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全球化？

趙永佳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香港亞太研究所副所長、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長期關注中學通識科發展。

陳麗娥
中文大學社會學系畢業，自由撰稿人

（原刊於　明報「全球化360」2013-04-18）

 

2013年是SARS十年，近日本地傳媒陸陸續續推出十年回顧專輯，而禽流感又在內地爆發，令我不禁想起有關傳染病與全球化的討論愈來愈多。遠的不說，自SARS、禽流感等事件以後，單是我的學生，想以「傳染病」來寫全球化專題研習報告的每學期也不少，可是，每逢批改時總是感覺他們創意不足，往往只集中全球化下人、貨流通加速下會如何導致傳染病全球傳播，又或者世衛等全球管治制度對防治傳染病的功能等老生常談。但對傳染病這現象是如何反映了他們身邊的一重要行為——科研工作——是如何受全球化影響就未有觸及。

在高中通識科，公共衛生單元的目的，探討衛生健康有關議題，也是要在科技與人類生活這大前提下進行。因此本文希望為大家簡介科研全球化的核心問題。

我們常向通識科師生推薦世界知名的《科學人》（Scientific American）雜誌來作為科技單元的補充讀物。今次在這課題上果然又有非常適合同學閱讀的文章。《科學人》繁體中文版在今年2月號中刊登了一篇譯文，為John Sexton撰寫之特別報道「全球科研．全球化」（英文原文 "State of the World's Science" 刊登於美版Scientific American 2012年十月號）。

 

在文中，作者點出「想要衡量一個國家的科學創意，可看看它與其他國家合作的程度」，而現今科學的發展，離不開跨國合作。大量指標都見證了全球化在當今科研活動的爆炸性發展扮演了重要角色。在1996年，大概有25%的科學論文是由來自多過一個國家的作者共同撰寫，今天這數字已超過35%。以科技最先進的美國為例，在2006年約有16%是與他國科學家合作，短短兩年間，到了2008年已上升至30%。中國也趕上了這列全球化的科研列車，今天全世界的科學論文有10%來自中國。2011年著名的拉斯卡——狄貝基臨牀醫學研究獎頒給了主導青蒿素（一種瘧疾的特效藥）研究的其中一位中國科學家屠呦呦，但其實在1960年代，國家主席毛澤東已下令研究這種藥物以應付冷戰需要，但在當年政治氣候影響下，這種藥物被「與世隔絕」，（到上世紀80年代才開始為國外研究人員廣為注目），把藥物實用化推遲了不少年，這說明了全球合作對科研發展極為重要。

Sexton指出，科研全球化活動其實和其他社會生活領域一樣，網際網路和社交媒體，也在建築一個全球科學社群扮演重大角色。通過互聯網，更多不同地區的科學家可以攜手合作，而他們研究的課題，也因此而變得更跨地域而全球化，如氣候變化、傳染病、食物安全等。因此，近年國際科學大獎，如「諾貝爾獎」、「邵逸夫獎」等都愈來愈多由跨國的研究團隊奪得。

而另一項研究也指出，在跨國合作以外，科研人員的流動也是促進科學全球化的推手。通過在網上調查全球四大科學領域（生物學、化學、地球及環境科學、材料科學）的一萬七千名科研人員，一個（當然是跨國）的研究團隊發現美國已有38%的科研人員在國外出生。但以比例計，瑞士（57%）、加拿大（47%）、及奧地利（45%）卻還要更高。而毫不意外地，印度是中國以外（並未包括在該調查中），最多科研人員在國外進行研究的，有40%在海外工作，而其中75%在美國。

不過事情總有兩面，雖然在科研活動上的跨國協作已是主流，但我們也不可斷言全球化已全面主導科技發展。以科研人員的國際流動為例，日本的科學家就並不喜歡到國外做研究，而大量的印度科研人員也是長期移居海外，不會回國，造成人才流失（brain drain）。美國對海外科研人員的吸引力最大，其他國家就比較遜色。而〈科學人〉的數據也指出，雖然跨國合作愈見普遍，但國內的科研合作，還是遠較與國外同業合作更普遍。

而且，一旦我們離開學術基礎研究而進入應用研究的領域，全球研究協作的程度就會大幅減低。在工業技術的研發中，國家扮演重要角色，而目的也不是要推動什麼全球福祉，而是保護本國經濟利益。就如在〈科學人〉同一期中刊登另一篇文章，也紀錄了德國是如何以投資工業技術的創新，來保持本國工業的競爭力，如紡織、金屬精密工藝等產業。這些研究的成果，當然都不會是輕易地把它們放到公共領域，而是以專利權或以合約限制研究人員外流等「保護主義」策略來使工業秘密不外流。在通識科最關注的公共衛生領域，我們可清楚見到基礎研究的生物科學研究領域的全球協作更多，而醫藥開發的應用研究就受到專制知識產權限制。

最近，資訊科技大財團之間，如Google、微軟、三星、HTC、蘋果等都曾爆發專利訴訟，也說明了「全球科學」（global science）可能在工業技術領域還只是「跨國企業內部的全球協作」，而還未能真正做到「世界大同」。美國政府近期也批評兩家中國企業華為（Huawei）、中興投資美國通信設備產業，有侵犯「美國國家安全」的嫌疑。「中國威脅論」在高科技產業的出現，就正正代表了就是在這全球化的世界，「國界」、「國家安全」也還是非常重要的考慮，因此美國政府就曾多次介入中國企業收購美國高科技企業的嘗試。而華為與美國通訊設備巨頭思科（Cisco）也進行了超過十年的知識產權訴訟。

和全球化單元的很多課題一樣，科技全球化也是一個過程，而非終點。正如所有「半杯水」現象一樣，我們可以觀察到全球化的進展，及分析其成因及影響，但我們也不應以偏概全跳到另一極端，而要實事求是，仔細分析現象的「魔鬼細節」，才能抽絲剝繭，逐步推敲，慢慢「接近」事情的真面目。

參考資料

《中國新聞月刊》2012「“中國威脅論”新變奏」10月29日

塞克斯坦2013 「全球科研。全球化」《科學人》2月號: 62-66

泰爾 2013 「德國生存之道」《科學人》2月號: 67-69

Sexton, John. 2012. “State of the World’s Science” Scientific American Oct 12: 36-40

VanNoorden, Richard. 2012. “Science on the Move” Nature Oct 18 : 326-320

 

全球化與大學教育的「貧富懸殊」現象

趙永佳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香港亞太研究所副所長、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長期關注中學通識科發展。

（原刊於　明報「全球化360」2013-03-21） 

相信每位高中同學，都會關心自己進入大學接受教育的機會。最近有研究指出，香港九十年代至今接受大學教育機會的貧富差距大幅擴大：1991年低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子女進入大學的比例大致相若，但到了2011年，卻出現嚴重「貧富懸殊」的情况。在本文，我將為大家解釋為何全球化在這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順帶一提，今次的统計圖表雖然較為複雜，但如同學們能仔細參透，將來就不用害怕卷一的資料回應問題了。

究竟所謂大學教育出現「貧富懸殊」是怎樣的一回事？坊間這類研究，一般建基於人口普查5%樣本的數據。簡單舉例，研究者把適齡接受大學教育（19-20歲）的年青人除以大學生人數，就可計算出大學入學率，如1991年為6.5%，2011年為19.1%。再按他們家庭收入劃分四等分(quartile)，然後找出其中的大學生人數，就可計算出不同收入家庭子女進入大學就讀的比率。如圖一所示，在1991年收入最低四分一家庭其19至20歲子女進入大學的機會是8.5%，還稍勝於收入最高的四分一家庭的5.1%。不過，到了2011年，兩類家庭子女進入大學的機會卻逆轉並大幅拉開，較高收入家庭的入學率激增至35.8%，而低收入家庭的年輕人進入大學的比例卻只有12.7%。大學入學率的「貧富差距」達2.8倍，大約每有1名較低收入家庭子女入讀大學，就有接近3名來自較高收入家庭。

單從這組數據看來，香港的大學教育機會均等，從殖民地時代到現今特區時期似乎是大幅惡化，「貧富懸殊」愈見嚴重。是不是香港大學學額自九十年代開始快速增加，反而令高收入家庭子女進入大學機會的增加幅度遠超低收入家庭？坊間也有循着教育制度的改變，如直資學校、名校世襲制度出現等來解釋這個貧富差距出現與擴大的現象。

不過這些分析，卻忽略了全球化因素的影響。我認為在這問題上，全球化最少從兩方面影響了大學教育的貧富懸殊現象。

第一，在全球化下，海外大學似乎已成為高收入家庭升學的重要途徑。如果我們仔細分析2011年普查數據中，19至20歲大學生就讀課程的地點，就會發現在海外就讀大學的本港學生已佔總大學生人數的37.3%。除卻最高收入的四分一家庭之外，餘下四分三家庭之中若有子女升讀大學的話，約有70%入讀本地大學，30%到海外升學。至於最高收入的四分一家庭入讀大學的情況，卻是有一半的大學生到海外升學，而且很明顯家庭收入越高，往海外升學的比例也更高。這說明了分析本港的大學教育機會，不能只着眼於本地教育系統，而應也注意高等教育全球化的影響。較高收入家庭中，往海外升學已是主流。高收入家庭年輕人的優勢，並不光在於競爭進入本地大學，而是他們有條件選擇升讀海外大學，在全球化的時代，這已是毫不出奇。

第二，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其實人口普查所得的數據也有了很大的變化，令比較1991年與2011年的大學升學率，變得完全不可能。在上面我們所以能從2011年普查數據中找到海外升學同學人數，是因為政府統計處從2000年開始已採用所謂「居住人口」（resident population）點算方法，當中包括「流動居民」（mobile resident），即是本港永久居民，在進行普查時間不必身在香港，但在普查時刻前或後的六個月內，至少在港逗留一個月，都會被點算。由本港到外地升讀大學的學生，由於他們大多會回港度假，所以理應也被包括在普查當中。

在2000年前的普查所採用的舊方法，卻是根據「廣義時點」（extended "de facto" method）的定義，只有在普查時刻中身在香港的人士，才會被包括在普查範圍。到了海外升學的學生，除非當時正回港度假，否則不在調查之列。人口點算方法的改變，原因也在於全球化所帶來的人口流動。試想想，在舊點算方法下，不但到外地升學的本港學生會被排除在外，連到外地旅遊或公幹的港人也會從普查中「人間蒸發」，而當時在港旅遊的外地人，反而會被調查。這在以往人口流動較少的時代可能問題不大，但到了二十一世紀，人口流動加快，來港旅客快速增長，把他們「點算」為本港居民會帶來誤導。

另一方面，到外地公幹、旅遊、升學的港人數目龐大，其中也包括大量到內地短期工作或居留的港人，舊點算方法把他們通通排除在人口普查數據外，也會嚴重影響普查資料對制訂政策的作用，令有關當局無法掌握「本港居民」的資料和他們對公共服務的需要。因此在2000年，統計處下定決心，改變了點算方法，但因此也令2000年前後的普查數據不能比較。在舊點算方法下的1991年人口普查中，我們找不到往海外升學的學生人數和資料，自然也無法知道全面的大學入學率，而只知道在本港大學升學的人數。因此，以當年普查數據進行分析，極有可能會低估高收入家庭子女的大學升學率，形成低收入家庭子弟進入大學比高收入家庭還要容易的「懸案」。

全球化的重要性，在這議題上顯露無遺，今天我們對任何重大社會議題進行分析，大概都不能無視全球化的影響。在這個「大學教育貧富懸殊」事件中，就是因為現有分析忽略了我在本文所指出的全球化兩方面影響，而令分析結果出現偏差。

教育機會均等和通識科中「個人成長」和「香港生活素質」當然都有莫大關係，和同學們也有切身關係。正因如此，我們更應充分審視全球化對這議題的影響，才不會有所偏頗。而且通識科强調的批判思考，也該應用來審視資料來源與解讀方法，才不會出現誤用的問題。同學們，您也能正確解讀今次的统計圖表嗎？

參考資料

政府統計處。2000。「修訂香港人口估計的編製方法」 香港統計月刊﹕2000年9月。香港﹕政府統計處。頁FA1-FA16。

圖1.  19至20歲青少年按所屬家庭總收入組別劃分就讀大學學位課程百分比

資料來源：1991至2011年人口普查5%樣本。

圖1 的統計資料

	1991年	2011年
最低收入四等分 (低收入家庭)	8.5	12.7
第二個四等分	8.1	12.9
第三個四等分	4.4	15
最高收入四等分(高收入家庭)	5.1	35.8

表1. 2011年19至20歲就讀大學學位課程學生的在學地點與所屬家庭總收入組別

	在香港就讀 大學學位課程		在海外就讀 大學學位課程
所屬家庭總收入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最低收入四等分 (低收入家庭)	98	70.9%	40	29.1%
第二個四等分	241	75.9%	76	24.1%
第三個四等分	288	70.1%	123	29.9%
最高收入四等分 (高收入家庭)	321	49.6%	326	50.4%
(總人數)	948	62.7%	565	37.3%

資料來源：2011年人口普查5%樣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