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3日 星期一

「不可能的夢?」制度短板與中國足球困局


趙永佳  劉碩
明報  2010711日星期日
(舊文章 ,供老師與同學参考)




最近全球熱話的當然是世界盃,在內地也不例外。雖然中國國足未能出線南非,但也有三位「足球寶貝」,一名球證及大量記者成為世界盃上的「中國元素」。而國足也有幸能為法國隊暖身,並以一比零搶先驗証了這支前世界冠軍的衰敗。不過這始終不能掩蓋中國足球在世界盃盛事中斯人獨憔悴,不但國足已經兩屆未能進軍世盃,而且近年來除了在熱身賽及次級賽事(如最近的東亞四強賽)表現神勇以外,大型比賽的戰績都不濟,再加上中超球會在亞冠盃的賽事被韓國球隊集體PK,有「低處未見低」之感。中國足球多年來「衝出亞洲,走向世界」,似乎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夢。

有關中國足球的「不勝史」,坊間有幾種直觀式的解釋。首先是中國人的人種問題,體質不能應付身體碰撞較多的運動。還記得2002年國足在世盃一球未進而小組出局,而土耳其和南韓分別奪得三、四名之後,就有內地足壇人士主張嚴選維吾爾族和朝鮮族人加以訓練成為國足骨幹。另外是文化論,因為中國文化不論是儒、釋、道,皆以和為貴,不好爭鬥,我們文化上就已不能適應足球運動。還有是庸俗社會因素論,例如「一胎化」下的小皇帝的抗逆能力極低,所以國足球員的心理質素不佳,在大賽壓力下往往首先崩潰。

當然,還有足協和球會管理層的貪污腐敗、球員的假球、球証的黑哨等種種問題,都是最近國人一般用來解釋中國足球不振的原因。不過,過分簡化的文化、社會論顯然不能充份解釋中國足球的困局,而當今球壇的種種亂像,從宏觀角度審視,都只是表徵,並非原因。本文企圖以政治經濟體學的制度角度來了解中國足球發展,並以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國家與市場的轉型和互動來指出,「制度短板」才是中國足球困局的深層次原因。

和其他社會範疇一樣,足球也是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由國家主導的社會主義體制過渡至市場體制。在中國社會主義時期的體育管理制度,一般統稱為「舉國體制」。「舉國體制」作為中國競技體育的管理體制,其產生其實是受到了當時國內外環境的影響。從國外環境來說,在冷戰期間,體育有著更多的外交意義。各大世界賽場特別是奧運會成了蘇美所代表的兩大集團展示和比較雙方社會制度優劣的舞臺。從國內環境來看,由於當時物質條件極度困難,可支配的資源有限,且受到「人民公社」熱潮和「大躍進」指標的影響,國家體委集中權力對體育進行獨家指導和管理,集中人力、物力、財力,來保證部分重點項目形成優勢。這也就是「舉國體制」的由來。在各項體育項目的國際競賽中,如排球、乒乓、羽毛球、舉重、跳水等,「舉國體制」都為中國揚威世界體壇扮演重要角色。

改革開放後,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變化,計劃經濟體制被市場經濟體制所取代。因應整體大環境的變化,中國體育也開始進行市場化改革。足球被選為體育體制改革的突破口,一方面是由於作為三大球之一,足球水準無疑可以反映一個國家綜合體育實力;另一方面,在「奧運戰略」的影響下,人員編制多、耗資大、競技水準相對低的足球項目成了傳統「舉國體制」的棄兒,因此,市場化改革在當時成為中國足球最為現實的出路。

改革初期,市場尚未形成,職業足球球會多數是在專業隊的基礎上,由省、市政府直接或間接投資建立起來。隨後中國足球又經過了協會實體化、球會改制等一系列改革。表面上看起來,中國足球的市場化改革很徹底,很「一步到位」;但實際上,中國足球的市場化改革並沒有解決很多深層的制度性矛盾,反映到比賽結果上,就是國足、中超球會在國際賽場上的「屢戰屢敗」。

市場化的職業聯賽中,球會本應是理所當然的主角。但中國足球的職業聯賽中,舊制度的殘留使得球會和地方政府或單位還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自然要服務於國家隊、國奧隊所肩負的「衝出亞洲,走向世界」的歷史任務。球會利益在國家的利益面前顯得微不足道。這一點從中超、中甲的賽程改革上可見一斑。

中國甲級職業聯賽從首屆開始就採用升降級制度,但中國足協於2000年底對這一賽制做出了重大調整,如2001-2002年暫停聯賽的升降級,之後又將15支球隊的甲級聯賽壓縮成12支球隊的中超聯賽。足協對於這一調整的解釋是為了解決市場化改革以來的種種問題,如球會為著奪冠保級導致的惡性競爭、球會運營成本失控等等。但事實上,不管是賽制上的調整,還是中甲中超為了遷就國家隊國奧隊集訓而變得支離破碎的賽程安排,多少是為了給國家隊衝擊02年的韓日世界盃提供更長的集訓時間。種種措施導致的後果是沒有升降級壓力的國內聯賽市場迅速冷卻,原本就經營困難的球會面臨雪上加霜的局面,卻被要求要以「大局為重」而對此無可奈何。類似的措施在08年北京奧運會前又如法炮製了一次。即使2010年新足協主席韋迪上任後,情況也沒有很大改善,依然有足協官員發表類似「國奧踢中超」這種聯賽為國家隊、國奧隊服務的觀點。

從以上種種,我們無疑可以看出「舉國體制」遺留下來的「金牌戰略」依舊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力。體育總局擔心失去控制而無法完成「金牌戰略」因此絕不會將聯賽的經營權下放。球會既然是從國家組織「體委」內分化出來的,享有的權利是國家「讓渡」出來的,無可避免要服從於國家的政治利益。新舊體制交替中,中國足協得以保留其作為行政機構的權力,可以運用行政手段來隨意控制及更改聯賽的賽制、賽程,甚至犧牲聯賽運營主體的經濟利益(如要求可以穩定票房的大牌球員參加國家隊、國奧隊更長時間的集訓)以滿足政府對於政治利益的追求。球會既是執行現代企業制度的獨立法人,同時又不得不扮演足協屬下的地方訓練隊。角色混亂的背後實際上體現的是市場和政府這兩種制度的角力。而目前看來,舊體制還是占了上風。然而,這樣的市場/政府組合效果顯然並不理想。反觀日本和韓國卻一路打入2010年世界盃十六強。這實在是極大的諷刺。

扭曲的政府市場搭配所導致的另一個嚴重後果是職業聯賽變得混亂無序。足協掌管聯賽經營大權,本應維持聯賽應有的紀律和秩序。但是,足協在維持聯賽秩序時,依靠的卻不是法律,而是行政命令;其在聯賽市場上所扮演的角色也不是中立的規則制定者和維護者,而是有著切身利益的主動參與者。對於足協來說,只要不觸犯其核心利益「金牌戰略」,球會的投機行為某種程度上是可以被容忍的,因為聯賽還是要靠球會捧場才能進行得下去。作為各個球會利益之間的協調者,在維持聯賽秩序時,足協自然的反應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之前幾次足壇反黑風暴之所以雷聲大雨點小,原因就在於此。另一方面,任何試圖挑戰足協對聯賽控制權的行為,都被人為地上升到了「政治」高度。因此,當七名球會投資人不滿混亂的聯賽,試圖以退出聯賽來挑戰足協對聯賽的控制權時,足協憑藉其體育總局轄下機構的行政身份聯合地方體育局對參與其中的球會施以重壓。要知道很多球會無法自負盈虧,需要依靠地方政府和當地企業的支援。因此,這一招尤其奏效。轟動一時的G7革命就此被滅於無痕。

市場、國家的二元對立,是中國足球制度短板的主要成因。和發展經濟的一帆風順不同,在改革後的足球界,國家和市場的利益總是不能好好的調和並進行良性互動。在國家利益的壓制下,以聯賽、球會為主體的市場機制未能建立起來,而國家在市場往往失效的基礎建設中也長期不作為,未能制約市場的違規和尋租行為,更沒有一套全方位的青訓制度。在往後的改革中,盲目的鼓吹國退民進,或一味加強國家介入(如重提舉國體制),都不一定能為中國足球帶來生機,必定要在制度層面釐清國家和市場的定位和分工,國人才有機會實現衝出亞洲,走向世界的美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