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與大學教育的「貧富懸殊」現象

趙永佳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香港亞太研究所副所長、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長期關注中學通識科發展。

（原刊於　明報「全球化360」2013-03-21） 

相信每位高中同學，都會關心自己進入大學接受教育的機會。最近有研究指出，香港九十年代至今接受大學教育機會的貧富差距大幅擴大：1991年低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子女進入大學的比例大致相若，但到了2011年，卻出現嚴重「貧富懸殊」的情况。在本文，我將為大家解釋為何全球化在這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順帶一提，今次的统計圖表雖然較為複雜，但如同學們能仔細參透，將來就不用害怕卷一的資料回應問題了。

究竟所謂大學教育出現「貧富懸殊」是怎樣的一回事？坊間這類研究，一般建基於人口普查5%樣本的數據。簡單舉例，研究者把適齡接受大學教育（19-20歲）的年青人除以大學生人數，就可計算出大學入學率，如1991年為6.5%，2011年為19.1%。再按他們家庭收入劃分四等分(quartile)，然後找出其中的大學生人數，就可計算出不同收入家庭子女進入大學就讀的比率。如圖一所示，在1991年收入最低四分一家庭其19至20歲子女進入大學的機會是8.5%，還稍勝於收入最高的四分一家庭的5.1%。不過，到了2011年，兩類家庭子女進入大學的機會卻逆轉並大幅拉開，較高收入家庭的入學率激增至35.8%，而低收入家庭的年輕人進入大學的比例卻只有12.7%。大學入學率的「貧富差距」達2.8倍，大約每有1名較低收入家庭子女入讀大學，就有接近3名來自較高收入家庭。

單從這組數據看來，香港的大學教育機會均等，從殖民地時代到現今特區時期似乎是大幅惡化，「貧富懸殊」愈見嚴重。是不是香港大學學額自九十年代開始快速增加，反而令高收入家庭子女進入大學機會的增加幅度遠超低收入家庭？坊間也有循着教育制度的改變，如直資學校、名校世襲制度出現等來解釋這個貧富差距出現與擴大的現象。

不過這些分析，卻忽略了全球化因素的影響。我認為在這問題上，全球化最少從兩方面影響了大學教育的貧富懸殊現象。

第一，在全球化下，海外大學似乎已成為高收入家庭升學的重要途徑。如果我們仔細分析2011年普查數據中，19至20歲大學生就讀課程的地點，就會發現在海外就讀大學的本港學生已佔總大學生人數的37.3%。除卻最高收入的四分一家庭之外，餘下四分三家庭之中若有子女升讀大學的話，約有70%入讀本地大學，30%到海外升學。至於最高收入的四分一家庭入讀大學的情況，卻是有一半的大學生到海外升學，而且很明顯家庭收入越高，往海外升學的比例也更高。這說明了分析本港的大學教育機會，不能只着眼於本地教育系統，而應也注意高等教育全球化的影響。較高收入家庭中，往海外升學已是主流。高收入家庭年輕人的優勢，並不光在於競爭進入本地大學，而是他們有條件選擇升讀海外大學，在全球化的時代，這已是毫不出奇。

第二，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其實人口普查所得的數據也有了很大的變化，令比較1991年與2011年的大學升學率，變得完全不可能。在上面我們所以能從2011年普查數據中找到海外升學同學人數，是因為政府統計處從2000年開始已採用所謂「居住人口」（resident population）點算方法，當中包括「流動居民」（mobile resident），即是本港永久居民，在進行普查時間不必身在香港，但在普查時刻前或後的六個月內，至少在港逗留一個月，都會被點算。由本港到外地升讀大學的學生，由於他們大多會回港度假，所以理應也被包括在普查當中。

在2000年前的普查所採用的舊方法，卻是根據「廣義時點」（extended "de facto" method）的定義，只有在普查時刻中身在香港的人士，才會被包括在普查範圍。到了海外升學的學生，除非當時正回港度假，否則不在調查之列。人口點算方法的改變，原因也在於全球化所帶來的人口流動。試想想，在舊點算方法下，不但到外地升學的本港學生會被排除在外，連到外地旅遊或公幹的港人也會從普查中「人間蒸發」，而當時在港旅遊的外地人，反而會被調查。這在以往人口流動較少的時代可能問題不大，但到了二十一世紀，人口流動加快，來港旅客快速增長，把他們「點算」為本港居民會帶來誤導。

另一方面，到外地公幹、旅遊、升學的港人數目龐大，其中也包括大量到內地短期工作或居留的港人，舊點算方法把他們通通排除在人口普查數據外，也會嚴重影響普查資料對制訂政策的作用，令有關當局無法掌握「本港居民」的資料和他們對公共服務的需要。因此在2000年，統計處下定決心，改變了點算方法，但因此也令2000年前後的普查數據不能比較。在舊點算方法下的1991年人口普查中，我們找不到往海外升學的學生人數和資料，自然也無法知道全面的大學入學率，而只知道在本港大學升學的人數。因此，以當年普查數據進行分析，極有可能會低估高收入家庭子女的大學升學率，形成低收入家庭子弟進入大學比高收入家庭還要容易的「懸案」。

全球化的重要性，在這議題上顯露無遺，今天我們對任何重大社會議題進行分析，大概都不能無視全球化的影響。在這個「大學教育貧富懸殊」事件中，就是因為現有分析忽略了我在本文所指出的全球化兩方面影響，而令分析結果出現偏差。

教育機會均等和通識科中「個人成長」和「香港生活素質」當然都有莫大關係，和同學們也有切身關係。正因如此，我們更應充分審視全球化對這議題的影響，才不會有所偏頗。而且通識科强調的批判思考，也該應用來審視資料來源與解讀方法，才不會出現誤用的問題。同學們，您也能正確解讀今次的统計圖表嗎？

參考資料

政府統計處。2000。「修訂香港人口估計的編製方法」 香港統計月刊﹕2000年9月。香港﹕政府統計處。頁FA1-FA16。

圖1.  19至20歲青少年按所屬家庭總收入組別劃分就讀大學學位課程百分比

資料來源：1991至2011年人口普查5%樣本。

圖1 的統計資料

	1991年	2011年
最低收入四等分 (低收入家庭)	8.5	12.7
第二個四等分	8.1	12.9
第三個四等分	4.4	15
最高收入四等分(高收入家庭)	5.1	35.8

表1. 2011年19至20歲就讀大學學位課程學生的在學地點與所屬家庭總收入組別

	在香港就讀 大學學位課程		在海外就讀 大學學位課程
所屬家庭總收入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最低收入四等分 (低收入家庭)	98	70.9%	40	29.1%
第二個四等分	241	75.9%	76	24.1%
第三個四等分	288	70.1%	123	29.9%
最高收入四等分 (高收入家庭)	321	49.6%	326	50.4%
(總人數)	948	62.7%	565	37.3%

資料來源：2011年人口普查5%樣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