制外援的數字都曾有不少討論和爭議。在歐洲,因為「一體化」的影響,歐盟成員國的球員大致上在各國可以自由流轉,再加上非歐盟球員(各國聯賽對此規則相異),例如英超各強隊中的「真」本土(英倫三島)球員屈指可數。這種本地/外來的張力,不是我們一句「有容乃大」就可以抹殺。我的大兒子十八歲,自小就在發他的足球夢,如果香港限制外援,他能「踢職業」的機會當然高了很多。不過,這是一件好事嗎?當我們在本地職業足球比賽中,看到一些本地球員的腳法粗糙,最簡單是連「控定」一個高空球也做不好的時候,而一些相當廉價的外援(我想起幾年前愉園的34 歲非洲外援盧加路),能把一個半空掉下來的高球控得穩穩,我就不會再投訴太多外援了(當然他們更多時候,憑身體質素已可以「硬食」本地球員)。如果我家老大要在政策保護之下才能踢得上職業,倒不如轉踢業餘「衞生波」好了。

當然,事情總有兩面。就像所有開放勞工市場的討論一樣,對受影響的本地工人,都應該有補償和支援的政策。例如某行業如果受引入外工影響的話,對行業中工人應該有援助或再就業的政策。如果整體勞工市場受勞動力開放影響的話,對本地工人的培訓和就業服務,以致失業援助,都應加強。當我們指摘本地青年沒有能力和外來人才(如港漂)競爭的時候,我們有沒有反思我們為他們提供了怎麼樣的教育、訓練,怎麼樣的支援?

我們要求青年人要有世界視野,要擁抱「中國機遇」,但我們又如何準備他們呢?年輕人向外闖,並不容易,老大現時在新加坡念書,兼在S-League青年軍比賽,其實他有幸得到家人的支援,但家境普通的青年又可以怎樣?單就足球角度看,我們現在能為有志足球的青年人提供足夠、高水平的訓練嗎?他們射術不精,控球不靈,和訓練的強度和密度都不夠總有點關係吧。當然,我們可以說,以往胡國雄、尹志強還不是自學成才?但在全球化的世代, 「天才波」大概已不太管用了。現在球會連為青年軍每星期多安排兩、三課訓練的場地都有困難,那教本地足球小將們如何面對外援的挑戰?

因此, 「中港大戰」的真正意義,可能在於揭示了香港在全球化世界中的機會與困局。一方面,我們在「海納百川」吸收了各地人才,再齊心合力,就可面對強敵都「打高一皮波」。但我們在開放本土的同時,也會引發不少副作用與社會矛盾。我們不應過分樂觀,認為一種開放的本地國族主義必然會出現。正如1998年世界盃法國以「黑、白、阿拉伯」(Black, Blanc, Beur)的球員征服了世界球壇,一時間大家以為這就正是法國民族融和的象徵。但在其後十多年,法國社會的種族衝突(甚至騷亂)不斷,而球圈也出現不少種族矛盾,甚至2011 年國家隊教練白蘭斯(Blanc)也曾被指認為法國太多「外來」球員,而暗示要限制非白人青年球員進入法國足總的精英足球學院。

這樣看來,中、港恩怨,可能不是對「中港大戰」的唯一解讀。如何在全球化世代,決定香港如何看待與面對從四方八面(當然包括內地)投奔這「我城」的「他們」,應該也是「我們」可以思考的方向。

2014年2月2日 星期日

「娜」些事情的中國模式

文﹕趙永佳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22



新華社說﹕「李娜奪冠原來不是結果,而是開頭」,她在澳洲網球公開賽奪得個人第二個大滿貫冠軍,衣錦還鄉,但旋即捲入一大堆爭議之中。這一波的「娜」爭議,折射了中國體育體制所產生的怪現象,名副其實地顯現了所謂「中國模式」。

今天,在中國發生什麼事情,大概首先都會被牽扯至個人道德問題,都會有人問:「這貨的個人品格有沒有問題?」

李娜回鄉後,湖北省委書記李鴻忠在機場「攔途獻寶」送上80萬人民幣獎金。不料擺在他面前的是李娜的一塊冷淡「黑面」,在接過大額支票的同時,一點笑容也沒有。原來湖北省委曾經聯絡李娜希望搞一個盛大慶功會,但李娜直接拒絕,後來經過政府人員做「思想工作」,她才無奈同意就在武漢機場舉行。

李娜不單以「黑面」面對政府官員,當她的啟蒙教練余麗橋上前熱情擁抱時也沒有什麼反應。於是,有人在微博痛批﹕「大家看看,這就是李娜對待自己恩師余麗橋的態度!如此冷漠!可以說,她對人缺乏起碼的尊重。」北京一份報章比較客氣,但也指她是「彰顯個性的新時代運動員代表,也是不懂善意缺乏溫情的自我球員」。

當然,還有所謂「祖國」問題。她在澳網八強打敗意大利對手進入四強之後,在記者會上雖然面對大批中國記者,但卻在回答了25個英文提問之後,只「草草」回應了三個中文問題。新華網其後上載了一篇「李娜成為網壇『土豪』了嗎?」的文章,點出她在澳網勝利一刻,跪在網球場上,歇斯底里喊出的說話並不是中文,而是外國語!在中國,好像連在高興時用什麼語言來表達興奮的心情,都會有問題!文章又說﹕「有時候做人的道理很簡單,就是應該知道自己是誰?而作為網壇的一個選手,應該知道自己是哪國人?」連打着算盤也沾不上邊的CBA(中國籃協)官方微博,也踩上一腿說﹕「娜姐的英文真棒,甚至忘記了說中文,億萬國人在電視前守候!」

去年法網第二輪,李娜爆冷出局,賽後中國記者會問,「這是你參加法網以來最差的戰績,能否對中國球迷說點什麼?」好像打得不好,就會令國人蒙羞,難怪她當時要回敬一句,「我需要對他們說什麼嗎?我覺得很奇怪,只是輸了一場比賽而已。三叩九拜嗎?向他們道歉嗎?」作為中國人的代表包袱太沉重,難怪她一直在和外國媒體作的專訪中,強調她打網球,不為什麼,只是為了自己。

個人「品行」以外,李娜所引起的爭議當然也包括所謂「舉國體制」問題。她9歲開始在故鄉的市政府「業餘」體校學打網球。97年加入國家隊,99年轉打職業,直至2002年她離開國家隊為止,都是中國/蘇聯式的體育舉國體制的產物。由社會主義時代開始,精英運動員都可以在國家「全包」的情況下專心練習,不必擔憂比賽、訓練、衣食、學習的開支,由省市到國家隊,甚至將來退役後的生活,都有人為他們打點一切。不過有人稱之為國家「圈養」運動員,「體制內」的運動員應否繼續訓練、比賽都由領導決定,戰術和比賽風格也是領導說了算,私人生活當然也一樣,就連在比賽時可以因為「大局」而為隊友讓路。

李娜從來都不是典型「體制內」的運動員。她在2002年因為對教練不滿(今次「黑面」事件的余麗橋),及與隊友姜山(現在的丈夫)的戀情受到打壓,而退出國家隊回校園讀書。到了2004年,她重回國家隊,但在2008年北京奧運之後,她和其他三位中國女網「金花」正式脫離國家隊「單飛」,自謀生計,自負盈虧參加職業賽事,只上繳812%的獎金給政府,而不是之前的65%。在此之後,就有「他們國足」與「我們李娜」的分別,因為國足「花着我們朝九晚五起早貪黑納的稅」,而「李娜的比賽和訓練花銷都跟我們沒有半毛錢關係」。

2005年中國體壇的老大姐,現在的高幹孫晉芳說,李娜的優秀「僅是在技術上」,但「缺乏職業素養」,「作為像她這樣的運動員應該多看看自己身上的責任,別老把眼光盯在錢上」。後來單飛後,初期成績不佳,也有聲音說「單飛」不如「舉國體制」。到了今天,她拿下了兩個「大滿貫」冠軍,就被普遍認為是「個人主義」和「職業體制的勝利」,也表明「舉國體制的破產」。

「中國模式」似乎就是凡事都會和體制有關,到了今天,支持和反對舉國體制的人,都可以拿李娜來支持自己的觀點,都可以「借李娜酒杯澆自己塊壘」。當然也有冷靜一點的反思聲音說不應把「體制內」和「體制外」「非此即彼」般二元化,李娜的個案,大概「舉國」和「單飛」都有貢獻等等。也有人提出,網球、足球、乒乓等熱門有市場價值項目,大概是應該市場主導,但舉重等冷門項目卻如果沒有「舉國」支持,就可能寸步難行。

有關「舉國體制」的爭議,一時三刻不會消失,但李娜所帶出的議題,卻有另一道有點黑色幽默的新聞。李娜在武漢機場「淡然」領受80萬大洋的獎金後,新華社連續發了兩篇文章,質問李娜獎金是否「合法?合情?合理?」,「80萬究竟是獎勵優秀典型傳遞正能量,還是花納稅人的錢劫貧濟富?」。文章的結論是大概合法(有相關獎勵優秀運動員的法規),但於理不合,情可以堪。

這也可能是典型的「中國模式」。政府使用公共財政,不論是建設高鐵、水壩、大橋,還是獎勵一個職業運動員,在民主社會,肯定不只是否有相關條文支持,而是這項政策的訂定或官員演繹政策條文是否符合民意和公眾利益。如果不然,就算合法,但民眾還是可以用選票說不。在中國,好像只要「合法」,政府什麼也可以做,決策官員也不必負上什麼責任,而究竟法從何來,又如何產生,似乎都不重要。這令我想到現在香港有關基本法的討論。沒錯,是否符合基本法的條文是很重要,但究竟那些條文和某些演繹,跟民意,甚至民主的真意又有沒有牴觸?


80萬人民幣在今天中國,不算是幾個子兒。但問題是,人民如何能監察、決定官員如何用錢?「李娜」事件所折射出來的中國模式,又豈止是個人操行和體育制度那麼簡單?

2012年9月3日 星期一

「不可能的夢?」制度短板與中國足球困局


趙永佳  劉碩
明報  2010711日星期日
(舊文章 ,供老師與同學参考)




最近全球熱話的當然是世界盃,在內地也不例外。雖然中國國足未能出線南非,但也有三位「足球寶貝」,一名球證及大量記者成為世界盃上的「中國元素」。而國足也有幸能為法國隊暖身,並以一比零搶先驗証了這支前世界冠軍的衰敗。不過這始終不能掩蓋中國足球在世界盃盛事中斯人獨憔悴,不但國足已經兩屆未能進軍世盃,而且近年來除了在熱身賽及次級賽事(如最近的東亞四強賽)表現神勇以外,大型比賽的戰績都不濟,再加上中超球會在亞冠盃的賽事被韓國球隊集體PK,有「低處未見低」之感。中國足球多年來「衝出亞洲,走向世界」,似乎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夢。

有關中國足球的「不勝史」,坊間有幾種直觀式的解釋。首先是中國人的人種問題,體質不能應付身體碰撞較多的運動。還記得2002年國足在世盃一球未進而小組出局,而土耳其和南韓分別奪得三、四名之後,就有內地足壇人士主張嚴選維吾爾族和朝鮮族人加以訓練成為國足骨幹。另外是文化論,因為中國文化不論是儒、釋、道,皆以和為貴,不好爭鬥,我們文化上就已不能適應足球運動。還有是庸俗社會因素論,例如「一胎化」下的小皇帝的抗逆能力極低,所以國足球員的心理質素不佳,在大賽壓力下往往首先崩潰。

當然,還有足協和球會管理層的貪污腐敗、球員的假球、球証的黑哨等種種問題,都是最近國人一般用來解釋中國足球不振的原因。不過,過分簡化的文化、社會論顯然不能充份解釋中國足球的困局,而當今球壇的種種亂像,從宏觀角度審視,都只是表徵,並非原因。本文企圖以政治經濟體學的制度角度來了解中國足球發展,並以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國家與市場的轉型和互動來指出,「制度短板」才是中國足球困局的深層次原因。

和其他社會範疇一樣,足球也是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由國家主導的社會主義體制過渡至市場體制。在中國社會主義時期的體育管理制度,一般統稱為「舉國體制」。「舉國體制」作為中國競技體育的管理體制,其產生其實是受到了當時國內外環境的影響。從國外環境來說,在冷戰期間,體育有著更多的外交意義。各大世界賽場特別是奧運會成了蘇美所代表的兩大集團展示和比較雙方社會制度優劣的舞臺。從國內環境來看,由於當時物質條件極度困難,可支配的資源有限,且受到「人民公社」熱潮和「大躍進」指標的影響,國家體委集中權力對體育進行獨家指導和管理,集中人力、物力、財力,來保證部分重點項目形成優勢。這也就是「舉國體制」的由來。在各項體育項目的國際競賽中,如排球、乒乓、羽毛球、舉重、跳水等,「舉國體制」都為中國揚威世界體壇扮演重要角色。

改革開放後,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變化,計劃經濟體制被市場經濟體制所取代。因應整體大環境的變化,中國體育也開始進行市場化改革。足球被選為體育體制改革的突破口,一方面是由於作為三大球之一,足球水準無疑可以反映一個國家綜合體育實力;另一方面,在「奧運戰略」的影響下,人員編制多、耗資大、競技水準相對低的足球項目成了傳統「舉國體制」的棄兒,因此,市場化改革在當時成為中國足球最為現實的出路。

改革初期,市場尚未形成,職業足球球會多數是在專業隊的基礎上,由省、市政府直接或間接投資建立起來。隨後中國足球又經過了協會實體化、球會改制等一系列改革。表面上看起來,中國足球的市場化改革很徹底,很「一步到位」;但實際上,中國足球的市場化改革並沒有解決很多深層的制度性矛盾,反映到比賽結果上,就是國足、中超球會在國際賽場上的「屢戰屢敗」。

市場化的職業聯賽中,球會本應是理所當然的主角。但中國足球的職業聯賽中,舊制度的殘留使得球會和地方政府或單位還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自然要服務於國家隊、國奧隊所肩負的「衝出亞洲,走向世界」的歷史任務。球會利益在國家的利益面前顯得微不足道。這一點從中超、中甲的賽程改革上可見一斑。

中國甲級職業聯賽從首屆開始就採用升降級制度,但中國足協於2000年底對這一賽制做出了重大調整,如2001-2002年暫停聯賽的升降級,之後又將15支球隊的甲級聯賽壓縮成12支球隊的中超聯賽。足協對於這一調整的解釋是為了解決市場化改革以來的種種問題,如球會為著奪冠保級導致的惡性競爭、球會運營成本失控等等。但事實上,不管是賽制上的調整,還是中甲中超為了遷就國家隊國奧隊集訓而變得支離破碎的賽程安排,多少是為了給國家隊衝擊02年的韓日世界盃提供更長的集訓時間。種種措施導致的後果是沒有升降級壓力的國內聯賽市場迅速冷卻,原本就經營困難的球會面臨雪上加霜的局面,卻被要求要以「大局為重」而對此無可奈何。類似的措施在08年北京奧運會前又如法炮製了一次。即使2010年新足協主席韋迪上任後,情況也沒有很大改善,依然有足協官員發表類似「國奧踢中超」這種聯賽為國家隊、國奧隊服務的觀點。

從以上種種,我們無疑可以看出「舉國體制」遺留下來的「金牌戰略」依舊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力。體育總局擔心失去控制而無法完成「金牌戰略」因此絕不會將聯賽的經營權下放。球會既然是從國家組織「體委」內分化出來的,享有的權利是國家「讓渡」出來的,無可避免要服從於國家的政治利益。新舊體制交替中,中國足協得以保留其作為行政機構的權力,可以運用行政手段來隨意控制及更改聯賽的賽制、賽程,甚至犧牲聯賽運營主體的經濟利益(如要求可以穩定票房的大牌球員參加國家隊、國奧隊更長時間的集訓)以滿足政府對於政治利益的追求。球會既是執行現代企業制度的獨立法人,同時又不得不扮演足協屬下的地方訓練隊。角色混亂的背後實際上體現的是市場和政府這兩種制度的角力。而目前看來,舊體制還是占了上風。然而,這樣的市場/政府組合效果顯然並不理想。反觀日本和韓國卻一路打入2010年世界盃十六強。這實在是極大的諷刺。

扭曲的政府市場搭配所導致的另一個嚴重後果是職業聯賽變得混亂無序。足協掌管聯賽經營大權,本應維持聯賽應有的紀律和秩序。但是,足協在維持聯賽秩序時,依靠的卻不是法律,而是行政命令;其在聯賽市場上所扮演的角色也不是中立的規則制定者和維護者,而是有著切身利益的主動參與者。對於足協來說,只要不觸犯其核心利益「金牌戰略」,球會的投機行為某種程度上是可以被容忍的,因為聯賽還是要靠球會捧場才能進行得下去。作為各個球會利益之間的協調者,在維持聯賽秩序時,足協自然的反應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之前幾次足壇反黑風暴之所以雷聲大雨點小,原因就在於此。另一方面,任何試圖挑戰足協對聯賽控制權的行為,都被人為地上升到了「政治」高度。因此,當七名球會投資人不滿混亂的聯賽,試圖以退出聯賽來挑戰足協對聯賽的控制權時,足協憑藉其體育總局轄下機構的行政身份聯合地方體育局對參與其中的球會施以重壓。要知道很多球會無法自負盈虧,需要依靠地方政府和當地企業的支援。因此,這一招尤其奏效。轟動一時的G7革命就此被滅於無痕。

市場、國家的二元對立,是中國足球制度短板的主要成因。和發展經濟的一帆風順不同,在改革後的足球界,國家和市場的利益總是不能好好的調和並進行良性互動。在國家利益的壓制下,以聯賽、球會為主體的市場機制未能建立起來,而國家在市場往往失效的基礎建設中也長期不作為,未能制約市場的違規和尋租行為,更沒有一套全方位的青訓制度。在往後的改革中,盲目的鼓吹國退民進,或一味加強國家介入(如重提舉國體制),都不一定能為中國足球帶來生機,必定要在制度層面釐清國家和市場的定位和分工,國人才有機會實現衝出亞洲,走向世界的美夢。

2012年6月18日 星期一

英格蘭足球的愛國主義悲劇

作為一名資深的利物浦球迷,「管理」自己的期望已經是我們核心抗逆能力。過去十多年來,每一次當媒體高呼利物浦的黎明即將再臨,偉大的歲月將再與我們同在的時候,我們都會默默地把這個訊息記下來,然後把它收藏在心底裡。和馬嶽等曼聯躉不同,我們不會在球季之初討論本季我們對成績的期望,我們只會協助大家降低期望,細數球隊的種種問題。由侯利亞到賓尼迪斯到鶴臣,我們對新教練的來臨其實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最壞的日子可能已經過去,憂的是又可能要經歷多一段希望愈大,失望愈大的日子。

不過去年「國王」杜格利殊在晏菲路二度登基,卻著實有一段時間令我撤下了自我心理防衛機制,開始去憧憬在他帶領下的利物浦在英超再次興波作浪。在我們這些六十後利物浦死忠來說,杜格利殊就是「神級」的存在。在很多人心目中,他身體流淌著的就是紅軍的血液,所以在上個球季(2010-11),他才會臨危受命,接下鶴臣的爛攤子,成功把球隊帶離降班危機。去年夏天,當美國老闆任命他為正式教練,並承諾「大開水喉」,注資買入球員改造球隊,我們放下心防,發一下白日夢,也不是太過份吧?

可惜的是,「好夢由來最易醒」,一個球季下來,利物浦球迷發覺球隊不但在積分表上只能排行英超自1992成立以來最差的第八名(1993/94年也是第八),最要命的是,它比同市死敵:愛華頓(第七)的排名更低。而總積分只有52分也是利物浦在英超20(20!)間最少的一季(1993/94同樣排第七但也有60分。)今年雖然奪得了六年以來的首座冠軍獎盃(聯賽盃),但也阻止不了杜格利殊在球季結束後「下課」。

要拷問誰應對利物浦的再一次兵敗如山倒負責,似乎已遜位的國王是難辭其咎。而他最大的失誤,莫過於他的「愛國主義」。作為「日不落帝國」的子民,英國人的民族認同從來都不弱,對外援充斥英超賽場從來都有不少意見。早年由亞仙奴的雲格帶動的大量引入外援以至在正選陣容中一個英格蘭人都沒有就招惹了不少批評。而英國人對外援,尤其是貴價外援都常有「僱傭兵」的標籤,來形容他們在賽場上沒有英國人自豪的獅心(lionheart);沒有鬥心,對球會也沒有歸屬感。

於是杜格利殊上任後,就決定改弦易轍,大力買入英倫三島球員,包括2011-12的卡路爾(中鋒、英格蘭)、今年的唐寧(翼鋒、英格蘭)、亞當(中場、蘇格蘭)、軒達臣(中場、英格蘭)。利物浦總共在這四名球員身上花了八千二百五十萬鎊,而單是三名英格蘭球員,就已經值七千五百萬鎊。利物浦的如意算盤是英倫三島,尤其是英格蘭球員,會對英超的比賽節奏和風格比較熟悉,較易適應。而且英格蘭球員對球會歸屬感較強,在球場上的鬥志也更強。而美國老闆Fenway Sports Group也認同買入本土年青球員能加強球迷對球會認同,更有利開拓市場。

但事與願違,利物浦本土化的策略一開始其實已經是困難重重。因為有質素的年青球員缺乏,英格蘭球員的身價從來偏高,這其實也是雲格重用外來球員的主要原因。其中,卡路爾的三千五百萬身價,就更是眾矢之的。雖然高質前鋒身價一向偏高,而且近兩年來身價比他高的還有亞古路(三千八百萬)和托利斯(五千萬),托利斯也比他更切合水貨的定義!但和車路士相比,利物浦的前鋒兵源更為緊張,當卡路爾表現欠佳之時,也沒有頂替的人選。而價值二千萬的軒達臣及唐寧和卡路爾一樣,背負著水貨的名聲,今年的表現都乏善足陳。

就這樣,在一眾英國水貨集體不振而唯一有能力成為救世主的外援蘇亞雷斯又捲入種族歧視糾紛而長期停賽之下,利物浦今年的攻力就慘不忍睹,唯一足以「自豪」的紀錄是今季聯賽射中門框二十九次。本年度利物浦的最佳收購,除了免費轉會的比拿美以外,其實還有一名「老外」---七百萬鎊的西班牙後衛安歷基。因此,一般的評論都會認同,如果利物浦不是執意要引進英國球員,其實有足夠的資源去購入幾名有份量的外援令球隊的實力更為充實,要知道「牙擦蘇」蘇亞雷斯也「只不過」是二千三百萬鎊而已。

當然不能說「外國的月亮就是圓」,利物浦以往在引進外國球員就做了不少次寃大頭---大家還記得荷蘭的「新星」巴布爾嗎?不過本年度,另一支英超球隊紐卡素的表現卻充份表現出平價引入超值外援是如何的本小利大。前鋒塞內加爾孖寶P施斯(一千五百餘萬) 和登巴巴(零轉會費) 的表現有目共睹,二人合計入球29個。本年度紐卡素的超值外援還有中場的卡巴耶(法國,四百四十萬),賓艾化(法國,五百二十萬)、迪奧堤(科特迪瓦,三百萬),以及後防線的中流砥柱隊長高路仙尼(阿根廷,一千萬)及鋼門告爾(荷蘭,免費!)。

2011-12年度紐卡素的總引援支出只不過是二千三百萬,只是花去賣出卡路爾的三分之二左右,但球隊就已經能以19811負總分65的成績排名第五,打入明年的歐霸盃。諷刺的是,以往紐卡素就正正是以出產本土球員出名,而利物浦的美國老闆在老家其實原來是以實踐Moneyball一書提倡的不論名氣,純粹以球員統計數字及性價比為標準買入球員,而令波士頓紅襪隊奪得美國職棒大聯盟冠軍。想不到本年度反而在英超以相反的策略渡過迴然不同的一季。

海外球員大量進入的影響,在英國從來都是一個敏感的話題,有人支持,有人反對。不過大部份英超球會,大概都沒有利物浦和杜格利殊的固執,都會好像紐卡素或阿仙奴般引入價廉物美的外援。而本季分別奪得聯賽及歐聯冠軍的曼城和車路士,則基本上是以貴價但高質素的外來球員為骨幹。結果是聯賽的水平、娛樂性都會提高,例如英超球會在歐聯的表現近年都是名列前茅。反之,在英超全面對外援開放之後,國家隊的表現就每下愈況,主要原因就是在頂級球會中本土球員能打上主力位置的極少,以致國家隊的選才面越來越窄,形成榜末或英冠(乙組)球隊球員都可以入選。連阿仙奴的CEO也對時代雜誌承認「現在就算是最好的英格蘭球員大概也很難打入英超球隊」(阿仙奴自已就只有兩名本土球員)。有個別位置就更是重災區,如龍門和中鋒。英超球會的門將位置正選幾乎都是外援,今年幸好還有赫特在曼城打正選,另外兩人都要在英冠打拼。而中鋒位置就更慘,在朗尼停賽後,就要依靠利物浦的卡路爾打救。明報在62的歐國盃前瞻對英格蘭的評語就是:「紅軍骨幹難成大業」,因為在利物浦的本土化政策下,現在國家隊的三線其實都靠紅軍球員支撑。當然,會有路人甲乙丙懷疑,這是否鶴臣的利物浦情意結作祟。

其他近年表現較好的國家隊,其本土聯賽的國際化程度都較低,如英格蘭的外來(非英格蘭)球員達63.3%,西甲、德甲和意甲則只有38.8%48.7%47.7%。而球員的輸出大國,如荷蘭及法國,其頂級聯賽也只有39.4%37.8%是外援。這似乎說明了,外援不能不用,但太多就會有反效果。

英格蘭與利物浦的「難兄難弟」景況,其實正好反映在全球化下,企業與國家微妙關係。在全球市場一體化的情況下,企業要「賺到盡」,就必需要用最廉價但最好的僱員,這些僱員卻不一定要是本國人。而當在本土找不到人才,或要輸入外國專才又太貴時,企業的自然反應就是「搬得就搬」,好像匯豐銀行的業務,除了必須要留在香港的零售業務外,大部份的後勤工作都就已經遷移到鄰近地區。但當企業大量輸入人才或轉移到海外時,一旦其他經濟活動不能填補時,國家經濟就始終會受到打擊。不過,外來球員充斥,也不能全部歸咎於全球化和市場開放。和西班牙、德國不一樣,英超球會與英國足總長期在青訓上投資不足,甚至近年有青年軍球員外援化的現象,也令到頂級球員青黃不接的情況更嚴重。而當外資不斷湧入收購英格蘭球會,英超還是「本土企業」的已沒有幾隊,甚至是次一級的伯明翰、昆士柏流浪亦已變成了「跨國公司」,它們自然對栽培本土球員興趣不大。要短時間內打出成績,建設「八國聯軍」是最快捷有效方法。但如果一個國家內政府和企業都不在教育和人才培訓上投資,人才短缺的惡性循環自然就會出現。

當然全球化對民族國家的經濟的影響,也是和足球外援問題一樣,是永恆的爭議焦點,但利物浦與英格蘭的故事教訓我們,在這全球一體化的時代,球會與企業不可能過份「愛國」,但國家則不能不從國家利益角度出發,來應對全球化帶來的衝擊。如政府迷信市場,束手待斃的話,英國足球的悲劇就極有可能會在其他領域、其他社會重演。

文章完成時英格蘭已在歐冠盃亮相,力拼之下賽和法國,國內反應普遍認為是穩健的開局(solid start)。不過,英格蘭球迷好像都已經學會了像紅軍死忠一樣來管理自已期望,今次普遍不會像以往般對球隊自信滿滿。英國衛報就指,這(自認黑馬)反而為英格蘭帶來了一種另類的希望。老一輩英國人都記得二戰時鄧久克(Dunkirk) 的背水一戰,力戰而敗但全身而退,因此英國人最愛glorious loser。且看今次國家隊是否保持這傳统,還是好像它本屆的偶傢希臘隊一樣,2004年時被一致看淡下取得好成績?

 


趙永佳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副所長,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長期關注中學通識科發展。

(刪節版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2617日刋登)

2012年3月1日 星期四

「林瘋」現象給我們的四堂通識課

趙永佳

明報《通通識》2012年3月1日

首先,此「林瘋」不同彼「林峯」:這是由當今在NBA炙手可熱的紐約人隊控球後衛林書豪 (Jeremy Lin) 所掀起的,所謂「Lin-sanity(林瘋暴、林瘋狂)現象」。

林書豪的故事相信現在很多人都已有所聞:他是台灣美國移民第二代,在加州出生長大。大學壓境的時代試過亦曾被多支傳統強隊拒絕給予獎學金,最後要自費到籃球水平一般的名校哈佛唸書。畢業後被兩家NBA球會放棄,甚至「放逐」至「發展聯盟」(NBA Development League,即有如足球的預備組) 鍛鍊。最近的表現卻被形容為一本「夢幻小說」,如同周星馳《功夫》中的主角,由一個宛如路人甲的平凡少年,在強敵情況下挺身而出,「忽然」變得神功蓋世,大殺四方,帶領他效力的NBA老牌球隊紐約人取得七連勝,還要連續五場砍下最少20分,成為有史以來所有NBA球員首發出道之來得分最高的球員。

由藉藉無聞的失意球員到NBA「超新星」,林書豪這個不可思議的灰姑娘式故事,給人們太多的話題:有球評家討論他打法的特點如何與紐約人的戰術高度配合,甚至談到他比常人特長的手臂;也有球迷討論他是曇花一現?還是真的自此就成為超級巨星?當然,我們亦可以把他的個案放在通識科的框架中來討論。個人認為,就林書豪的個案而言,最少
可以從四個不同角度來思考。

(1) 定型

定型 (stereotype) 對個人的成長或身份認同影響甚深。我們一般較熟悉的定型,主要是性別和種族方面的定型。

林書豪的故事在美國大受注目,有評論認為這與他打破了美國社會一些既有的定型與偏見有關,最明顯的莫過於是對亞裔美國人和
哈佛畢業生的看法。籃球在美國是黑人

的運動,甚至針對白種人也有「White Men Can’t Jump」的說法,來形容他們在籃球場不及黑人。白人尚且如此,黃種人就好像更加不值一提。之前的華人球員,由王治郅、巴特爾,到現在的易建聯、孫悅等等,都未能在NBA站穩腳步;姚明的表現雖然不俗,卻偏偏太早退役,未能成為真正的殿堂人物來改變人們的看法 — 事實上「阿豪」也沒有如姚明般的過人高度:200磅,6呎3吋的身軀在華人之中當然是奇葩,放在NBA裡卻招來「身體條件不佳」的評語。



至於「哈佛畢業生」這個頭銜在NBA教練及球探眼中,也是不屑一顧:常春藤 (Ivy League) 大學不會提供獎學金給予體育特優生,所以運動項目水平一向平平。常春藤聯盟球隊也一般只能在聯盟內校隊窩裡鬥,到了NCAA的決賽,也只是陪跑的「魚腩」部隊。多名教練都表示忽略了林書豪的潛質,多少與他哈佛畢業的身份有關。相反,另一位「書豪之友」Landry Fields因為是史丹福大學畢業,早期際遇比「阿豪」就順境得多。

阿豪今次「平地一聲雷」的背後,就是努力對抗別人冷眼與偏見,深信自己的能力,努力苦練,才能打破亞裔、哈佛不會打球的定型,也有評論希望他的故事能激發其他亞裔和唸書成績不遜的年青人向NBA進發。

不過,巧妙的是,當書豪糾正了一個又一個偏見之餘,卻暗地裡反證了另外一系列的定型:他刻苦耐勞、任勞任怨的性格,正是美國人眼中華裔的「優良美德」;而他在嶄露頭角後,謙遜和穩忍的表現,重視團體,不突出個人的作風,也恰
恰與我們常常引以自豪的中華傳統相符 — 那麼,其實定型是不是也有它的道理?

(2) 家庭

林書豪「爆發」之後,另一個討論焦點就在他的家庭背景。他的父親是電腦工程師,年輕時就喜歡NBA,五歲開始就把小書豪帶往附近的YMCA練球,也會和他在後園一對一練球和觀看NBA的球賽。除了父親外,書豪母親也有故事:起初她不去看兒子打球,後來有天經不起書豪的央求,跑到賽場看比賽,結果在母親的激勵下,書豪自此就入球如入草芥。此外,林家也堅持籃球與唸書兩不礙,據說書豪媽媽在高中時就試過跑去告訴教練:「杰里米 (Jeremy)的數學只得了A-,我恐怕這周他也沒法參加比賽了。」可見他自小就練成良好的時間分配習慣。

林家一直是書豪的最佳後盾:進了哈佛之後,他們沒有如一般港爸港媽般勸他放棄籃球專心學業、畢業後即使沒有球隊要他,也只是默默支持,沒有迫他「轉行」,「不要發夢」,像其他哈佛經濟畢業生般去華爾街「正正經經工作」。即使他一次又一次被下放到低級聯賽,他的家人還是對他充滿信心,認為他必有一天出人頭地,林媽媽更曾經斷言,就算打不上NBA,大不了就家裡養他幾年。在年青人的成長過程中,家庭背境及支持是何等的重要,由此可見一斑。

林家男孩的故事,也可讓我們一窺海外華人家庭的意識轉變。林書豪打球,不是為了光宗耀祖,不是為了國家民族,只是純粹個人喜歡籃球運動而已。由此可見,華人傳統家庭正在慢慢轉變,尤其是在海外的華人家庭,雖然家人還是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家庭的意義已由傳統的個人從屬於家庭利益,過渡至現代家庭成為個人成就夢想的強大支柱。在「虎媽」、「狼爸」之外,「林家」似乎也可以成為另一個現代中國家庭的新典範。

(3) 美國夢

「林書豪現象」有趣之處,除了他驚人爆發的表現,不停刷新數據之外,還要算上公眾媒體的反應,對他進行鋪天蓋地的報導。有內地記者在微博中表示,在湖人—紐約人比賽中有同行紅著眼對她說,強烈要求高比拜仁去防守林書豪,因為再這樣下去,他又要挖空心思來寫一篇描寫林如何神奇的文章。各大報章,尤其是紐約及兩岸三地媒體對他更是「地毯式」報導,追訪他的爸媽以至在台灣及內地老家的親人。


不少評論都指出,我們都為林瘋狂,連美國人都看得高興,在於他的故事活脫就是一套典型荷里活勵志大片,這「劇本」傳遞出一個重要信息 —「英雄莫問出處,不論你出身如何 (哈佛是學術重鎮,但在籃球界卻是不值一提) ,只要不斷努力,永不放棄,一樣可以出人頭地。」這與美國人一向信守的「美國精神」完全同出一轍,是「美國夢」的基本。

我們再看看書豪的「劇本」:一直堅持夢想,就算在選秀無人問津,兩次被球隊裁掉之後,依然對自己充滿信心,不斷苦練 (去年暑假他就曾苦練射球) 。曾經有人勸他去歐洲,甚至到中國掘金,他都一一拒絕,就在為那一個機會;當機會出現了,就不慌不忙的把握住,不像部份新秀般過份緊張而大失水準。小人物努力成大事,是美國人最愛看的故事,從這個角度看,你能教老美們如何能不愛死了他?

而林書豪的故事也令我們進一步認識何謂美國精神。第一,美國人相信個人,但不排除集體。林在籃球場上可以個人突破,但也可以無私地為隊上眾多兄弟傳球。個人和集體間的平衡,個人如何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為團體出力,而不是躲在眾人身後,才是美國精神的理想。第二,美國人並不排除物質生活,但也不迷信物質。林書豪從來的言行,都以基督徒的身份為大前題。他把勝利的榮耀歸於上帝,認為失敗是上帝的試鍊。他在訪問中也表示,他將來不打球後的計劃是希望成為一個牧師,在低收入社區把社會學(他的副修)、經濟學(主修),和籃球結合在一起,為社區服務。成功的人回過頭來關心際遇不佳的人,也是美國夢的另一商標。無論是巴菲特、比爾蓋茲、林書豪都在見証這套核心價值。

在全球化之下,美國夢也發揮更大影響。作為移民的第二代,林書豪的成功似乎証明了美國作為多元移民社會的活力,相信會吸引更多外國人到美國尋夢;在中國,林書豪也成了美國夢的最新詮釋者,很多內地作者一方面以現實版的美國夢來解釋「林瘋狂」現象,一方面卻滲出酸溜溜的味道,感歎為何咱們就出不了另一個林書豪。美國夢的核心價值,在這一下也隱然變成了我國人民嚮往的普世精神。由此看來,儘管美國在全球化世界中備受經濟和政治力量的挑戰,「美國夢」卻還是其他國家人民嚮往的理想,也是美式文化「軟實力」的堅實基礎。



(4)美國人?中國人?

毫無疑問,林書豪是美國人。套用近期流行說法,問他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是「不科學」和「不合邏輯」的。不過撇開國籍等法律問題,從廣義身份認同問題出發,林現象卻是大有關連。
從來林書豪都認同自己為美國人,但他也常引用的另一層身份,就是亞裔美國人(Asian American),他自己也很清楚地說希望他的「成功」為其他亞裔打破一些對他們的成見。同為亞裔美國人的專欄作家Danny Chau在網站上發表的文章就很代表了亞裔這一身份的重要性:「不管有沒有被公眾強加,林書豪的肩上已經承載了幾代亞裔美國人的希望和夢想。我很難再想到上一次是什麼時候,是誰讓我們亞裔社群感到如此驕傲和自豪。」美國信奉多元文化,對這些移民後代的(多重身份)「hyphenated identity」(如:Asian-American, African-American, Hispanic-American) 現在基本上並不排斥,甚至鼓勵大家要以自己的族裔為榮(ethnic pride)。美國的經驗,當然並不完美,例如在林瘋狂現象出現前的美式足球超球碗大賽中就有右翼政客播出損害亞裔形象及反華之廣告,種族主義的幽靈,也是揮之不去,但美國多元文化對種族共融的理想,卻是非常清。

反觀在香港,甚或內地,我們對身份認同的多重性、複雜性都似乎未有充份認知與理解,更有一種二元零和(zero-sum)「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看法。於是在林現象出現後,當中文媒體大幅報導之後,就有聲音說要邀請林代表中國出戰,而當明白這並不可能之後(如: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林必須先放棄美籍),就出現另一種聲音質疑為何要對林如斯關注。這一周多內的網站留言都非常精彩,有網友指「人家漢語不會說,也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他爸媽也是台灣的,何必自作多情?」,也有說「一個叛變祖國的人,熱的也就是他們,起哄什麼?」。當然也有人持不同意見:「雖然是美籍華裔,但是他流着中國人的血,是中國人的基因。」和「中華民國人也好,中華人民共和國人也好,反正都是中國人。」。中間也夾雜了有些網民對媒體厚「林」薄「易」(建聯)的看法,認為我們中國人更應關注易建聯(姚明退役下唯一在NBA作賽的中國人):「鋪天蓋地全是林書豪。我認為還是阿聯好,阿聯是民族英雄。阿聯是現代民族英雄。阿聯是現代第一個強迫先進國家簽訂不平等條約的中國人,只會拿錢不進球。」(寫到這裡,想提醒同學一句,在內地體育網絡以內容分析方法去分析這些言論,可是一個身份認同的上佳專題探究習作。)

不過和大部份海外華人一樣,無論他是否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或別人是否認同他是中國人,他對中國都可能含有藕斷絲連的關係,或多或少都會有一點點的感情,就算是百分之一百美國人的林書豪,他對台灣,對中國,也是懷抱一份淡淡的鄉情。好像他的外婆的祖籍浙江嘉興,他的家人向當地一家中學14年來已捐了28000美元,為每年20名品學兼優的學生提供獎勵;他和父母、兄弟,去年就一起到家鄉祭祖,訪問了他們家資助的中學,又和同學打了一場對抗賽。另外也有報導說,去年林書豪在台灣舉辦了籃球夏令營,推動台灣的籃球發展,也希望將來有機會再訪。不論是林書豪的本人,還是他的父母,都會因為海外華人的身份和中國發生種種關係,如果硬要把他們以美國人或中國人來二元劃分,無疑並不能充份反映他們的身份認同的複雜性。

從林書豪談到我們這些生活於香港的中國人,相信對此也會有些感受吧。我們會為中國的成就感到自豪,會為中國的問題而擔心,但和亞裔美國人一樣,我們在有些問題上面和中國主流(內地中國人)不一定有統一看法,成長經歷、生活方式也未必一致,就正如內地新來港人士和香港主流也會有差異一樣。

結語:

「林瘋」現象當然會在不久將來結束,因為紐約人的長勝紀錄己經七連勝後終止。他也可能會受傷,比賽數據也不可能長期這麼漂亮,對手在徹底研究他之後也會有更針對性部署,而他和殿堂級球員的距離還是非常巨大。不過,這種種情況,都無損林書豪故事的傳奇性。作為球迷,作為華人,作為有一個喜歡運動的大男孩的父親,個人希望這個傳奇能延續下去,激勵喜歡運動又苦於學業的年青人。而在和新高中課程搏鬥的年青人們,林書豪的個案,不僅為大家提供了很好的通識研習材料,也應該能成為推動大家發奮向前的動力。

 讓我們瘋狂下去!Be Lin-spired!

延伸閱讀

新华网 "林妈妈讲述如何培养NBA球员 球迷老爸领阿豪上路" 2012年2月14日

Olson, Lisa. " Jeremy Lin slashing stereotypes as well as he slashes down the lane" 2012年2月9日 (http://aol.sportingnews.com/nba/story/2012-02-09/jeremy-lin-slashing-stereotypes-as-well-as-he-slashes-down-the-lane)


2011年11月18日 星期五

"0–15"的多角度思考

上月底俄羅斯伊爾庫茨克州迪納摩少年隊造訪北京,和兩支地主隊踢了兩場友誼比賽,先在對北京地壇小學足球隊的比賽取得15 - 0的壓倒性勝仗,第二場再戰足球「傳統校」東園小學(大概有點像董之英、英華)也大勝7 - 3

資料來源:鳳凰網 (http://news.ifeng.com/sports/photo/gaoqingdatu/detail_2011_10/25/10129515_4.shtml)

資料來源:鳳凰網 (http://news.ifeng.com/sports/photo/gaoqingdatu/detail_2011_10/25/10129515_0.shtml)

賽後中國小朋友的「大敗」被國內媒體廣泛報導及跟進,《明報》於1026日亦有詳盡報導。原因之一,可能是比賽場面的「震撼性」:俄國球員全是「00後」,看來多是七、八歲;北京球員卻是五、六年級,10歲上下的孩子,甚有越級挑戰的味道。此外,我國足球員和俄羅斯小朋友的身型相差甚遠,個頭全都比對方高大很多,偏偏體能卻不成,40分鐘的比賽打了半場完就已經氣喘如牛。有報導更指俄方「讓賽」,已把原來90分鐘的比賽縮短至40分鐘。報章和網路上有多張比賽照片,「牛高馬大」的中國球員和「嬌小」的俄國小球員形成了太大的對比,頗有「大衛大戰哥利亞」的況味,因此引起了公眾的關注。

通識科最著重「多角度」思考,受過通識訓練的同學很多時都能本能反應地,以「社會文化」、「經濟」、「政治」等幾個大概角度來分析議題,但好像今次這個「015」事件,同學又如何可以從新聞報導出發,進行多角度議題探究?

其實單單是《明報》的標題,就揭示了一個可能的角度:「少足賽中國慘吞15 身高體重優於俄對手 體質堪慮」,文中更引述了地壇小學校長的話,指「奧運得了多少金牌都沒用,那不能代表全民身體素質!」如果同學在網上搜尋一下有關這兩場比賽的評論,應該就可以想到如何結合當代中國改革開放的脈絡分析本事件。

綜觀媒體的評論,主要集中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教育與國民質素問題。改革開放後,教育制度的升學主義、成績主義日見嚴重,以致體育運動在校園飽受漠視。《人民日報》就以專文指出,過去10年間,我國青少年在肺活量、速度、力量等指標持續下降,肥胖率卻增長一倍。在應試教育的大前提下,無論學校、家長都是以用力讀書,考上名校為重點,體育課變成可有可無,足球和其他運動,變成真正的「課外活動」。

地壇小學的校長,在接受記者訪問時,也無奈的表示,目前中國教育制度下的體育課根本不正規,有等於無,一些「可能」有受傷風險的項目如雙槓、跳馬、鉛球等也受到家長反對而取消。早前更有報導指許多中小課但求平安無事,體育課乾脆變成遊戲課。此外,「主科」侵佔體育課時的情況也非常嚴重。2007年一項對8000所學校的調查更顯示,中國專職體育教師的配備率只有38.8%,改革以來國家對教育投入不少,但明顯並沒有太着緊體育教育。

與此同時,能「加分」幫助升入重點大、中、小學的課外活動就大行其道,鋼琴、小提琴成了必修,足球就被踢入冷宮。《人民日報》說得好,在懸殊的比分、氣喘吁吁的孩子們背後,是對家長、學校、教育部門,以致整個社會自改革時期以來,一次關於教育現念,教育形式的「拷問」。這次「0 - 15」敗仗帶出來的,原來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大問題。

若同學平時有留意新聞,又在事後在網上略作搜尋的習慣,應該已經可以把這些觀點整理和結合,從一樁「小事」聯想到改革開放對中國帶來的影響,尤其是課程中其中一條所謂「綜合國力」的問題。其實早前在亞運期間,已有評論提出和地壇小學校長相同的說法,認為中國雖然在國際大型運動會屢創佳績,在亞運更是「一騎絕塵」,在獎牌榜上遠遠拋離其他國家,卻也難掩平均國民身體質素每下愈況的問題。這說明了改革雖為中國帶來不少成就,教育改革也為經濟發展訓練了不少人才,但代價會否是製造了「智商為上,體育為下」的問題?如何正確、全面地認識及評估改革開放的影響,是本科中國單元的重要議題,今次的事件則無疑是上佳的示範素材。

不過,要真正實踐多角度思考,我們當然不可能滿足於一種觀點,更不能滿足於一些常見於「現成」評論中的觀點。我們可以把思考再推進一步嗎?

平情而論,要中學同學們做到原創觀點,恐怕是有點強人所難,不切實際;不過,如果一直有閱讀報章或通過其他管道吸收資料的習慣,積累訊息,卻有可能會把好像突發的事件放在現有的分析架構中思考。筆者去年世界盃期間就曾在《明報》發表另一篇評論,分析中國足球不振的問題。如果同學有看過,或搜尋到那篇文章,就有可能找到靈感來從另一角度來分析這次事件。因為文章的主題,就正是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制度「短板」,以致國家與市場的比重失平衡,才是導致我國足球水平低落的原因。

中國足球水平長期低落。各級球隊,由大小國腳到球會,在國際比賽表現都長期不振。青少年足球的斷層更被廣泛認為是問題癥結所在。2010年中國足協的中國青少年足球「十二五.發展草案」指出,19901995年間,我們青少年參與足球項目的數量達到歷史最高的65萬人,但20002005年間急劇下滑到18萬人,之後更呈現逐年下滑的趨勢。草案也清楚指出「青少年足球人才數量和質量的不斷下降的趨勢,是導致國家隊與職業聯賽水平長期徘徊不前的原因。」造成青少年足球不振的原因,當然與上面所述教育制度的扭曲和校園足球不發達有莫大關係。好像日本動畫「足球小將」中描寫校際足球比賽的「盛況」,在日本是常態,在中國的情況卻是大多數省市並沒有正規的校際比賽。

不過,我個人認為,當前中國的足球困局亦應該從改革開放時期國家和市場的關係去思考。甚麼是改革開放的核心工程?就是重新建構國家與市場的關係,把國家主導的社會經濟制度轉型至市場或民間主導。這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最為成功,「中國奇蹟」在過去三十年間,為中國帶來了非凡的經濟成就。但在其他社會領域,同樣的工作也在陸續進行,進步雖然是主調,但也不是沒有雜音。

在體育發展中,以全國資源集中發展精英運動項目(如乒乓、排球、羽毛球、跳水等)的所謂「舉國體制」,在改革時期為中國在國際賽贏到不少獎牌。不少運動員在小小年紀就進入省市管理的專業體育學校,長期集中培訓,再選拔入國家隊為國爭光。

偏偏在足球,國家領導人因為種種原因在90年代初期,就選擇了以市場主導足球發展,本來隸屬省、市地方政府的足球隊,皆一律被改組為名義上獨立球會,並各自找尋企業贊助及以球會收入支持營運。理論上職業球會應該負擔大部份的基層培訓工作,但扭曲的「政府半退不退,市場半入不入」的制度環境使得投資者的利益得不到尊重,因此對於長期投資球會不敢抱樂觀的打算,後果則是投資者和球會的短期投機行為主導了整個職業聯賽。中國足協儘管也像日本那樣明確規定職業球會必須擁有幾支不同年齡後備梯隊,但沒有長期經營球會打算的投資者卻多數寧願花大錢請外援,也不願主動進行梯隊的建設,為他人做嫁衣。很多球會都是為應付足協的評估而臨時租借梯隊。

於是,青少年球員的培養主要由市場導向的私營足球學校負擔,但足球學校要靠學費維持營運,其每年二、三萬的學費連宿費(更有報導說學校索取高達五萬元的「入校費」),只有城市中產家庭才可負擔;在足球學校收取高昂的學費的同時,報章卻充滿著窮人家孩子踢球難,家長要傾盡家當來栽培孩子踢球的新聞。在改革以來「唯有讀書高」的思想再次冒起之下,中國的足球學校也由90年代盛世的4000所,變成目前只餘一百所內。由此可見,中國的青訓問題明顯是國家沒有對「市場失效」(market failure) 進行修補的結果。對比起很多足球先進國家,青訓的責任多由國家機關或足協所擔當,以確保不會出現青訓斷層。在日本,俄羅斯或其他足球先進國,少年球員會得到國家、學校及球會的多重培養;在中國,卻是球會和學校都未能填補國家退出帶來的空缺。

從宏觀角度看,中國的市場改革本來就是一個由政府主導計劃經濟,過渡至市場主導經濟的過程。在經濟領域的改革雖然問題不少,但畢竟三十年間的成就不可忽視;然而,在其他社會領域,例如教育、福利、醫療、文化、甚至微觀到足球,國家和市場的角色如何平衡,顯然仍是任重而道遠。從這角度看來,「015」,不光是比賽的結果,也是改革以來在足球管理層面上,國家無力、市場失衡的結果。

唸通識沒有捷徑,惟有多看報,多思考,多動腦筋找尋不同事件與課程的關係,才是本科的王道!

後記

從通識角度看「0 比 15」,大概還要再加上一點:不要盡信媒體報導。在比賽掀起喧然大波後,這幾天才有內地電視台跟進查証出那場比賽真實比分是「0 比 11」,而非「0 比 15」,而中方球員也並非每一個都比對手高出一頭,第二場比賽東園小學球員的身材和俄國小朋友其實都差不多。當然這些「修正」 對分析結果並沒有太大影響,但觀乎起初幾乎所有媒體報導和評論都是以「0 比 15」和「以大打小」為重點,我們以媒體報導 --尤其是內地媒體報導 -- 作為資料來源的話,卻是應該要非常謹慎並加以再三求証核實。

伸延閱讀:

趙永佳、劉碩(2010711)。〈不可能的夢?制度短板與中國足球困局〉。《明報》,頁006

<央視報導0比15慘負事件>視頻 (http://s.sohu.com/20111029/n323878500.shtml)

高州人家。2011430日。〈許多中小學為求平安無事體育課變遊戲課〉。(http://www.21jn.net/html/08/n-6308.html)

新浪體育。20111031日。〈央視剖析小學生足球賽 白岩松:良性迴圈才能促成長〉。(http://sports.sina.com.cn/c/2011-10-31/11305810304.shtml)

新浪體育。20111101日。〈日本31年踢球人口增62 足校每月僅需400人民幣〉。(http://sports.sina.com.cn/c/2011-11-01/10155811382.shtml)

新浪體育。20111027日。〈人民日報:0-15因為教育扭曲 長此以往將輸掉未來〉。(http://sports.sina.com.cn/c/2011-10-27/09535804689.shtml)

新浪體育。20090420日。〈高學費明碼標價潛規則欲壑難填 窮人家孩子想踢球難〉。(http://sports.sina.com.cn/c/2009-04-20/03544334655.shtml)

作者趙永佳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原文刋於201111 17日《明報》「通通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