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永佳：「一國兩制」這樣教 可以怪年輕人嗎？

明報「星期日生活」

2015年3月15日 星期日

最近，反內地自由行、水貨客的本土主義行動風起雲湧，其中年輕人似乎是行動的骨幹，而同時不少民調亦說明較年輕者的中國意識較弱，本土意識卻較強。這令人不禁問，為什麼回歸多年，年輕一代對中港關係，不少還是會較為偏向本土主義，而否定中港兩地的聯繫？有內地學者評論香港青年問題時，也認為香港教育界和社會對「一國兩制」理解和觀念並不準確，存在很多誤解、歪曲， 「對去殖民化教育，要補這門課」。另一位中方人士也要求今天香港社會，必要進行「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再啟蒙」。

我家老三的小六常識科，不久前的小考就正好是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單元，當中也包括「一國兩制」及「港人治港」的內容，正好可以用來說明，今天在本港小學中，對這類「國民教育」的題材是怎樣來教的。我想指出，若中、小學還是這樣教「一國兩制」等公民教育的議題，建制派可不能怪責年輕人，對一些重大公共議題，出現對他們來說「偏頗」的看法。

強調內容資料忽略概念

除了一般的升旗、奏國歌之類的儀式之外，常識科可算小學生接觸國民、公民教育的途徑。小學常識科一般在小四教授有關中國歷史的單元，在小五時包括香港歷史與經濟發展的議題，到小六上學期就會進行香港政治公民教育的學習。老三的教科書，可算「政治正確」，以「基本法的保障」為主題來討論「一國兩制」及「權利與義務」，亦有另一單元以「港人治港」為主旨，來交代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組成與運作。從建制角度看，可能會嫌教科書不夠愛國，對「一國兩制」、「基本法」等制度，冷靜有餘，熱情不足。以一般人眼光看來，卻還算是持平，有些人憂慮的「洗腦」情况並沒有出現。課本也討論了「權利與義務」、「為什麼要有選舉」這些重要的公民教育議題。

不過，在和老三搏鬥了幾天來為考試溫習的過程中，我卻深深體會到，為什麼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孩子們對一國兩制的了解還是基本上欠奉。首先，從教科書所見，和常識科其他單元的教學一樣，本科過分強調知識內容和資料，而不是概念。例如，在討論「一國兩制」一節中，課本只是以鄧小平的兩次發言來強調中國對香港擁有主權。問題是， 「小學雞」們對「主權」概念都未了解，又怎樣能了解「一國兩制」中「一國」的概念？

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一節中，課本的建議教學活動，是閱讀「基本法」第二條和第十二條，以找出，港作為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包括行政管理、司法，和立法權。驟眼看來，這不太難，老三在溫習時，雖然能夠列出三種自治權，但他坦言不知道「這是乜東東」，純粹是把它們背下來。對成年人可能是「常識」的概念，對小學生卻是「火星文」。當然也可能是老三的「常識」不足，悟性不夠，不過他在全級成績一直緊守中游，相信也代表了普遍同學的反應。

大量資訊遠超學生負荷

其次，小學常識科的第二個通病，是在短時間內要同學理解大量資訊，造成他們超負荷，反而達不到教學目的。在「權利與義務」一節中，雖然課本嘗試扼要帶出「有權利就必要義務」的重點，但課文中也好像「指定動作」地列出一大堆權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享受社會福利、選舉與被選舉權……）及義務（遵守法律、參與投票、當陪審員等等）。老三表示，最感困難的地方，是去了解特區政府的行政架構，特別行政長官下面有幾個司長，再下面有幾個決策局等等。我們學校還算有「人性」，不需要同學「知道」決策局是哪十二個，但有朋友的孩子在他校就花了不少時間來背誦它們的名字。最最討厭的還算是有關司法機關的內容，因為課本中強調香港司法制度的架構與組織。大專同學們可能知道「終審法院」和「高等法院」哪個較「大」，但他們知道「裁判法院」和「區域法院」的分別嗎？還有什麼是「審裁署」、「死因裁判法庭」嗎？因為課本過分強調資料，而且在短時間內對同學「灌輸」大量的資訊，因此同學除了「死記硬背」之外，卻沒有其他辦法來應對。「記性」好的孩子會「着數」一點，但資質中庸的老三就只有投降了。

考試側重記憶語文能力

第三，香港是一個「分數第一」的社會，因此考評往往會決定教學方法與內容。翻查老三的作業，以「填充」題為主，到了高小，一般都不會「供詞」，意即不會提供答案選擇，因此上面提及的兩個問題就成為死穴。因為重資料，不重概念，又包含大量資訊，就會令填充所評測到只是同學的記憶力或語文能力，而不是他們對課程內容的理解。例如有一題關於駐港解放軍不干預香港地方事務，是體現「高度自治」和什麼的管治方針？老三從課文中找到「一國兩制」填上，但「正確」答案是「港人治港」。當然我們成年人可能會分辨到當中的細緻差別，但小孩子根本不會理解那幾個大概念的微妙分野，自然除了把這道習題記下來之後，就沒有辦法了。還有一道「是英國自_____後開始管治香港」，老三答了「1840 年」，正確答案卻是「鴉片戰爭」。這類問題，考的不是對概念的理解，只能是對一些內容資料的掌握和正確回應。在「權利與義務」一課中的填充題，就是爸媽和我到公園遊玩，其中權利可以使用公園的______和義務是遵守公園______。（答案：設施、規則），這完完全全是語文題！

因此，內地官員、學者怪責本港教育當局和教育界，沒有認真做好教育同學們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時候，往往會歸咎香港殖民地教育制度遺害的影響，卻忽視了現有教育制度重資料、輕概念，和重記憶、不重理解的情况下，就算教育局官僚和學校老師們不在政治上和中央對着幹，也不可能會教得好。例如有學校的國民教育，是要學生背誦中國各省名字，或中國各少數民族的名稱和位置，這又有什麼可能會令同學對中國產生感情？愈認真推動這種「國民教育」，反而會令同學愈反感。

守舊教育觀念制度之過

這點對現在熱議中的「中史科」問題，也有同樣意義。無論是「重古輕近」或「重近輕遠」，如果只是要同學背誦大量史實，無疑又是要扼殺小朋友對中國歷史的興趣。老三本來對中國歷史無大興趣（他可是《哈利波特》、《波西傑克森》的粉絲），但我先以「三國無雙」（一款電玩遊戲）作餌，給他把三國中各個人物都操縱了一遍之後，再讓他閱讀橫山光輝的大河漫畫《三國志》，然後才開始看文字書。有一天我們不知為何談起三國名將張遼，老三居然知道他原本是董卓的下屬，後來才改投曹操麾下。順帶一提，我為老三設計的中國歷史課，下一個課題是秦始皇，再下來應該是水滸傳，靠的就是日本動漫來攻破他的「心防」。中史之外，文憑試的中文科變成「死亡之卷」，又過分強調應試（中文科問題可參考文友陳漢森著作），相信對培養學生的中國文化認同「有百害無一利」，反而不及以前「A Level」的中國文化科。與其急於硬銷中史科，不如先「優化」一下（套用內地用語）中文科，令同學能真正從中國文字之美出發，培養出文化認同感。

正如北大饒戈平教授所言，國民教育應該根據香港的具體情况，從中國歷史、文化、文字入手，不一定要涉及意識形態。如果真的能這樣進行「國情」教育，我相信除了激進本土主義者之外，反對的人也不一定太多。不過如何來做，也是一個問題。假如還是好像現在常識科一樣教，那麼，愈認真其實愈不會見成效。

寫這篇文章的目的，並不是要鼓吹國民教育（我個人倒不反對柔性的國情教育），也不是說教育能解決所有社會和政治問題。如果說和老三一般的小學生，讀完這單元之後，還是對「一國兩制」一知半解的話，這並不一定是殖民地餘孽作祟，而是我們某些過時、守舊的教育觀念制度之過。當然，如果填鴨教育也是殖民教育制度一部分的話，我們也可把帳記在殖民地的頭上，但我們這種死記爛背的學習方式，似乎也並不光是英國人帶來的殖民教育理念。常識科的問題，其實並不單純是國民教育的問題，而是關乎香港學生的整體人文、科學、公民素養的培養。我很希望，有一日香港的小朋友可以「正常」地學習日常生活必要的「常識」（其中應該包括一國兩制及中國文化的真義），而不是要「硬食」一大堆「生字」與資料。這樣，國情教育與公民教育，才會水到渠成，理想達到。香港目前的現實是，主流教育制度確實未有處理好公民教育這課題，雖然未至於如某些建制意見般「教壞」青年人，令他們變得激進，但學校課程實在也未能從小開始，有效地向他們提供基本的公民知識與思考的工具。到了高中才來從通識教育中學習，如何在四方八面轟炸他們的資訊與意（偏）見中作出正確的判斷，可能已經太遲了。

趙永佳﹕一個現代奴隸主的自白（上）

明報「星期日生活」

2015年2月15日 星期日

我搞社會學，做了奴隸主

  

【明報專訊】Erwiana案最近審結，令公義得到彰顯，也說明了香港的警察、法庭有時也挺管用。事發之後，外傭是「現代奴隸制」一說，成為維權組織和媒體「建構」問題的主要框架。這篇文章，是我作為一個當了18年、6位外傭的港人「現代奴隸主」的自白。

18年前，我的大兒子快將出生，我們就考慮要不要聘請外傭（那時以菲籍為主）。我家兩老的身體都不好，自顧不暇不能幫忙。外母也長居加拿大，因此尋求「外援」是唯一選擇。當時老妻還在上班，大兒出生後找外傭照顧，在當時而言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不過，在決定之前，也躊躇了一陣子，因為我們「晚婚晚育」，二人世界過了好一段時間，才出了「意外」生孩子。因此，孩子之外，再加一位「外人」在家中，心中也是有點忐忑，不知道她是否能幹、能否和她相處，更擔心會否碰上一些媒體中常渲染的「恐怖外傭」會虐待寶寶。不過，最後當然需要壓倒一切，我們經一位鄰近相熟的年長菲傭介紹下，把她的姪女Melba從菲國請來。因為不希望她被中介公司「剋扣」中介費，找到一家在菲傭中間口碑不錯的中介公司來處理。但這樣就比通過一些大規模中介公司從本地或外地、約滿或要離職外傭中聘請要花更多時間。結果，她在孩子滿月之後才抵達香港。我們兩口子就要「雞手鴨腳」的在外母遙控下撐了個幾月。到了Melba抵港，我們當然是歡天喜地去機場接她，慶幸可以「逃出生天」。

「剝削」還是「善待」？

我是搞社會學的，專業又是發展研究和勞工問題，當然完全明白菲傭出外打工的政治經濟背景和移民勞工所碰到的問題。所以，當時心中在要不要、是不是「剝削」她們的問題上糾結了好一陣子。當然後來是只能把這些意識形態問題拋諸腦後，患得患失地迎接我們第一位家傭的來臨。我不敢自認「左翼」進步人士，只是一個改良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當然也有小資特徵的人道主義，因此當時在和外傭的相處上，也下了一番心思。例如Melba的年齡比我們稍大，因此我們都叫她「Auntie」，希望營造一種她是來幫忙遠房親戚的氛圍。進步人士會指出這改變不了資本主義「剝削」的本質，不過我們覺得，「善待」她們是我最起碼能做到的事情。

後來孩子年紀稍大，也是這樣稱呼歷任「Auntie」們。而且孩子們都能尊重她們，真的視她們為長輩。孩子小時候，「Auntie」們最津津樂道的事情，是當孩子還在幼兒園時，見到家傭來接放學，會飛奔上前擁抱，熱情地大叫「Auntie」，然後自己揹着書包（我們堅持書包要自己揹）和她們手拖手地回家。這讓她們在一眾鄉親面前也面上有光。

Melba工作了4年，儲了一筆積蓄，就回到鄉下買地建屋。這也是我們的預料之中，因為從她抵港開始，老妻就做她的思想工作，叮囑她不要亂花錢，不要把工資都寄回家（因為老公會把錢都花掉），盡可能每月都存起一點私房錢。老妻常常和她討論將來子女（她來港時也是剛誕下一子）的教育問題，提醒她哪裏也是一樣，將來念書要用很多錢。Melba很「聽話」，4年下來，存了數萬港元，足夠她回鄉買地建屋。

請的不止是一個工人

我們歡天喜地把她送走，迎來了她的表妹Gemma。社會學告訴我們，「熟人介紹」是招聘這類僱員的有效途徑，而且我們認識Melba，也認識了從Melba家鄉來的其他親人，發生了什麼事也可以向他們求助。「社會網絡」也是「社會控制」的一種方式，我們知道，請來的不光是她一個人，還有她背後的家人，和她在香港的朋友和社會關係。因此Melba在港時，我們會讓她在特別日子時把親友請來我家開派對，也好認識一下她身邊的人。

第二位Gemma是一年輕女孩，比老妻還要小，人很聰明。Melba的英語不太靈光，不會和老大講太多說話，但Gemma就很努力的教一歲多的老二講話，後來老二的語文能力超強，雖然孩子們的天賦應該有差異，但後天環境不同可能也有影響，說明了外傭對孩子的成長，也是其中一個有影響的因素。Gemma留了兩年，就可以回家做小生意，之後我們從她的親屬網絡中繼續招聘她的繼任人。有一段時間，當老二出世後，我們更因為擔心一位家傭應付不來太辛苦，而同時僱用兩位。後來老大老二年紀漸長，我們才趁有一位Auntie要回鄉動手術並休息一下的機會來「裁員」，讓她妹妹留下來繼續為我們工作。

我們家的「歷任」Auntie都可算努力工作，雖然多多少少都有未如人意的地方。例如做菜，因為我們一般從菲律賓直接請過來，所以她們都不太會做廣東菜，幸好我們兩夫婦的要求都不高，反而孩子們吃得高興（只要是煎炸食物）就可以了。她們有的「一點就通」，但也有將勤補拙的，因此僱用外傭，也只能碰運氣。

對家傭的理財教育

當然也不是每位都順風順水，外傭僱主群組中常提到的問題，我們也碰到不少，也有要提早和其中一位解約的慘痛經驗。Judy是Melba的同鄉，工作方面非常好，但她在金錢方面有很多問題，家裏需索很多。工作了幾年後，我們接到財務公司的追債電話，起初我們還希望和她一起解決，但她「死口」不承認有借高利貸，最後我們收到財務公司的通知，和她一起到財務公司對質，她不知為何，還一口否認。此時，我們覺得彼此已沒有互信可能，當然不可以把當時只有四歲及一歲的老大及老二交她手上，結果老妻含着眼淚，和她一起收拾細軟和買機票。最後連同法定的一個月代通知金之外，還共補給她一萬塊希望幫她回家後渡過難關。以後我們對家傭的理財教育就更着緊，不但要她們審慎理財，還要她們如果有金錢困難，一定要首先來找我們商量，千萬不要重蹈Judy的覆轍去借「貴利」。外傭的金錢問題五花八門，例如為同鄉擔保借錢，又或者因為家中出了事要向我們借糧。有一位因為家中兒子要求買電單車「上學」而要借錢，我們召開家庭會議來討論，最後結論是他其實並不需要電單車，而且更不應對兒子過分遷就，因此沒有借給她。

我們也有一段時間是同時請兩位親姊妹或表親為我們打工，以為這樣可以避免兩位Auntie摩擦的出現。但原來親生姊妹可能更容易出現問題。有一次她們兩位出現爭執，我們也調解不了，結果要把她們在港的一位長輩「出馬」，進行四方會談才把問題拆解。僱用外傭，固然可以「合則來，不合則去」，但我們迎接入家中的可不只是一個工人，而是一位家庭新成員，要磨合自然要付出心思與時間。

把「桃姐」留在家中

我們的上一位Auntie Mynra在任差不多8年，一手把老三帶大，但到了前年，她就宣布會申請到加拿大打工，理由除了薪水之外（是香港的兩倍多），是有標準工時，更重要的是工作兩年後可以入籍加拿大。去年大年初一，Mynra終於等到簽證出發去加拿大工作，所以我們當天的節目不是拜年，不是去大埔林村許願，而是到機場送機。老三當時十歲，起初還若無其事，在機場推着行李手推車來「飛車」，又興高采烈地看舞獅表演。但到了離別一刻，他給Auntie一個緊緊的擁抱之後，就頭也不回掉頭就走。後來我們追上他之後，平常嘻皮笑臉的他才開始放聲大哭，直至在回家途中，才在車上累極睡倒。

每位來到香港的外傭背後，都有一個故事。不單在我家裏，在其他30多萬個有外傭工作的家庭也當如是。我有一位學生，家中外傭由他出生至今，已和他一起生活了29年，但他現在就擔心他的「桃姐」在約滿之後，會因為已年過六十，不能買到勞工保險，而不能繼續留港工作。不過我家Auntie就告訴我，她認識不少鄉親年過六十仍然留港的例子，會打聽一下，希望可以幫他把「桃姐」留在家中。

一個現代奴隸主的自白（下）

趙永佳﹕ 一個現代奴隸主的自白（下）

明報「星期日生活」

2015年2月15日 星期日

問題的根源，怎解決？

【明報專訊】和外傭「結緣」18年，當然對她們情况有點了解，佩服她們的堅毅和對家人的大愛之餘，也希望為她們發聲，讓港人多點認識她們的處境。我在10多年前也和一個勞工組織合作做了一次調研來了解她們的勞動條件和有否被侵權的情况，當時的結論（後來不幸言中），就是當時還是少數的印尼外傭群體，將來會是勞動爭議及權益受到損害的溫牀。我在高中通識科（liberal-snapshots.blogspot.hk）也以外傭為題目設計教材，好讓學生能從不同角度了解她們。

我也常撫心自問，把她們請來香港工作，是否剝削她們（雖然我家工資從來都高於最低工資），是否偽善？我明白資本主義的僱傭關係，從來都未必對等，外來勞工的處境就更淒涼，不過當我問現任Auntie Nida（Mynra的姊姊）她不來香港打工，會否更好？她回應說，她的學歷不足以到加拿大（需要完成4年制大學文憑），所以只能到其他亞洲地區。香港以外，最大的僱主就是沙特阿拉伯和新加坡。沙特阿拉伯和其他中東地區對外地勞工的保護一向不足，比香港各執法部門的效率差天共地。而新加坡因為有外傭徵款的關係，外傭實收工資只有香港的一半（另一半去了政府庫房）。香港當然有萬般不是，但比起鄰近地區，也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了。她們來到香港，除了加拿大之外，待遇大概已比其他地區為佳。

薪酬看齊最低工資 勞僱雙輸

香港外傭制度，需要改善的地方當然很多，例如解約後必須在14天內找到新僱主，或外傭無論工作多久都不能在港定居這兩點，個人覺得都應檢討。現在的外勞組織的兩點主要訴求，是要取消強迫留宿規定和將外傭與本地最低工資看齊。我不否認後者確有歧視成分，前者也易令外傭受到苛待。不過如果一旦全面執行這兩條規定，本港家庭對外傭的需求，必然隨着聘請外傭成本大幅提高而降低。在本地最低工資下，外傭就算在8小時工作下，也會有每月9000多元薪水。若取消強迫留宿，僱主按理也要支付住宿津貼，現在最便宜的外傭宿舍，大概也要2000元，聘請外傭的成本也必然要大為提高。

有組織指外傭制度令富裕家庭可以聘用外傭解決家務問題，令中產婦女可以自由擇業，而基層家庭則別無選擇，低收入婦女仍然被束縛在家庭當中，因此增加中產家庭聘請外傭的成本無可厚非。不過我們分析2011年人口普查資料，發現有16%聘請外傭住戶每月入息低於20,500元，低於30,000元的更達四分之一。由此可見，對外傭的依賴，不限於中高收入家庭，不少雙職中低收入家庭，其實也靠外傭來維持家務運作。我們當然要逐步改善外傭待遇，但若操之過急，只會令本地家庭與外傭出現「雙輸」的局面。如果大幅增加本港家庭聘請外傭的成本，只會將外傭變成少數高收入家庭的專利，令她們困在菲律賓出不了來，又或把她們「趕到」其他比香港可能更不堪的地方，這未必是在幫她們的忙。

本地家庭服務市場 長期萎縮

不久前，政府通過買位一定程度上成功發展了一個安老院舍市場（當然大部分院舍的質素和價錢還有待改善），但資助託兒服務，不論暫託、日託都遠遠滿足不了該類服務的需求。最近，政府更否決了對「長全日」（到下午六時）幼稚園的資助，令家長更別無選擇。長期以來，香港把護幼、安老、照顧殘疾的工作「內判」了給外傭，我們是否到了時候要思考如何減低對外傭的依賴？

因為有了外傭，香港的各種家庭服務市場長期萎縮，政府也彷彿有了理由對這方面的責任視而不見。有組織也主張要由公營資助機構吸納外地勞工來提供家庭服務，不過到時，又難保不會有「香港人優先」的訴求，也變相令外傭更難到香港工作。我的立場是希望能為基層家庭提供可負擔的家庭服務，但同時又不會損害外傭來港工作的機會。

受剝削噤聲 如何支援外傭？

我認為本港外傭僱主「正正常常」的還是多數，但不應單靠僱主個人的「好心腸」來善待外傭，也應在制度面入手來加強對外傭的保護，務求做到「有法必依」。現在的情况是，外傭受虐時常常只有「受害者」而沒有「投訴人」，其中菲、印兩國的外傭的不同處境對我們有啟示作用。菲籍外傭的社會支援網絡較完善，因此出事後她們都較可能得同鄉或組織援助，例如大部分菲傭的教會都會為她們提供支援，但印傭就比較受孤立，受到虐待都未必能報案求助。我們要扭轉這情况，應該從建立印傭（及其他國籍外傭）的支援網絡入手。

為了維護外傭免受剝削，並令隱藏個案浮上水面，政府計劃除了加強查察違法僱主和中介公司外，可以考慮首次來港的外傭必須接受外傭職前權益工作坊，我們建議這個工作坊必須由勞工處與外傭組織合作，例如菲傭由菲籍傭工組織安排，印傭由印尼籍傭工組織舉辦，因為他們對自己相同國籍的傭工來港工作過程、家鄉背景、常見問題等等最為熟悉，亦較易獲傭工信任，舉報如中介公司濫收中介費用等問題。政府外判給外傭組織舉辦工作坊，向他們提供資源，也有助於加強維權活動的能力（例如24小時求助熱線），以至為外傭提供各種個人和生涯規劃支援。勞工署和警隊都曾被投訴，對外傭受虐事件反應過慢，我們更應考慮借助公民社會的力量，來盡可能減少侵權問題的出現。

這篇「自白」的目的，不是要為外傭制度辯護。世界並不完美，移民勞工（尤其是家務工種）的問題，是當下全球化世代最棘手的問題之一，並不是一時一地可以完全解決。而且家傭或其他勞工移民到外地打工，當然都是因為在外打工環境無論有多差，都比呆在家鄉好一點點。我們改善外勞待遇的努力，必定也要考慮會否抹殺他們出外工作的機會。而且我們對外傭依賴甚深，要取代外傭，也先要解決家務問題。最最理想當然是由政府或公營機構聘用本地及外地工人來提供可負擔的家庭服務，令本地基層婦女也可在家務市場分一杯羹，又可外出工作，但又不完全抹殺外地婦女來港工作的可能性。

幫助她們盡快脫困歸鄉

作為「現代奴隸主」，我們覺得除了善待她們，其實最能幫助她們的就是讓她們盡快擺脫出外打工的處境，我家Melba及Gemma的經驗就比較理想。Mynra在港工作8年，仍然要到加拿大再打拼，其實也是有苦自己知。早前老妻到當地探親，開車4小時到多倫多市郊的一個小鎮探望她，雖然新僱主待她不薄，但當她們見面，談到家鄉種種問題（例如工資多了家人要求更多），兩人也不禁摟在一起先哭一會兒再詳談。

我們3個兒子都已長大，老三也快要升中，也曾商量是否可以不再僱用外傭減輕負擔。但Nida現在53歲，希望繼續留港工作，因此我們除了提醒她要把錢存起來之外，也承諾她在我們這裏要工作多久就多久。在Nida退休之前，大概我還會扮演這個現代奴隸主的角色，盡量把她當家人看待，大概是我這刻在這不完美的世界能做的少數事情之一。

一個現代奴隸主的自白（上）

趙永佳、李子樂 ： 男孩危機?語文危機?

第三屆中學文憑試剛放榜，許多學生正等待他們的大學聯招申請結果，中文科成「死亡之卷」再次成為輿論焦點。不過，我們發現，這張死亡之卷的殺傷力，卻是「男女大不同」。坊間也有種說法，謂主流教育制度著重語文表現，令擅長語文科目的女生佔優，男生相比下變得較「吃虧」。新高中課程推行後，不少人感到這種情況似乎更為突顯。爲此我們必須問：究竟學業表現上的男女差異，會否因學習課程、科目類別而有所不同？而性別對學業上所造成的成績高低最終又如何影響男女長遠的教育機會呢？

大學生女多男少，文憑試女叻過男

「圖一」顯示近年學士學位資助課程（即一般所指的大學課程）一年級生男女分布。圖中可見，大學一年級的女生數目一直較男生多。其實大學生女多男少現象自九十年代中期開始出現，到二千年代這個差距都是相當穩定的（甚至到新高學制推行前有稍微收窄的現象）。尤為值得關注的是，2012/13和2013/14年度是首兩屆文憑試學生考上大學的時間（2012/13年是新舊學制並存（double-cohort）的學年），那種女多男少的情況顯著擴大。這是否意味著新高中學制下女生的學業成績進一步跑贏男生？

圖一：近年大學一年級生男女分布

資料來源：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首兩屆中學文憑試男生女生又考得怎麼樣呢？據考評局資料，2012年和2013年文憑試考生都是男女數目相若的，我們可以參考「圖二」中考生在最佳成績的五科中取得4級或以上成績、各核心科目中取得4級或以上成績的男女比例（入大學的「實際最低門檻」往往是要達到4級或更佳的成績）。以2013年文憑試的中文科為例，男女比例為1:1.67，即在該科上考獲4級或以上成績的考生們當中，每100個男生就有167個女生。概括而言，兩屆文憑試相關數據均顯示，女生在中文、英文、通識科的成績上比例明顯高於男生，當中中文、通識科的成績差距比英文科的更大。在數學科的成績上，男生則比女生稍強。換句話說，四科核心科中，男生「輸」三科。在各核心科上取得更高成績（5級或以上）的考生群組中，這種女強男弱的情況越趨顯著。由此可見，文憑試中女同學的語文優勢，似乎是增加了她們入大學的機會。資助大學的新生男女比例，已相差百分之十，這算得上是高等教育的「男孩危機」嗎？

	2013 文憑試			2012 文憑試
	男（人）	女（人）	男女比例	男（人）	女（人）	男女比例
五科取得4級＋	5717	7356	1: 1.29	5334	7106	1: 1.33
中文科取得4級＋	7100	11872	1: 1.67	6788	11917	1: 1.76
英文科取得4級＋	7080	10603	1: 1.50	6421	10138	1: 1.58
數學科取得4級＋	12643	11223	1: 0.89	12882	10787	1: 0.84
通識科取得4級＋	9823	14815	1: 1.51	9049	15902	1: 1.76

資料來源：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男女學能差異普遍存在

事實上，這種男女學能差異已不是新鮮事，亦非香港獨有。過往不少研究均顯示，女生在語文方面表現普遍比男生優勝，相比之下男生則在數理表現上佔優。以2012年「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ISA）的結果為例，是次評估有65個國家和經濟體參與，結果顯示每個參與地區的女生在母語閱讀能力的平均分均高於男生；與此同時，有過半數參與地區的男生在數學能力評估上獲得比女生高的平均分。香港學生在PISA的表現存在類似的男女差異：男生的數學能力平均分比女生高15分（OECD平均分男比女高10分），排名第13，男女差距較大，而閱讀能力上則女比男高25分（OECD平均分女比男高37分），排名第56，男女差距相對較小。

先天、後天甚或體制性因素更為重要？

不少英美等先進國家早已注意到，近年學校制度因側重語文等不同因素而導致男生往往從學前教育開始以至中小學、大學上整體表現落後於女生，出現所謂種種「男孩危機」。也許有人會認為，男生學習語文方面先天性就是比女生遜色。可是，一直以來學者們對先天或後天哪一面才是造成性別差異的更重要因素爭議不休。腦神經學家Lise Eliot在其著作“Pink Brain Blue Brain”中表示，男女學能差異其實絕少取決於孩童腦部因先天性別構成的差異，反而孩童腦神經的可塑性是跟成長環境的互動影響而形成的。孩童腦神經會隨年齡蛻變，而且父母、老師或朋輩的影響很大程度上能對它作出「改造」。甚至乎書中的數據顯示，學童的社經地位差距比性別差距對學業成就的影響更為顯著。要收窄男女語文能力的差距，Lise Eliot建議學校和家長應共同協力營造最適合男孩學習的環境（女孩亦然），從小做起，從小事做起。例如，學校方面應盡量讓男孩更投入校園學習，給予他們多一些小休；提早為他們進行閱讀和寫作教學；聘用更多男教師；使用融合多項選擇題和寫作形式的考試；實行實踐學習和電子學習等等。家長方面也應該盡量多與子女閱讀、說話、唱歌給他們；多跟他們一起去圖書館；營造一個安靜和家庭作業的時間和空間；培養他們對戶外活動、運動和音樂的熱愛等等。

無論如何，我們在此無意找出性別到底何以影響著男女學業成就的機制，這個重要課題應交由教育學者進一步探討。同時，雖然新高中課程仍有頗大空間進行微調，但我們亦非在倡議對現行新高中學制進行大規模改革。大家可要知道，新高中課程設計或多或少反映了社會對語文能力的高度重視；學生若沒有相當水平的語言能力的話是很難應付專上教育課程的需要。事實上，實現高等教育的兩性平等也未必是文憑試和大學聯招制度的首要目標。話雖如此，我們也確實應該徹底反思現行語文教育的做法，尤其是中文科，看看為什麼男生表現總是「差少少」。中文和英文科之間的男女差距有別，正好表明這不完全受制於先天性的性別差異，而是很可能關乎課程和教學法的問題。我們如何能幫助男孩在語文方面尤其是中文科上學得更好，又如何幫助女孩更好地學習數理學科，都是香港社會大眾亟須關注的教育議題。

作者趙永佳現任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兼亞太研究所副所長、李子樂為社會學博士候選人 (http://edufrontline.blogspot.hk/)

趙永佳: 《來自星星》的通識意義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年3月30日

過去一陣子，香港的負面消息甚多，我和很多人一樣，逃避這些負面情緒的方法是「煲劇」。於是上星期我狠下心來「煲」完了剛播完的韓劇《來自星星的你》。

在播放期間，《星星》完全是一社會現象，每天的娛樂版都在大幅報道，大結局前幾天更已經在描述結局是大團圓，好讓粉絲們放心。到了早前「兩會」期間，中央領導人王岐山公開「表白」他也在看《星星》，令本劇不但稱霸娛樂版，也上了中國版，甚至蔓延港聞。

在內地和香港，《星星》的威力充分表現在它的「植入式廣告」如何成功地為韓國輸出文化。由「炸雞配啤酒」到手機與手機Apps，外景場地，主角在劇中穿著之背包、便服和戶外休閒服品牌，千頌伊所用的化妝品，以至都教授推介的經典文學作品如《九雲夢》等都在兩地熱賣。

網上很多評論都集中於《星星》好不好看的問題，又或者是日劇與韓劇的優劣比較。不過，對於這些潮流現象，好不好看其實是次要，很多人會因為愛看而追看，也有人會一邊罵一邊看（例如被女友「迫看」），但這也無損它的受歡迎程度。我追看一半是因為王岐山，一半是因為全智賢（我可是車太炫的好兄弟，對傲嬌型女角一向沒有免疫力），本文算是一個韓劇新丁的幾點讀後感。

熱潮成因： 互聯網

今次《星星》熱潮的成因，在中港兩地大概有一半是因為互聯網。香港、內地劇迷對日劇、韓劇、美劇，甚至最近的泰劇，其實都不陌生。除了各大有線「煲劇」台之外，互聯網上充斥着不同的來源。以往主要是以BT 和網盤為主，但近來最重要的來源就變成內地的視頻網站。今次內地的愛奇藝與PPS 兩大視頻網站，買下了本劇的網絡播映權，首次與南韓同步直播，而幾小時後就已做好中文字幕。因此，還未計其他「非認可」視頻網的流量，就已達到超過13 億點閱率。在最後兩集，愛奇藝更與專業翻譯公司合作，在直播畫面加入同步滾動中文字幕。

互聯網的威力，在《星星》中表露無遺，但其實對其他電視節目的傳播作用，在粉絲群中也已是心中有數。熱門的節目在節目播放之後，大概一兩天之內，都會有（偉大的）字幕組大人把字幕弄好，並找來片源，將兩者以「外掛」或「內嵌」方式同步後，上載至網站以BT、網盤或視頻途徑給粉絲們「學習之用」。字幕組大人們的無私奉獻與無償勞動，對我國人民（包括香港）的資訊與娛樂的全球化與對無綫電視霸權的打擊，其實比王維基更厲害。現在很多內地視頻網站（包括愛奇藝與PPS）對香港都會封鎖，但網民們的「過牆梯」更犀利，逆向「翻牆」訪問內地網站欣賞心愛節目( 「小米盒子」的信徒們，你懂的）。在今天中港矛盾激化的當下，各大字幕組與視頻網站對促進中港融合與了解，應該算是起了一定作用。

《来自星星的你》的同步字幕翻译

世代交替從日劇到韓劇

在內地，有統計指出《星星》的觀眾年齡集中在10 至35 歲，女性觀眾佔八成以上，19至24 歲的粉絲更達到45％。我在近年上課時也粗略統計一下同學們的觀劇傾向，發覺觀看日劇與韓劇同學（多是女同學）的人數，已達一比四之譜。我輩哈日族的比例，已經是愈來愈低。

念社會學的人，都知道世代的影響力，我們年輕時候的經歷，對以後的人生都有影響。以英超球迷為例，我們六十後的，很多都是利物浦球迷，年輕一點的多是曼聯，年輕一點的八十後，就可能是車路士，而曼城的擁躉，就可能是平均年紀最低的。原因很簡單，在我們七十年代開始睇波之時，正是利物浦眾星（奇雲基瑾、魯殊、杜格利殊等）風華正茂的時代，我們自然很容易就成為了他們的粉絲。再晚一點才「進入」球壇的，就碰上曼聯稱霸的紀元，於是也順理成章的成了他們的球迷。真正的鐵杆球迷，不會輕言「效忠」其他球隊，因此我們如果知道一位朋友的年紀或他開始看球的時候，就很容易可以猜到他擁護的球隊。

同樣地，回想我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開始哈日，每周買的是「平凡」、「明星」（那時還未有Yes），流行曲的偶像是中森明菜、小泉今日子（最近在《海女》中重逢、不勝唏噓）、安全地帶，當然還有《龍珠》等動漫。到了2000 年後，從《東大特訓班》開始被日劇俘虜，每星期都會上網update 一次有沒有新作「全集打包」。後來驚豔於《官僚們的夏天》及《派遣員的品格》等社會派日劇，就積極以日劇作教學材料。近年雖然韓劇行情走俏，但我還是堅持對日劇效忠，不過今次終於「失守」了。

女同學們的「朋輩」壓力，令我這大叔也覺得好像非看不可。當然社會學的特權，就是奉旨「八卦」，煲劇也可自我安慰是研究、備課的一部分。不過最令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都教授的一眾「高中低」齡女粉絲的中毒程度。在偶然機會，和辦公室的女同事談起都教授的「真正」身分，其實只是講師（第一集有暗示）而不是教授，她就好像和我有「不共戴天之仇」，說我為什麼要中傷、詆譭他，說什麼「哈佛畢業的為什麼還不是教授！？」最後我唯有祭出「殺手鐧」，指出他不是教授的最有力證據——他沒有個人辦公室、只有一張辦公桌——她才悻悻然掉頭而去。

現在網上有不少帖子比較日、韓劇的分別，對韓劇多有針砭，如日劇短小精悍，韓劇比較冗長；日劇不斷創新，韓劇卻非常謹守類型；日劇的社會性強，反映現實，韓劇則是骨子裏都是愛情劇，幫助觀眾逃避現實云云。不過正如我起初所言，好看不好看，其實是見人見智，我輩日劇迷也自知大勢已去，世代交替似乎在所必然。

全球化下地球內製造不了別離

我開課教的是全球化，學生說我幾乎什麼事情都可以和全球化扯上關係，但我今次要扯上的全球化關係可不是人云亦云的「韓流襲地球」般的老套。我想說的是，《星星》是一個只有在全球化時代才可能發生的故事。

我還記得我在八十年代中到美國留學，和那時的女友（現在的老妻）分隔兩地。那時要互通款曲，只有兩個辦法，一是長途電話，但那時的長途電話費超貴，我的室友每天都打電話給在香港的女友，整月下來，電話費有時達四百多美元（我們當時的獎學金只有每月六七百元）。二是寫信，不過空郵一來一回要兩星期，有什麼重要心事要互通，都會變成已過去的小事情！後來老妻在九十年代到英國念書，電郵已經出現，雖然還不是實時同步，但一個早上也可以交換幾次信息。到了今天，無論兩人分開多遠，電郵、online chat、面書、視像電話都令我們幾乎可以不論何時何地都能「見面」。

不過當然這只限在地球而言。為了製造戲劇效果，《星星》要把男主角設定為外星人，又要他三個月後離去。試想想，如果都教授是地球人，劇情就不能發展下去了。雖然後來大結局的「蟲洞」理論令人有點耐人尋味，但在今天全球化的年代，大概只有相隔銀河的兩邊才會有真正「一水隔天涯」的戲劇效果。

所以在外星人之前，其實時空穿越（《閣樓王世子》、《仁顯王后的男人》）已成為韓劇的王道，主要也是因為在全球化之下，以地球為單位的空間距離，已沒有懸念，製造不了別離的效果。

《閣樓王世子》 

「後知後覺」的我在全智賢的傲嬌與眼淚的攻勢下也淪陷了。不過，浸淫日劇多年的堅持還是有點底蘊的，百度了一下其他人氣韓劇，都有點提不起勁來開葷看下去。老妻就更是誓死不看，我們一起看劇的時候還是要回歸《海女》的溫情與幽默。現在身邊的韓劇粉絲正在着緊地要介紹心愛韓劇給我，希望把我「踢入會」，我也於是只好默默地等待另一套韓劇來給我來一下「第二次衝擊」

另一個字母降？ —「被融合」 教育的NCS學生

文: 陳諾*

「教育現場啟示錄」系列 (四)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年1月5日

最近這幾年，香港的教育制度彷彿中了「字母降」：TOC（目標為本課程）丶TSA（全港性系統評估）丶 NSS（新高中課程）丶SEN（特殊教育需要學生），這些教育計劃和教育政策，影響著一班又一班的持份者，不論是學校、老師、家長、學生，都是一場又一場教育實驗的白老鼠，把我們都折騰得好辛苦。不幸的是，由這一年開始，恐怕又有另一個的「字母降」：它叫做NCS (Non-Chinese Speaking Students，「非華語學生」)，亦即是主要為有少數族裔背景的學生。

每次和前線老師談起SEN和NCS，就像咒語一般，總和「頭痛」、「麻煩」、「束手無策」等字眼劃上等號。其實，他們是極待主流社會留意和幫忙的一群，只是大眾對他們 — 特別是本文的主角NCS學生 — 了解不多而已。本文的焦點，正是希望藉筆者曾與他們在學校相處及教學的經驗，加上作為老師的觀點，嘗試點評當前關於NCS的政策，希望帶出他們在學校的實況，讓大眾（特別是較少接觸NCS的前線老師）有更多了解。

在講求平權，共融發展的主旋律下，融合教育政策已經在各間學校「雷厲風行」地執行著。誠然，融合教育背後的方針與理念很難說是不對，畢竟對SEN和NCS學生都好，若果能夠在平等的教育過程中，克服客觀條件上的不利（不論是身體性的還是文化性的、族裔性的），讓他們藉著自己努力增值，同時又能讓所謂的「主流」學生去學習如何與他們相處，去除因不了解而引起的歧視與標籤效應，那確實是一種雙贏的美事。

可惜，在實際執行上，「雷厲風行」的代價就是忽視了學校的差異性與執行力，不論學校實質資源和支援是否足夠，都被劃一地要求要達到目標；在配套不足，資助不到位的情形下，強求融合只為學校與前線老師的沉重教學和行政壓力徒添負擔，正面結果見不到，卻使這類學生成為不少老師錯誤的埋怨對象，最後苦了學校又苦了學生。

可惜的是，當各界仍在熱議SEN融合教育的成效，家校還在摸索如何合作，學校還在調整教學設計之際，SEN這個「字母降」還未解開，另一個「字母降」 — NCS，又來了。

且讓我不厭其煩地強調一次，我不反對融合教育。我所關注及針砭的，是在目前「急就章」的行政風格下，現在所行的融合教育政策到底對我們的對象 — NCS學生 — 是得益了？還是受苦了？

本來，NCS學生的情況並不被主流社會，甚或主流的教育界所留意 —  儘管他們其實已分散地存在香港學校很久，但因為教育局有「指定學校」政策(Designated School Policy指定若干學校專門接收小數族矞學生，並給予特別補助，但其他學校仍可以招收這類同學) ，這班學生一直「似近還遠」地在我們的教育制度中過著近乎「河水不犯井水」的學習生活：他們不知道我們在幹甚麼，我們也不知道他們的存在。在這種奇怪的設定下，少數族裔學生大多相當依賴既有的文化及生活圈子，中學文憑試的內容又比較本地化，種種因素相加起來，就使NCS學生往往因文化差異而難在本地教育制度中有較佳的表現，長遠來說更會影響少數種裔在香港的階級流動與社會融合，形成惡性循環。

有見及此，不少關注少數族裔的團體，例如融樂會等組織均認為「指定學校」政策是問題的根源，既是教育政策上的「種族區隔」，亦是NCS學生難以考上大學的主因。幾經這些壓力團體的奔走之下，教育局在2013-2014學年 一 也就是今個學年 一 決定「從善而流」，一方面取消指定學校政策，另一方面以按NCS學生人頭計算的方法，給予學校三十至六十萬的資助金，希望以經濟誘因鼓勵學生多收NCS學生，從而讓他們與本地學生一同學習，達到種族共融。

故事說到這兒，是不是跟以往SEN學生的政策有點相似？這樣的政策改變又帶來了甚麼影響？

首先，跟SEN學生不同，NCS學生的融合不是只多請一兩個助教就可以解決，而是往往需要重新設計課程校程來給予調整（假設是想能正面「雙贏」地與主流學生融合的話）。況且，NCS學生當中的差異也已經極大：光是學生是甚麼民族、懂不懂英文、來港時間長短這三個變項就足以讓學校難以劃一地為他們設計課程，更遑論理想地與本地學生一起共同上課。除了資源問題，學校到底有沒有經歷與能力去接受這班學生其實頗成疑問。取消「指定學校」政策之後，不少的NCS學生由以往集中在「指定學校」變成透過升中派位隨機地「打游擊」般散落在不同學校。

作為「指定學校」（或者收NCS學生較多的學校），他們的生源統一性較大，而且有較好資源與經驗，可以透過校內分班來減少學習差異；但以今年按人頭計算的方法，一間學校很有可能只收到十一二個NCS學生，而且「廣泛」分佈在不同級別，校方如何教導、如何統整、人手如何安排，就叫人頭痛不已：我們總不能叫一個中四剛來港，不懂英文的巴基斯坦學生每天與一個在港出生，懂得少許中文的中一菲律賓學生天天一起上課吧？

就以NCS學生最讓人關注的中文教育議題為例，筆者曾經在本地教育論壇上聽過一些前「指定學校」為對應NCS學生的不同程度而調整中文課程，結果只是一科「中文」就開出了中文（第二語言）、沉浸式中文、職業中文和普通主流中文四科。放在這些前「指定學校」來說，拆散課程來對應學生能力還是具一定的成本效益，畢竟他們NCS學生人數夠多；但假如某校只收到七個NCS中一新生，中文能力卻差異很大，那校方應該如何是好？

除了教學問題，另一個更細致的問題，就是學校應如因應NCS學生生活習慣與風俗不同而調整。筆者之前任教的學校以收NCS學生為主，每年訂定校曆之前，先要了解主要的學校事項，例如畢業禮，測驗考試等，會否與學生種族的主要節日重疊。這看似胡鬧，但其實有相當重要性 — 我們就曾試過將學校旅行安排在巴裔學生新年，結果出現大量學生缺席旅行的「奇景」。除了校曆安排，不同種族學生儀表的尺度如何拿捏，例如女學生可否帶蓋頭（hijab），有宗教背景的男生可否留鬚，學生禱告如何安排等等，這些細微但對NCS學生及家長具重要宗教意味的事情，往往需要依靠一定程度的接觸與認識才能妥善處理。然而，儘管現在NCS學生分散到不同學校，但大部份學校管理層與前線老師都對這些事情毫無認識，如何能不讓學校和老師「中伏」，有沒有提供合理程序和指引讓學校跟隨，這肯定是教育局在高舉融合旗幟之前，需要為保障學校與老師權益所作的安排。可惜，似乎官方尚欠我們一個方向或說法。

以上這些問題並不單純是「為辯駁而辯駁」，而是活生生地發生在不少學校場域之中。筆者有一個任職於新界英中的朋友，校內因為升中派位來了三位印度學生而頭痛不已。他們雖然已是英中，教學語言與NCS學生較接近，但由於只有寥寥三個，如何設計課程？又如何合適地回應他們的學習需要？學校多次「勸退」不果，老師們又缺乏經驗與知識培訓，結果這三位印度同學每天過著「老師不知怎樣教，我又不知學甚麼」的「半上學」日子。英文中學尚且如此，筆者知道部份有NCS學生的中文中學，每次上課需要中文先說一次，然後用英文再說一次，既浪費不少寶貴的課堂時間，亦令課堂秩序更難控制。

請別誤會我在為「指定學校」政策說情，認為要重回舊路；我想指出的是，融合教育的初衷，是希望在學校以合理的教學效能來作交換，為不同背景的學生去除標籤，教育平等觀念，落實社會公義；可惜現在NCS學生的融合教育方向模糊，具體落實支援不足，相關的老師培訓又才剛剛起步，貿然取消既有政策，改以仿如外判形式的方法讓學校自行面對NCS學生的教育議題，與上文所述，真正幫助到NCS學生學習與適應本地校園生活的「真融合教育」相比，現行的卻似乎只是一個不上不下的山寨版「偽融合教育」。

聖誕已過，2013-14學年已經溜走將近一半，但願教育局盡快檢討目前的政策，例如為學校制定適切的指引或程序，減少不必要的誤會；「鼓勵」及支援有心有力能照顧NCS同學的「特色」學校； 早日在中學與大學銜接方面提供接受中文科作為第二語言的入學條件等等，完善當前的融合教育，別讓NCS學生成為下一個學校教育試驗和政府教育政策搖擺不定的犧牲品。

*作者現職中學教師。

通識與政治取向：新高中同學們有話說

「教育現場啟示錄」系列 (三)

策劃 趙永佳 何美儀

這系列文章由在香港「教育現場」打拼的不同身份、崗位人士撰寫，希望通過他們的所見所聞所感，來帶出香港教育的種種問題，並反思可能出路。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3年12月22日

李子樂  周滿華*

近來部分建制派議員和社會人士十分關注通識科會否淪為政治灌輸的工具，令學生們的政治取向變得激進。撇開政治立場而言，其實要求通識科迴避政治議題有違通識科本身的教育理念，實在不可取。況且不少人已指出, 要是通識科被改革派老師騎劫去灌輸學生激進思想, 那按道理愛國學校亦可推行愛國教育。

主流輿論對此議題的討論多從政客、教育專業人士的角度出發，反而從學生的體驗去探討的比較少。在通識科中政治課題上的學與教過程上，我們關注的應該不單是老師如何教, 而且是學生「如何學」、「學得怎麼樣」、「學了什麼」。就此方面，我們因研究關係，過去兩年多訪問了幾十名新高中學生，了解他們對通識科的看法和經驗。從受訪學生的分享可見，整體上學生在通識科課堂上的學習過程和成效並非如一些輿論所言帶著政治色彩，對學生之政治取態的影響相當有限。反過來說，通識那種多角度思考的訓練，更好讓不少學生的政治取向變得較持平、包容。我們希望透過以下幾個個案（個案姓名皆以化名處理），看看通識科對學生的政治觀的影響。

深入認識時政

小伍就讀本地一所傳統名校，校內成績（包括通識）優異。他不認為通識科學習會讓學生產生某種單一的政治意見、價值和行動取態。他字正腔圓地解說：

「我覺得通識不會令人產生立場，它不會生尖角出來，反而把我們的尖角磨平了。因為通識是要面面俱圓，要有多方面認知。如果這個推到極點，就會變成每個都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那樣子。通識雖說要我們有立場，但只是限於要我們不能模稜兩可。實際是不想我們有太堅定的立場，各種不同東西我們都要知道，理解他人的感受。」

他就自己的經驗而言，通識科加深了同學們對社區以至世界上不同議題的認識，並訓練他們明辨是非、獨立思考的能力。不過，正如不少受訪學生一樣，小伍也得承認，自己年紀尚小，朋友圈子一般對時政問題沒什麼興趣。他坦言，「平時除非考卷上的需要，不然也不會講政治上的問題。」與其他科目相似，學生面對通識科，多抱以考試主導的學習態度。先不談這個現象是好是壞，「應試式學習」確實仍是不少新高中學生的寫照。

通識科可能未能提高小伍對政治議題的興趣，但通識科到底讓他重新檢視自己過往對某些政治概念的理解：「以前我們讀歷史可能學到什麼civilization、柏拉圖、蘇格拉底，提及到民主是管治人民最基本的元素，那我們就會說我們要民主，為普選萬歲。但現在（我）就未必（這樣想），我們會去想為何（有些地方）會沒有民主呢？原來民主在管治一個地方的時候也有它的限制，現在就變成是軟化了的態度。」

應試式學習

如上述所說，受訪學生的主流學習模式依舊以應試為主導。不少學生讀通識的實況是，即使學科內容涉及社會時事議題，學習態度還是比較抽離和被動。受訪學生小君一直不諳社會時事，通識科的學習未有提起她對此方面的興趣。雖則小君通識科的校內成績一直不錯，但她跟大部分同學們一樣，對時事的認識和討論只限於老師所要求的剪報習作、課堂上討論活動等等。小君的媽媽為了幫助小君學習通識，在家會鼓勵她看電視新聞，但她仍然不會主動閱讀報章。不少受訪學生對於時事議題的學習動機，就在於「是否關係到考試」上。小君表示，除非她覺得某些大新聞被大家視為考試熱門題目，否則不會特別跟同學、老師、父母談論時政。

可能有人會憂慮，當通識試題觸及政治議題，而通識科課堂上所教授的相關內容若有所偏坦，那許多本身「政治溫和」的學生們會否被潛移默化而變得偏激？從受訪學生的經驗來看，這種擔憂其實是不必要的。通識科教與學，旨在引導學生從不同立場去討論時事議題，而非灌輸單一觀點、立場。受訪學生常常提到，通識答題中必須立論和駁論（rebuttal）並重，所以平日習作和考試都嘗試兼顧和平衡正、反兩方面去思考問題。小君在通識科學習上也學懂了分析問題的時候，需考慮各持份者所擔當的角色及所持理據的重要性。就這樣，她媽媽的意見成為她的「可供參考立場」之一：「我會跟媽媽談考試的題目，看一下她會怎樣去答。……每個人想法的角度也不同。」

兼容並包

當然有些學生不管要不要修讀通識科，本身也對議論時事有興趣。小傑來自天水圍一所「BAND 3」中學，校內成績平平。他一向有瀏覽深受年青人歡迎的本地網上討論區「高登」的習慣（討論區內的政見觀點一般被視為較偏激），他覺得自己對時事的認識和看法或多或少來自該討論區的內容。他喜歡跟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茶餘飯後「吹下水」，互相譏諷一下時事。他甚至乎有時候在通識科的考試答題上，會以那些「一針見血、非常透徹」的網民意見作參考。小傑補充：「其實老師也不希望我們養成太激烈的習慣，希望我們中立理性。」通識科的課堂討論是開放的，同學們可以各自提出對不同政治議題的價值取態，但當課堂討論的觀點過於狹窄的時候，老師便會嘗試引導他們向其他角度思考。在通識老師的教導下，他學曉了對社會上不同政治光譜的立場和觀點應予以尊重；即使自己有既定立場，也不要妄下結論。同時在意見紛擾的網上言論中，時刻警剔自己要作個人批判和反思。他說：「要籂選的，因為有許多網民均是為反而反的，有些是很附和性、起哄那樣子，那正常一個良好的討論是要有正反兩邊的意見，那我會看有point的，就不是主觀那些。」

學民思潮與通識

為了進一步了解通識科的學習跟學生參與社會運動的關連，我們亦訪問了曾經或正在修讀新高中課程的「學民思潮」成員。其中一名學民成員指出，他在「今日香港」單元中學習到「佔領中環」發起人之一戴耀廷教授提出的法治精神，加上課程重視批判思考的訓練方式，這些都啟發了他敢於批判現今社會的種種不公現象，並學習到以「公民抗命」的方式去挑戰不公平的政策甚至法律。另一位受訪的學民思潮核心成員亦提及，他參與社會運動，源於中五至中六時需要完成通識科的「獨立專題探究」(IES)。在這位受訪者構思研習題目的同時，社會上正就應否建設「廣深港高速鐵路」(下稱高鐵)引起激烈的討論，受訪者見到當時有一群「八十後反高鐵青年」以新穎的抗爭方式反對興建高鐵及爭取菜園村不遷不拆，於是構思以「社會運動與年輕人的成長有何關係」為題，以「八十後反高鐵青年」作為IES的研究對象。在進行訪問及實地考察的過程中，他認識了一班活躍於社運運動圈子的青年，慢慢由觀察者演變為行動者，從而踏出了他參與社會運動的第一步。不過整體而言，這兩名成員的經驗並非反映普遍的情況。其餘十三名受訪的學民成員一致指出，通識科未有鼓勵他們以社會運動的抗爭方式表達對現狀的不滿。

綜合各受訪者的經驗，雖則通識科涉及政治，但其教學目的和實踐不會流於灌輸單一政治觀，反而著重多角度認識時事、多元思考與批判，立論亦須基於事實。尤其面對爭議性事件的討論，學生們學習到變換各種在課堂上所學的視角去思考與分析，政治取態也可能會變得較為持平。需知道影響一個學生的政治取態及其價值觀，牽涉個別成長經驗、家庭背景、朋輩關係等等不同因素，不同背景同學面對通識科的反應有頗大多樣性，我們不應單憑主觀印象和個別例子去推敲通識科對學生政治取態的影響。實事求是，通過檢視學生們在通識課堂上學習政治議題的經驗和結果，建制中人大概不必杞人憂天地以為通識科會產生好像「紅衛兵」 般的新一代，而社運人士亦不宜奢望通識科能為他們「一步到位」 招收大量成員。公眾反而應該關注如何貫徹本科的課程目標，及協助老師在課堂上以理性及開放的態度，來帶引同學們認識社會争議，並建立他們對争議的態度與立場。

*中文大學社會學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