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永佳：「0-0」的意義

明報  「星期日生活」  2015-09-13

9月3日的「中港大戰」，結果港隊將士用命，以「九○一」的「泊大巴」戰術守和了無論世界排名或球員質素都比我們好得多的中國國家隊。這場平局，讓港隊奪得寶貴一分，但港隊出線的道路還是非常漫長，我們當然不宜過分興奮。上周對賽小組的強隊卡塔爾，雖然在先失三球之後，發揮了「獅子山精神」（特首網誌），完埸前連追兩球雖敗猶榮，但可惜未能搶得一分。

大家都明白，港人對賽果興奮，和對手是中國國家隊離不開關係。有博客直言，港隊當晚的表現，「正好為近年香港人，舒了一口悶氣」，反擊了「強國」對香港核心價值的蠶食、紅色資本的入侵，及水貨客的橫行。最近，《進擊的巨人》電影版上映，又引動港人把中國形容為作品中的吃人巨人。現在，把港隊比喻為漫畫中的「調查兵團」，為了自由， 「在強權面前而無懼」，也並不為過。

不過，雖然「中港矛盾」，是這場「大戰」的最「理所當然」的解讀，但也只是眾多可能解讀方向之一。「足球高於生死」是利物浦已故名帥辛奇利的名言，這場比賽在中港矛盾的氛圍下，彷彿也體現了這種精神。但在比賽進行中，小兒的一個問題，卻令我感受到，在中港恩怨之外，我卻更希望以另一角度來詮釋這場比賽。

老三今年十二歲，也是一名小球員，熱愛足球，但平常並不在電視上看球，今次我特別和他一起觀戰，希望豐富他的比賽意識。開賽不久，他就問， 「點解香港隊嘅球員咁黑？」我聽到之後，就乘勢對他進行「公民教育」，指出港隊不單有黃皮膚、黑皮膚，更有白皮膚，無論是什麼膚色，只要他們熱愛香港，球技出色，願為香港榮譽而戰，他們就可以是港隊球員（那些什麼居港年期的，以後再解釋吧）。後來徐德帥82 分鐘入替高梵，我也特別指出他是在內地出生長大的。老三是正宗「小學雞」，平常看的是《哈利波特》、《刀劍神域》，又不看直播足球，對於球場上的種族多元，不大敏感，所以正好藉這個機會將他「點醒」。

後來，在比賽中，我看到高梵不惜氣力的在邊路助攻助守，積施利在右路的「淡定」（當然他的速度也真的有點慢），法圖斯和基藍馬在中路防守的人肉長城，麥基「跑狗」式的「防守型前鋒」踢法。當然還有白鶴、黃洋在中場的掃蕩，再加上「英雄輝」的神級撲救、「虎哥」李志豪的冷靜包抄，和全隊前仆後繼，首尾呼應的聯防。我深深感受到，能把這麼多來自「五湖四海」，不同種族，不同背景的人集合在一起，成為一個整體，做好一件工作，這可能才是真正有價值的香港精神。

來自「五湖四海」的組合

在當晚連後備上陣的14位球員中，有三位（基藍馬、法圖斯、高梵）來自非洲（喀麥隆、尼日利亞、加納），麥基和積施利祖籍英國，白鶴、黃洋、徐德帥都是來自內地的「新香港人」。當然我們更不能無視，在場邊還有一個緊張大師、大叫大喊的 Kim sir 金判坤是來自大韓民國。

今次世界盃外圍賽開賽之初，中國足協的一張「有層次」足球海報的渲染之下，港隊球員的來源與膚色，就已成了本賽事的焦點。不過，我們應該知道，無論是基藍馬、法圖斯、高梵，還是沒有落場的安基斯，都已經在香港度過了起碼七年歲月，在港落葉歸根，和你我很多人一樣拿了身分證，有權投票（雖然也一樣不能選特首）。麥基10 歲就已來香港定居，更是我的港大校友，積施利據報道也在5 歲時已隨父親來港居住。內地球員雖然只需居港兩年就可以入選港隊，但無論是白鶴、黃洋、徐德帥，還是另外兩位「內援」鞠盈智、王振鵬也是在香港成名，並已經在香港開始他們的職業足球生涯。而更「Man」的當然是Kim sir，曾公開向香港示愛，說「我真的屬於這個地方。當這個地方需要我，我可以為它而死」，真的有韓劇「男主」的風範。

香港球壇和社會一樣，從來是華洋雜處（非洲人算不算「洋人」又是另一問題），我們小時候已經是看着居里、華德等蘇格蘭球員長大，其後也有譚拔士等英格蘭球員，巴貝利等土生洋將。後來香港愈來愈全球化，回歸後英國球員沒有了殖民地時代的簽證優惠，又身價太高，因此其他歐洲、以致南美球員也漸多。最近的「全球化2.0」新趨勢是來源更多元。當年大兒子在愉園踢青年軍，球隊還在乙組，但已有一個來自格魯吉亞的球員，因為常和青年軍一起練球，也令他們認識了有這樣的一個國家在中亞。後來有一位非洲球員更厲害，入選了本國的奧運國家隊，當年要請假個多月去踢外圍賽。因此足球場上的改變，其實也只是社會上的縮影，折射着香港由英帝國殖民地，蛻變成一真正的全球城市。

方志恆稱「不以種族血緣為分界，而以我城核心價值為感召」的精神面貌，為「港式國族主義」。用國族主義來形容不拘種族、甚至國籍的香港精神，可能有些語病，而「香港革新論」的年輕人們當然也知道，他們理想的「港式國族主義」其實也只是一種理想，現實是當然有點複雜。例如早前港隊對菲律賓的比賽中，有些球迷的現場反應就不大和開放、包容的「公民價值論」（Civic Nationalism）脗合。

球壇限制外援的爭議

所謂香港的本土意識，以往其實有很多成分是小市民式的庶民心態與文化。港隊所表現的精神，如其說是一種開放共融的意識，當然也是有「七十二家房客」中低下層市民求生存，放下內部分歧，眾志成城抵抗外力，保衛現有生活方式的味道。也因此，港人的「開放」本土意識有些時候還是避免不了誰才是本土，或本土優先的爭議。例如大部分港人，無論多開放或接納多元，多少也會對自由行的亂象感到困擾，而我們對新移民才會有眾多不同的看法和意見。

就算在足球圈，大家對外援球員，或「歸化」球員也有不同的意見。港超球隊現在每隊可以有六位外援（非本地）球員，其中一位需要來自亞洲足協成員國，上陣比賽則只可以有四名非本地球員。根據維基的資料，不計已「歸化」球員（如高梵、積施利等），港超球隊除了黃大仙外，都最少有五位「外援」，而有四隊更擁有全部六位外援。

在這情况下，當然本地球員能「出頭」的機會就更少，而港隊大部分由歸化球員組成，也絕不出奇。本港球壇，甚至世界上大部分足球圈，對應否限制外援的數字都曾有不少討論和爭議。在歐洲，因為「一體化」的影響，歐盟成員國的球員大致上在各國可以自由流轉，再加上非歐盟球員（各國聯賽對此規則相異），例如英超各強隊中的「真」本土（英倫三島）球員屈指可數。這種本地/外來的張力，不是我們一句「有容乃大」就可以抹殺。我的大兒子十八歲，自小就在發他的足球夢，如果香港限制外援，他能「踢職業」的機會當然高了很多。不過，這是一件好事嗎？當我們在本地職業足球比賽中，看到一些本地球員的腳法粗糙，最簡單是連「控定」一個高空球也做不好的時候，而一些相當廉價的外援（我想起幾年前愉園的34 歲非洲外援盧加路），能把一個半空掉下來的高球控得穩穩，我就不會再投訴太多外援了（當然他們更多時候，憑身體質素已可以「硬食」本地球員）。如果我家老大要在政策保護之下才能踢得上職業，倒不如轉踢業餘「衞生波」好了。

當然，事情總有兩面。就像所有開放勞工市場的討論一樣，對受影響的本地工人，都應該有補償和支援的政策。例如某行業如果受引入外工影響的話，對行業中工人應該有援助或再就業的政策。如果整體勞工市場受勞動力開放影響的話，對本地工人的培訓和就業服務，以致失業援助，都應加強。當我們指摘本地青年沒有能力和外來人才（如港漂）競爭的時候，我們有沒有反思我們為他們提供了怎麼樣的教育、訓練，怎麼樣的支援？

我們要求青年人要有世界視野，要擁抱「中國機遇」，但我們又如何準備他們呢？年輕人向外闖，並不容易，老大現時在新加坡念書，兼在S-League青年軍比賽，其實他有幸得到家人的支援，但家境普通的青年又可以怎樣？單就足球角度看，我們現在能為有志足球的青年人提供足夠、高水平的訓練嗎？他們射術不精，控球不靈，和訓練的強度和密度都不夠總有點關係吧。當然，我們可以說，以往胡國雄、尹志強還不是自學成才？但在全球化的世代， 「天才波」大概已不太管用了。現在球會連為青年軍每星期多安排兩、三課訓練的場地都有困難，那教本地足球小將們如何面對外援的挑戰？

因此， 「中港大戰」的真正意義，可能在於揭示了香港在全球化世界中的機會與困局。一方面，我們在「海納百川」吸收了各地人才，再齊心合力，就可面對強敵都「打高一皮波」。但我們在開放本土的同時，也會引發不少副作用與社會矛盾。我們不應過分樂觀，認為一種開放的本地國族主義必然會出現。正如1998年世界盃法國以「黑、白、阿拉伯」（Black, Blanc, Beur）的球員征服了世界球壇，一時間大家以為這就正是法國民族融和的象徵。但在其後十多年，法國社會的種族衝突（甚至騷亂）不斷，而球圈也出現不少種族矛盾，甚至2011 年國家隊教練白蘭斯（Blanc）也曾被指認為法國太多「外來」球員，而暗示要限制非白人青年球員進入法國足總的精英足球學院。

這樣看來，中、港恩怨，可能不是對「中港大戰」的唯一解讀。如何在全球化世代，決定香港如何看待與面對從四方八面（當然包括內地）投奔這「我城」的「他們」，應該也是「我們」可以思考的方向。

趙永佳：「一國兩制」這樣教 可以怪年輕人嗎？

明報「星期日生活」

2015年3月15日 星期日

最近，反內地自由行、水貨客的本土主義行動風起雲湧，其中年輕人似乎是行動的骨幹，而同時不少民調亦說明較年輕者的中國意識較弱，本土意識卻較強。這令人不禁問，為什麼回歸多年，年輕一代對中港關係，不少還是會較為偏向本土主義，而否定中港兩地的聯繫？有內地學者評論香港青年問題時，也認為香港教育界和社會對「一國兩制」理解和觀念並不準確，存在很多誤解、歪曲， 「對去殖民化教育，要補這門課」。另一位中方人士也要求今天香港社會，必要進行「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再啟蒙」。

我家老三的小六常識科，不久前的小考就正好是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單元，當中也包括「一國兩制」及「港人治港」的內容，正好可以用來說明，今天在本港小學中，對這類「國民教育」的題材是怎樣來教的。我想指出，若中、小學還是這樣教「一國兩制」等公民教育的議題，建制派可不能怪責年輕人，對一些重大公共議題，出現對他們來說「偏頗」的看法。

強調內容資料忽略概念

除了一般的升旗、奏國歌之類的儀式之外，常識科可算小學生接觸國民、公民教育的途徑。小學常識科一般在小四教授有關中國歷史的單元，在小五時包括香港歷史與經濟發展的議題，到小六上學期就會進行香港政治公民教育的學習。老三的教科書，可算「政治正確」，以「基本法的保障」為主題來討論「一國兩制」及「權利與義務」，亦有另一單元以「港人治港」為主旨，來交代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組成與運作。從建制角度看，可能會嫌教科書不夠愛國，對「一國兩制」、「基本法」等制度，冷靜有餘，熱情不足。以一般人眼光看來，卻還算是持平，有些人憂慮的「洗腦」情况並沒有出現。課本也討論了「權利與義務」、「為什麼要有選舉」這些重要的公民教育議題。

不過，在和老三搏鬥了幾天來為考試溫習的過程中，我卻深深體會到，為什麼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孩子們對一國兩制的了解還是基本上欠奉。首先，從教科書所見，和常識科其他單元的教學一樣，本科過分強調知識內容和資料，而不是概念。例如，在討論「一國兩制」一節中，課本只是以鄧小平的兩次發言來強調中國對香港擁有主權。問題是， 「小學雞」們對「主權」概念都未了解，又怎樣能了解「一國兩制」中「一國」的概念？

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一節中，課本的建議教學活動，是閱讀「基本法」第二條和第十二條，以找出，港作為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包括行政管理、司法，和立法權。驟眼看來，這不太難，老三在溫習時，雖然能夠列出三種自治權，但他坦言不知道「這是乜東東」，純粹是把它們背下來。對成年人可能是「常識」的概念，對小學生卻是「火星文」。當然也可能是老三的「常識」不足，悟性不夠，不過他在全級成績一直緊守中游，相信也代表了普遍同學的反應。

大量資訊遠超學生負荷

其次，小學常識科的第二個通病，是在短時間內要同學理解大量資訊，造成他們超負荷，反而達不到教學目的。在「權利與義務」一節中，雖然課本嘗試扼要帶出「有權利就必要義務」的重點，但課文中也好像「指定動作」地列出一大堆權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享受社會福利、選舉與被選舉權……）及義務（遵守法律、參與投票、當陪審員等等）。老三表示，最感困難的地方，是去了解特區政府的行政架構，特別行政長官下面有幾個司長，再下面有幾個決策局等等。我們學校還算有「人性」，不需要同學「知道」決策局是哪十二個，但有朋友的孩子在他校就花了不少時間來背誦它們的名字。最最討厭的還算是有關司法機關的內容，因為課本中強調香港司法制度的架構與組織。大專同學們可能知道「終審法院」和「高等法院」哪個較「大」，但他們知道「裁判法院」和「區域法院」的分別嗎？還有什麼是「審裁署」、「死因裁判法庭」嗎？因為課本過分強調資料，而且在短時間內對同學「灌輸」大量的資訊，因此同學除了「死記硬背」之外，卻沒有其他辦法來應對。「記性」好的孩子會「着數」一點，但資質中庸的老三就只有投降了。

考試側重記憶語文能力

第三，香港是一個「分數第一」的社會，因此考評往往會決定教學方法與內容。翻查老三的作業，以「填充」題為主，到了高小，一般都不會「供詞」，意即不會提供答案選擇，因此上面提及的兩個問題就成為死穴。因為重資料，不重概念，又包含大量資訊，就會令填充所評測到只是同學的記憶力或語文能力，而不是他們對課程內容的理解。例如有一題關於駐港解放軍不干預香港地方事務，是體現「高度自治」和什麼的管治方針？老三從課文中找到「一國兩制」填上，但「正確」答案是「港人治港」。當然我們成年人可能會分辨到當中的細緻差別，但小孩子根本不會理解那幾個大概念的微妙分野，自然除了把這道習題記下來之後，就沒有辦法了。還有一道「是英國自_____後開始管治香港」，老三答了「1840 年」，正確答案卻是「鴉片戰爭」。這類問題，考的不是對概念的理解，只能是對一些內容資料的掌握和正確回應。在「權利與義務」一課中的填充題，就是爸媽和我到公園遊玩，其中權利可以使用公園的______和義務是遵守公園______。（答案：設施、規則），這完完全全是語文題！

因此，內地官員、學者怪責本港教育當局和教育界，沒有認真做好教育同學們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時候，往往會歸咎香港殖民地教育制度遺害的影響，卻忽視了現有教育制度重資料、輕概念，和重記憶、不重理解的情况下，就算教育局官僚和學校老師們不在政治上和中央對着幹，也不可能會教得好。例如有學校的國民教育，是要學生背誦中國各省名字，或中國各少數民族的名稱和位置，這又有什麼可能會令同學對中國產生感情？愈認真推動這種「國民教育」，反而會令同學愈反感。

守舊教育觀念制度之過

這點對現在熱議中的「中史科」問題，也有同樣意義。無論是「重古輕近」或「重近輕遠」，如果只是要同學背誦大量史實，無疑又是要扼殺小朋友對中國歷史的興趣。老三本來對中國歷史無大興趣（他可是《哈利波特》、《波西傑克森》的粉絲），但我先以「三國無雙」（一款電玩遊戲）作餌，給他把三國中各個人物都操縱了一遍之後，再讓他閱讀橫山光輝的大河漫畫《三國志》，然後才開始看文字書。有一天我們不知為何談起三國名將張遼，老三居然知道他原本是董卓的下屬，後來才改投曹操麾下。順帶一提，我為老三設計的中國歷史課，下一個課題是秦始皇，再下來應該是水滸傳，靠的就是日本動漫來攻破他的「心防」。中史之外，文憑試的中文科變成「死亡之卷」，又過分強調應試（中文科問題可參考文友陳漢森著作），相信對培養學生的中國文化認同「有百害無一利」，反而不及以前「A Level」的中國文化科。與其急於硬銷中史科，不如先「優化」一下（套用內地用語）中文科，令同學能真正從中國文字之美出發，培養出文化認同感。

正如北大饒戈平教授所言，國民教育應該根據香港的具體情况，從中國歷史、文化、文字入手，不一定要涉及意識形態。如果真的能這樣進行「國情」教育，我相信除了激進本土主義者之外，反對的人也不一定太多。不過如何來做，也是一個問題。假如還是好像現在常識科一樣教，那麼，愈認真其實愈不會見成效。

寫這篇文章的目的，並不是要鼓吹國民教育（我個人倒不反對柔性的國情教育），也不是說教育能解決所有社會和政治問題。如果說和老三一般的小學生，讀完這單元之後，還是對「一國兩制」一知半解的話，這並不一定是殖民地餘孽作祟，而是我們某些過時、守舊的教育觀念制度之過。當然，如果填鴨教育也是殖民教育制度一部分的話，我們也可把帳記在殖民地的頭上，但我們這種死記爛背的學習方式，似乎也並不光是英國人帶來的殖民教育理念。常識科的問題，其實並不單純是國民教育的問題，而是關乎香港學生的整體人文、科學、公民素養的培養。我很希望，有一日香港的小朋友可以「正常」地學習日常生活必要的「常識」（其中應該包括一國兩制及中國文化的真義），而不是要「硬食」一大堆「生字」與資料。這樣，國情教育與公民教育，才會水到渠成，理想達到。香港目前的現實是，主流教育制度確實未有處理好公民教育這課題，雖然未至於如某些建制意見般「教壞」青年人，令他們變得激進，但學校課程實在也未能從小開始，有效地向他們提供基本的公民知識與思考的工具。到了高中才來從通識教育中學習，如何在四方八面轟炸他們的資訊與意（偏）見中作出正確的判斷，可能已經太遲了。

趙永佳﹕一個現代奴隸主的自白（上）

明報「星期日生活」

2015年2月15日 星期日

我搞社會學，做了奴隸主

  

【明報專訊】Erwiana案最近審結，令公義得到彰顯，也說明了香港的警察、法庭有時也挺管用。事發之後，外傭是「現代奴隸制」一說，成為維權組織和媒體「建構」問題的主要框架。這篇文章，是我作為一個當了18年、6位外傭的港人「現代奴隸主」的自白。

18年前，我的大兒子快將出生，我們就考慮要不要聘請外傭（那時以菲籍為主）。我家兩老的身體都不好，自顧不暇不能幫忙。外母也長居加拿大，因此尋求「外援」是唯一選擇。當時老妻還在上班，大兒出生後找外傭照顧，在當時而言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不過，在決定之前，也躊躇了一陣子，因為我們「晚婚晚育」，二人世界過了好一段時間，才出了「意外」生孩子。因此，孩子之外，再加一位「外人」在家中，心中也是有點忐忑，不知道她是否能幹、能否和她相處，更擔心會否碰上一些媒體中常渲染的「恐怖外傭」會虐待寶寶。不過，最後當然需要壓倒一切，我們經一位鄰近相熟的年長菲傭介紹下，把她的姪女Melba從菲國請來。因為不希望她被中介公司「剋扣」中介費，找到一家在菲傭中間口碑不錯的中介公司來處理。但這樣就比通過一些大規模中介公司從本地或外地、約滿或要離職外傭中聘請要花更多時間。結果，她在孩子滿月之後才抵達香港。我們兩口子就要「雞手鴨腳」的在外母遙控下撐了個幾月。到了Melba抵港，我們當然是歡天喜地去機場接她，慶幸可以「逃出生天」。

「剝削」還是「善待」？

我是搞社會學的，專業又是發展研究和勞工問題，當然完全明白菲傭出外打工的政治經濟背景和移民勞工所碰到的問題。所以，當時心中在要不要、是不是「剝削」她們的問題上糾結了好一陣子。當然後來是只能把這些意識形態問題拋諸腦後，患得患失地迎接我們第一位家傭的來臨。我不敢自認「左翼」進步人士，只是一個改良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當然也有小資特徵的人道主義，因此當時在和外傭的相處上，也下了一番心思。例如Melba的年齡比我們稍大，因此我們都叫她「Auntie」，希望營造一種她是來幫忙遠房親戚的氛圍。進步人士會指出這改變不了資本主義「剝削」的本質，不過我們覺得，「善待」她們是我最起碼能做到的事情。

後來孩子年紀稍大，也是這樣稱呼歷任「Auntie」們。而且孩子們都能尊重她們，真的視她們為長輩。孩子小時候，「Auntie」們最津津樂道的事情，是當孩子還在幼兒園時，見到家傭來接放學，會飛奔上前擁抱，熱情地大叫「Auntie」，然後自己揹着書包（我們堅持書包要自己揹）和她們手拖手地回家。這讓她們在一眾鄉親面前也面上有光。

Melba工作了4年，儲了一筆積蓄，就回到鄉下買地建屋。這也是我們的預料之中，因為從她抵港開始，老妻就做她的思想工作，叮囑她不要亂花錢，不要把工資都寄回家（因為老公會把錢都花掉），盡可能每月都存起一點私房錢。老妻常常和她討論將來子女（她來港時也是剛誕下一子）的教育問題，提醒她哪裏也是一樣，將來念書要用很多錢。Melba很「聽話」，4年下來，存了數萬港元，足夠她回鄉買地建屋。

請的不止是一個工人

我們歡天喜地把她送走，迎來了她的表妹Gemma。社會學告訴我們，「熟人介紹」是招聘這類僱員的有效途徑，而且我們認識Melba，也認識了從Melba家鄉來的其他親人，發生了什麼事也可以向他們求助。「社會網絡」也是「社會控制」的一種方式，我們知道，請來的不光是她一個人，還有她背後的家人，和她在香港的朋友和社會關係。因此Melba在港時，我們會讓她在特別日子時把親友請來我家開派對，也好認識一下她身邊的人。

第二位Gemma是一年輕女孩，比老妻還要小，人很聰明。Melba的英語不太靈光，不會和老大講太多說話，但Gemma就很努力的教一歲多的老二講話，後來老二的語文能力超強，雖然孩子們的天賦應該有差異，但後天環境不同可能也有影響，說明了外傭對孩子的成長，也是其中一個有影響的因素。Gemma留了兩年，就可以回家做小生意，之後我們從她的親屬網絡中繼續招聘她的繼任人。有一段時間，當老二出世後，我們更因為擔心一位家傭應付不來太辛苦，而同時僱用兩位。後來老大老二年紀漸長，我們才趁有一位Auntie要回鄉動手術並休息一下的機會來「裁員」，讓她妹妹留下來繼續為我們工作。

我們家的「歷任」Auntie都可算努力工作，雖然多多少少都有未如人意的地方。例如做菜，因為我們一般從菲律賓直接請過來，所以她們都不太會做廣東菜，幸好我們兩夫婦的要求都不高，反而孩子們吃得高興（只要是煎炸食物）就可以了。她們有的「一點就通」，但也有將勤補拙的，因此僱用外傭，也只能碰運氣。

對家傭的理財教育

當然也不是每位都順風順水，外傭僱主群組中常提到的問題，我們也碰到不少，也有要提早和其中一位解約的慘痛經驗。Judy是Melba的同鄉，工作方面非常好，但她在金錢方面有很多問題，家裏需索很多。工作了幾年後，我們接到財務公司的追債電話，起初我們還希望和她一起解決，但她「死口」不承認有借高利貸，最後我們收到財務公司的通知，和她一起到財務公司對質，她不知為何，還一口否認。此時，我們覺得彼此已沒有互信可能，當然不可以把當時只有四歲及一歲的老大及老二交她手上，結果老妻含着眼淚，和她一起收拾細軟和買機票。最後連同法定的一個月代通知金之外，還共補給她一萬塊希望幫她回家後渡過難關。以後我們對家傭的理財教育就更着緊，不但要她們審慎理財，還要她們如果有金錢困難，一定要首先來找我們商量，千萬不要重蹈Judy的覆轍去借「貴利」。外傭的金錢問題五花八門，例如為同鄉擔保借錢，又或者因為家中出了事要向我們借糧。有一位因為家中兒子要求買電單車「上學」而要借錢，我們召開家庭會議來討論，最後結論是他其實並不需要電單車，而且更不應對兒子過分遷就，因此沒有借給她。

我們也有一段時間是同時請兩位親姊妹或表親為我們打工，以為這樣可以避免兩位Auntie摩擦的出現。但原來親生姊妹可能更容易出現問題。有一次她們兩位出現爭執，我們也調解不了，結果要把她們在港的一位長輩「出馬」，進行四方會談才把問題拆解。僱用外傭，固然可以「合則來，不合則去」，但我們迎接入家中的可不只是一個工人，而是一位家庭新成員，要磨合自然要付出心思與時間。

把「桃姐」留在家中

我們的上一位Auntie Mynra在任差不多8年，一手把老三帶大，但到了前年，她就宣布會申請到加拿大打工，理由除了薪水之外（是香港的兩倍多），是有標準工時，更重要的是工作兩年後可以入籍加拿大。去年大年初一，Mynra終於等到簽證出發去加拿大工作，所以我們當天的節目不是拜年，不是去大埔林村許願，而是到機場送機。老三當時十歲，起初還若無其事，在機場推着行李手推車來「飛車」，又興高采烈地看舞獅表演。但到了離別一刻，他給Auntie一個緊緊的擁抱之後，就頭也不回掉頭就走。後來我們追上他之後，平常嘻皮笑臉的他才開始放聲大哭，直至在回家途中，才在車上累極睡倒。

每位來到香港的外傭背後，都有一個故事。不單在我家裏，在其他30多萬個有外傭工作的家庭也當如是。我有一位學生，家中外傭由他出生至今，已和他一起生活了29年，但他現在就擔心他的「桃姐」在約滿之後，會因為已年過六十，不能買到勞工保險，而不能繼續留港工作。不過我家Auntie就告訴我，她認識不少鄉親年過六十仍然留港的例子，會打聽一下，希望可以幫他把「桃姐」留在家中。

一個現代奴隸主的自白（下）

趙永佳﹕ 一個現代奴隸主的自白（下）

明報「星期日生活」

2015年2月15日 星期日

問題的根源，怎解決？

【明報專訊】和外傭「結緣」18年，當然對她們情况有點了解，佩服她們的堅毅和對家人的大愛之餘，也希望為她們發聲，讓港人多點認識她們的處境。我在10多年前也和一個勞工組織合作做了一次調研來了解她們的勞動條件和有否被侵權的情况，當時的結論（後來不幸言中），就是當時還是少數的印尼外傭群體，將來會是勞動爭議及權益受到損害的溫牀。我在高中通識科（liberal-snapshots.blogspot.hk）也以外傭為題目設計教材，好讓學生能從不同角度了解她們。

我也常撫心自問，把她們請來香港工作，是否剝削她們（雖然我家工資從來都高於最低工資），是否偽善？我明白資本主義的僱傭關係，從來都未必對等，外來勞工的處境就更淒涼，不過當我問現任Auntie Nida（Mynra的姊姊）她不來香港打工，會否更好？她回應說，她的學歷不足以到加拿大（需要完成4年制大學文憑），所以只能到其他亞洲地區。香港以外，最大的僱主就是沙特阿拉伯和新加坡。沙特阿拉伯和其他中東地區對外地勞工的保護一向不足，比香港各執法部門的效率差天共地。而新加坡因為有外傭徵款的關係，外傭實收工資只有香港的一半（另一半去了政府庫房）。香港當然有萬般不是，但比起鄰近地區，也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了。她們來到香港，除了加拿大之外，待遇大概已比其他地區為佳。

薪酬看齊最低工資 勞僱雙輸

香港外傭制度，需要改善的地方當然很多，例如解約後必須在14天內找到新僱主，或外傭無論工作多久都不能在港定居這兩點，個人覺得都應檢討。現在的外勞組織的兩點主要訴求，是要取消強迫留宿規定和將外傭與本地最低工資看齊。我不否認後者確有歧視成分，前者也易令外傭受到苛待。不過如果一旦全面執行這兩條規定，本港家庭對外傭的需求，必然隨着聘請外傭成本大幅提高而降低。在本地最低工資下，外傭就算在8小時工作下，也會有每月9000多元薪水。若取消強迫留宿，僱主按理也要支付住宿津貼，現在最便宜的外傭宿舍，大概也要2000元，聘請外傭的成本也必然要大為提高。

有組織指外傭制度令富裕家庭可以聘用外傭解決家務問題，令中產婦女可以自由擇業，而基層家庭則別無選擇，低收入婦女仍然被束縛在家庭當中，因此增加中產家庭聘請外傭的成本無可厚非。不過我們分析2011年人口普查資料，發現有16%聘請外傭住戶每月入息低於20,500元，低於30,000元的更達四分之一。由此可見，對外傭的依賴，不限於中高收入家庭，不少雙職中低收入家庭，其實也靠外傭來維持家務運作。我們當然要逐步改善外傭待遇，但若操之過急，只會令本地家庭與外傭出現「雙輸」的局面。如果大幅增加本港家庭聘請外傭的成本，只會將外傭變成少數高收入家庭的專利，令她們困在菲律賓出不了來，又或把她們「趕到」其他比香港可能更不堪的地方，這未必是在幫她們的忙。

本地家庭服務市場 長期萎縮

不久前，政府通過買位一定程度上成功發展了一個安老院舍市場（當然大部分院舍的質素和價錢還有待改善），但資助託兒服務，不論暫託、日託都遠遠滿足不了該類服務的需求。最近，政府更否決了對「長全日」（到下午六時）幼稚園的資助，令家長更別無選擇。長期以來，香港把護幼、安老、照顧殘疾的工作「內判」了給外傭，我們是否到了時候要思考如何減低對外傭的依賴？

因為有了外傭，香港的各種家庭服務市場長期萎縮，政府也彷彿有了理由對這方面的責任視而不見。有組織也主張要由公營資助機構吸納外地勞工來提供家庭服務，不過到時，又難保不會有「香港人優先」的訴求，也變相令外傭更難到香港工作。我的立場是希望能為基層家庭提供可負擔的家庭服務，但同時又不會損害外傭來港工作的機會。

受剝削噤聲 如何支援外傭？

我認為本港外傭僱主「正正常常」的還是多數，但不應單靠僱主個人的「好心腸」來善待外傭，也應在制度面入手來加強對外傭的保護，務求做到「有法必依」。現在的情况是，外傭受虐時常常只有「受害者」而沒有「投訴人」，其中菲、印兩國的外傭的不同處境對我們有啟示作用。菲籍外傭的社會支援網絡較完善，因此出事後她們都較可能得同鄉或組織援助，例如大部分菲傭的教會都會為她們提供支援，但印傭就比較受孤立，受到虐待都未必能報案求助。我們要扭轉這情况，應該從建立印傭（及其他國籍外傭）的支援網絡入手。

為了維護外傭免受剝削，並令隱藏個案浮上水面，政府計劃除了加強查察違法僱主和中介公司外，可以考慮首次來港的外傭必須接受外傭職前權益工作坊，我們建議這個工作坊必須由勞工處與外傭組織合作，例如菲傭由菲籍傭工組織安排，印傭由印尼籍傭工組織舉辦，因為他們對自己相同國籍的傭工來港工作過程、家鄉背景、常見問題等等最為熟悉，亦較易獲傭工信任，舉報如中介公司濫收中介費用等問題。政府外判給外傭組織舉辦工作坊，向他們提供資源，也有助於加強維權活動的能力（例如24小時求助熱線），以至為外傭提供各種個人和生涯規劃支援。勞工署和警隊都曾被投訴，對外傭受虐事件反應過慢，我們更應考慮借助公民社會的力量，來盡可能減少侵權問題的出現。

這篇「自白」的目的，不是要為外傭制度辯護。世界並不完美，移民勞工（尤其是家務工種）的問題，是當下全球化世代最棘手的問題之一，並不是一時一地可以完全解決。而且家傭或其他勞工移民到外地打工，當然都是因為在外打工環境無論有多差，都比呆在家鄉好一點點。我們改善外勞待遇的努力，必定也要考慮會否抹殺他們出外工作的機會。而且我們對外傭依賴甚深，要取代外傭，也先要解決家務問題。最最理想當然是由政府或公營機構聘用本地及外地工人來提供可負擔的家庭服務，令本地基層婦女也可在家務市場分一杯羹，又可外出工作，但又不完全抹殺外地婦女來港工作的可能性。

幫助她們盡快脫困歸鄉

作為「現代奴隸主」，我們覺得除了善待她們，其實最能幫助她們的就是讓她們盡快擺脫出外打工的處境，我家Melba及Gemma的經驗就比較理想。Mynra在港工作8年，仍然要到加拿大再打拼，其實也是有苦自己知。早前老妻到當地探親，開車4小時到多倫多市郊的一個小鎮探望她，雖然新僱主待她不薄，但當她們見面，談到家鄉種種問題（例如工資多了家人要求更多），兩人也不禁摟在一起先哭一會兒再詳談。

我們3個兒子都已長大，老三也快要升中，也曾商量是否可以不再僱用外傭減輕負擔。但Nida現在53歲，希望繼續留港工作，因此我們除了提醒她要把錢存起來之外，也承諾她在我們這裏要工作多久就多久。在Nida退休之前，大概我還會扮演這個現代奴隸主的角色，盡量把她當家人看待，大概是我這刻在這不完美的世界能做的少數事情之一。

一個現代奴隸主的自白（上）

趙永佳、李子樂 ： 男孩危機?語文危機?

第三屆中學文憑試剛放榜，許多學生正等待他們的大學聯招申請結果，中文科成「死亡之卷」再次成為輿論焦點。不過，我們發現，這張死亡之卷的殺傷力，卻是「男女大不同」。坊間也有種說法，謂主流教育制度著重語文表現，令擅長語文科目的女生佔優，男生相比下變得較「吃虧」。新高中課程推行後，不少人感到這種情況似乎更為突顯。爲此我們必須問：究竟學業表現上的男女差異，會否因學習課程、科目類別而有所不同？而性別對學業上所造成的成績高低最終又如何影響男女長遠的教育機會呢？

大學生女多男少，文憑試女叻過男

「圖一」顯示近年學士學位資助課程（即一般所指的大學課程）一年級生男女分布。圖中可見，大學一年級的女生數目一直較男生多。其實大學生女多男少現象自九十年代中期開始出現，到二千年代這個差距都是相當穩定的（甚至到新高學制推行前有稍微收窄的現象）。尤為值得關注的是，2012/13和2013/14年度是首兩屆文憑試學生考上大學的時間（2012/13年是新舊學制並存（double-cohort）的學年），那種女多男少的情況顯著擴大。這是否意味著新高中學制下女生的學業成績進一步跑贏男生？

圖一：近年大學一年級生男女分布

資料來源：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首兩屆中學文憑試男生女生又考得怎麼樣呢？據考評局資料，2012年和2013年文憑試考生都是男女數目相若的，我們可以參考「圖二」中考生在最佳成績的五科中取得4級或以上成績、各核心科目中取得4級或以上成績的男女比例（入大學的「實際最低門檻」往往是要達到4級或更佳的成績）。以2013年文憑試的中文科為例，男女比例為1:1.67，即在該科上考獲4級或以上成績的考生們當中，每100個男生就有167個女生。概括而言，兩屆文憑試相關數據均顯示，女生在中文、英文、通識科的成績上比例明顯高於男生，當中中文、通識科的成績差距比英文科的更大。在數學科的成績上，男生則比女生稍強。換句話說，四科核心科中，男生「輸」三科。在各核心科上取得更高成績（5級或以上）的考生群組中，這種女強男弱的情況越趨顯著。由此可見，文憑試中女同學的語文優勢，似乎是增加了她們入大學的機會。資助大學的新生男女比例，已相差百分之十，這算得上是高等教育的「男孩危機」嗎？

	2013 文憑試			2012 文憑試
	男（人）	女（人）	男女比例	男（人）	女（人）	男女比例
五科取得4級＋	5717	7356	1: 1.29	5334	7106	1: 1.33
中文科取得4級＋	7100	11872	1: 1.67	6788	11917	1: 1.76
英文科取得4級＋	7080	10603	1: 1.50	6421	10138	1: 1.58
數學科取得4級＋	12643	11223	1: 0.89	12882	10787	1: 0.84
通識科取得4級＋	9823	14815	1: 1.51	9049	15902	1: 1.76

資料來源：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男女學能差異普遍存在

事實上，這種男女學能差異已不是新鮮事，亦非香港獨有。過往不少研究均顯示，女生在語文方面表現普遍比男生優勝，相比之下男生則在數理表現上佔優。以2012年「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ISA）的結果為例，是次評估有65個國家和經濟體參與，結果顯示每個參與地區的女生在母語閱讀能力的平均分均高於男生；與此同時，有過半數參與地區的男生在數學能力評估上獲得比女生高的平均分。香港學生在PISA的表現存在類似的男女差異：男生的數學能力平均分比女生高15分（OECD平均分男比女高10分），排名第13，男女差距較大，而閱讀能力上則女比男高25分（OECD平均分女比男高37分），排名第56，男女差距相對較小。

先天、後天甚或體制性因素更為重要？

不少英美等先進國家早已注意到，近年學校制度因側重語文等不同因素而導致男生往往從學前教育開始以至中小學、大學上整體表現落後於女生，出現所謂種種「男孩危機」。也許有人會認為，男生學習語文方面先天性就是比女生遜色。可是，一直以來學者們對先天或後天哪一面才是造成性別差異的更重要因素爭議不休。腦神經學家Lise Eliot在其著作“Pink Brain Blue Brain”中表示，男女學能差異其實絕少取決於孩童腦部因先天性別構成的差異，反而孩童腦神經的可塑性是跟成長環境的互動影響而形成的。孩童腦神經會隨年齡蛻變，而且父母、老師或朋輩的影響很大程度上能對它作出「改造」。甚至乎書中的數據顯示，學童的社經地位差距比性別差距對學業成就的影響更為顯著。要收窄男女語文能力的差距，Lise Eliot建議學校和家長應共同協力營造最適合男孩學習的環境（女孩亦然），從小做起，從小事做起。例如，學校方面應盡量讓男孩更投入校園學習，給予他們多一些小休；提早為他們進行閱讀和寫作教學；聘用更多男教師；使用融合多項選擇題和寫作形式的考試；實行實踐學習和電子學習等等。家長方面也應該盡量多與子女閱讀、說話、唱歌給他們；多跟他們一起去圖書館；營造一個安靜和家庭作業的時間和空間；培養他們對戶外活動、運動和音樂的熱愛等等。

無論如何，我們在此無意找出性別到底何以影響著男女學業成就的機制，這個重要課題應交由教育學者進一步探討。同時，雖然新高中課程仍有頗大空間進行微調，但我們亦非在倡議對現行新高中學制進行大規模改革。大家可要知道，新高中課程設計或多或少反映了社會對語文能力的高度重視；學生若沒有相當水平的語言能力的話是很難應付專上教育課程的需要。事實上，實現高等教育的兩性平等也未必是文憑試和大學聯招制度的首要目標。話雖如此，我們也確實應該徹底反思現行語文教育的做法，尤其是中文科，看看為什麼男生表現總是「差少少」。中文和英文科之間的男女差距有別，正好表明這不完全受制於先天性的性別差異，而是很可能關乎課程和教學法的問題。我們如何能幫助男孩在語文方面尤其是中文科上學得更好，又如何幫助女孩更好地學習數理學科，都是香港社會大眾亟須關注的教育議題。

作者趙永佳現任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兼亞太研究所副所長、李子樂為社會學博士候選人 (http://edufrontline.blogspot.hk/)

趙永佳 呂大樂：尋找香港「左派」的故事

在二戰後初期，在香港親中共並且跟親國民黨陣營對抗的社會力量，人們通稱為「左派」，而親國民黨或國民政府的，則稱為「右派」。《胸懷祖國：香港「愛國左派」運動》一書沿用這慣常用語，稱呼書中描述的社會運動為香港「左派」。此舉既無貶意，這跟當時及後來另一些如「土共」、「港共」、「左仔」等包含某種否定或鄙視的稱呼並不相同，但我們亦沒有將他們等同為激進政治、「進步」思潮的意思。

書名：《胸懷祖國：香港「愛國左派」運動》

合編：趙永佳、呂大樂、容世誠出版：（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香港大部分戰後出生的所謂「嬰兒潮世代」，相信在其成長期，都會對「左派」運動有一些經驗和印象。趙永佳於六十年代在灣仔堅拿道居住， 「左派」組織、團體是他的成長回憶中一個重要部分。他的外婆在戰前從東莞來港，成為「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捲煙女工。戰後公司被納入「左派」系統，而她也加入了愛國工聯會陣營中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工會。公司舊址就改建成後來的南洋戲院，是他小時候看電影常到的地方。

「左派」是成長的重要部分後來她由煙草公司退休，到銅鑼灣一家西餐廳做「洗大餅」的洗碗工作，又輾轉加入了「洋務工會」。

洋務工會所組織的乃是在西式企業（多是服務業）中工作的職工。

五、六十年代，工聯會的組織工作做得很細緻，每年春節都有工會幹部來向他外婆這位老會員拜年。因此，在他的成長經驗中， 「左派」組織是平常生活中的一個部分。例如羅素街（時代廣場現址）旁是電車車廠，電車掛上回廠的牌子，就是經波斯富街轉入這個車廠。而附近不遠，就是電車工會的會址。工會處於街上的舊樓之中，而當年那些樓宇的天台都是相通的，話說電車大罷工之時（所謂「羅素街血案」事件），工人就是在工會天台上集會。他還記得曾在工會的天台上踢球，但卻完全不知道那個「球場」，原來曾發生工人運動中的重大歷史事件。

從他家向銅鑼灣方向走幾分鐘，就是波斯富街。現在的軒尼詩大廈，當年是一家「國貨公司」（應該是中國國貨公司）。而在國貨公司樓上，是工聯會屬下的「工人診療所」。六十年代的公共醫療系統非常落後，灣仔區的政府診所位於現在修頓球場旁邊的「貝夫人診療所」，由堅拿道過去路程比較遠，而且輪候的人又多，所以當他生病時，外婆通常都會帶他往「工人診療所」看病。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一進入診所大堂，就有一幅毛主席的肖像及一塊大橫額，寫上「為人民服務」。外婆當年覺得「工人診療所」比政府診所還要好，常常告訴他說，診所的針藥很便宜，所以到那裡扎一針，很快便會痊癒。當然他是不太喜歡打針的，但小時候的病都是在「工人診療所」治好，卻是事實。

「為人民服務」也會傷及無辜當然，對「左派」的記憶也不全是「和風細雨」的。到了1967 年，「五月風暴」爆發後，他正在慶幸不用如常回校上課之際，當時分租家中「頭房」的一位在灣仔消防局對面店鋪打工的店員，就曾被一枚消防局門外放置的炸彈所傷。外婆在之後的大半月每天都要為他「煲湯」療傷。「為人民服務」的「左派」，同時也會傷及無辜。

對一部分人來說，跟「愛國組織」有所接觸，是很生活化的事情。但對另一部分的人來說， 「左派」則完全屬於另一個生活世界，既不了解，亦無接觸。

呂大樂在北角碼頭旁邊的「廉租屋」長大，住在同一層的鄰居之中，只有一户是明顯地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他們家裏掛有毛像，日常生活亦似乎略有別於其他街坊，十分低調，彼此沒有什麼往來。而在該社區內的家庭，基本上不談政治。但寧靜的日子不能避免的受到「六七暴動」的衝擊。屋邨的升降機內外都被人寫上「黃皮狗」、「打倒帝國主義」（是用簡體字寫的，當時是小二學生，看不懂當中的意思）。英皇道的僑冠大廈（華豐國貨公司所在地點）上空出現直升飛機，而同時就是因為戒嚴而不敢外出，但亦可嗅到催淚彈的氣味。從成年人的表情知道事態嚴重，但小孩子卻只是一知半解。他就讀的是聖猶達小學，後門靠近蘇浙小學。某天發生炸彈爆炸，有人命傷亡，而二年級班房窗口的玻璃都震碎了，結果特別休假一周。

國貨公司差不多是唯一接觸點在往後的日子裏，每天上學及放學例必經過國貨公司和「左派書店」，對於櫥窗上所展示大陸政治、經濟、社會近貌的照片，總是半信半疑。而事實上他亦沒有興趣去查個究竟。畢竟，對一名小學生來說，文革這個題目似乎太過沉重了。在日常的生活層次上，奉一般成年人勸喻，跟大陸有密切關係的，還是保持距離為妙——但有一點除外。對普羅大眾來說，他們日常生活中所享用的消費品，不少都是大陸國貨。從英雄牌墨水筆、回力牌帆布運動鞋，到零食大白兔糖，統統均由國貨公司供應。對很多跟「左派」系統沒有什麼聯繫的人而言，國貨公司就差不多是唯一的接觸點了。

「左派」是神秘的

在呂大樂眼中， 「左派」是神秘的。在北角長大的他，可以說不可能沒有察覺到他們的存在，但彼此之間卻鮮有接觸；兩者各有他們的生活世界，在一般情况底下，互不相干。小時候讀的報紙是《星島日報》，每年10 月隨報附送青天白日旗，年份是以民國的年曆為準。雖然他跟國民黨的、「右派」的系統沒有任何連繫，但在成長過程中所接觸到的主流，是以中華民國為中心的。一切有關「左派」的事情，均屬於主流以外。

可是，當他於香港大學讀一年級的時候，卻無意中經一位補習學生的介紹，成為了某間「愛國學校」的兼職教師。

當時「四人幫」已倒台，而中國正從「毛時代」轉變過來。而香港的「左派」在追隨大陸於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等方面的轉變時，思想出現頗多矛盾和混亂的地方。昔日批判與否定的事物、價值，重新獲得肯定，有時甚至成為新的目標。而在更具體的安排上，「左派」逐步開始先接觸、後投入於港英殖民政府所建立的制度、主流。以前（ 粗略地指1950 至1978 期間） 「左派」差不多是一個完全自成一體、自給自足的社會系統，裏面有它的學校、活躍於不同行業的企業單位、報刊、文化機構及團體、街坊組織、工會、商會、體育團體等等，基本上可以完全獨立於殖民政府所建構的主流制度而運作。那樣的一個社會系統曾經是殖民制度以外的一種選擇，並且有着一定的吸引力（例如對殖民地的批判，又或者被視為進步文化的代表）。對來自於系統以外，對其文化完全陌生的呂大樂而言，那一年的兼職教學生涯，可謂大開眼界。

基於生活圈子和經驗上的差異，香港人對「左派」運動的認識，多來自新聞媒體，尤其是報刊。當然，我們可以想像有些人是自覺和主動的親近某一種政治、意識形態的意見，那是一個自我選擇的過程。也有一些是自覺的跟「左派」和「右派」保持距離，嘗試尋找第三類觀點。但也有不少人會像趙永佳一樣，外婆是愛國工會老會員，但爸爸卻是「右派」集賢起落貨工會（曾参加省港大罷工）的「醫事顧問」；他家中讀的是《香港時報》，（除熟讀體育版的本地波經之外）對來自所謂「自由陣營」的論述最清楚。

有趣的是，在舊日冷戰底下的政治環境裏，親台的、屬於建制的言論往往可以中立、客觀的形象示人。我們不是說「左派」沒有他們的問題，而是想指出，當時不少從港英或親國民黨陣營的角度出發，來記錄和演繹「左派」的活動，當中存在政治上的偏見，而並非全面、平衡的理解。這種情況在1967 年暴動之後尤其明顯。整個「左派」的系統及其所代表的政治理念，一是很簡單地視為別有用心，破壞香港的社會秩序、自由、安寧之輩，不然就根本不將「左派」放入當代香港社會發展和歷史當中，假設他們的存在最多也只不過是個小集團，而並無更重要之社會、政治含義。

缺少「左派」歷史便不完整

但本書各篇文章的作者，正想指出忽視了「左派」運動的歷史位置，便很難全面瞭解戰後香港的社會、政治發展。香港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前的25 年間的歷史，部分是一群愛國群眾懷抱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跟港英殖民政府和「右派」對抗的鬥爭史。缺少了「左派」這一頁，香港戰後的歷史便會顯得不夠完整。

在選題方面，本書包含了兩個之前較多討論的「熱門」題目：一是關於「六七暴動」，另一則是有關「左派」工會。

關於前者，葉健民所寫的「六七暴動的罪與罰」，乃以收藏於香港及倫敦的檔案文件為研究材料，重新了解當年抗爭的暴力程度，並反思殖民政府那種寧枉勿縱的處理手法。那些所謂在緊急狀態下所採用的非常手段，是否完全合乎法治精神，有其值得商榷之處。梁寶霖和梁寶龍寫「愛國工會：香港工會聯合會」，是從社會政治生態的環境來看工聯會的發展歷程。他們既看工聯會如何在急劇轉變中的環境裡尋找定位，回應勞工訴求，同時也嘗試分析它如何在政治夾縫中扮演一個頗為矛盾的角色。

在這兩個較為「熱門」的題目以外，我們選取了幾個較少人研究的界別和團體。這很大程度上是呼應前面所提到「左派」作為一個社會系統的觀點，及突顯它們在港人日常生活中的位置。在體育界，趙永佳、呂大樂和梁懿剛以愉園足球會為例以說明，這類社會團體在香港戰後歷史扮演的角色。在文學界，張詠梅以《文匯報》中一個「長壽」小說專欄《港Q 正傳》來勾畫「左派」如何「想像」戰後香港的殖民與資本主義。而李少恩更以「南國粵劇團」和「左派」工人的業餘劇團運動來描述文藝活動對戰後「左派」運動開展、團結群眾的重要性。劉翠珊對愛國學校怎樣和教育界主流結合，並在港英及特區政府支持下，完成「主流化」、「正常化」的分析，以及趙永佳和冼基樺討論於電影界銀都電影如何擺脫以往愛國電影界的鬥爭性格，並成為串連中、港、台電影產業鏈的推手，也是有助進一步探討這個社會系統在轉變中的生態環境裏如何演變。

對於香港「左派」的歷史研究，本書還只是初起步。我們暫時能夠了解的，只是該社會系統的某些方面而已。儘管有所不足，我們仍希望此文集能在傳統建制和「左派」革命論述之間走出另一條路，並發掘更多不同「左派」團體的歷史，以豐富我們對香港「左派」運動的認識，藉此為戰後香港歷史補上一筆。

趙永佳、施德安：中醫為何反對中醫院？

 明報 「星期日生活 」2014年5月25日

2014年出爐的施政報告提及，政府計劃於將軍澳興建一所中醫院。這個消息對許多投身中醫行業的人而言，應該是盼來了中醫發展的春天。但是消息出來 以後，有不少人對此充滿質疑和批評，甚至有60名中醫師在1月20日聯署了一篇名為〈六十名中醫師聯署﹕不要偽中醫院〉的文章，在主場新聞上刊登，擔憂香 港的中醫院會走中國內地的模式，並指出政府要正視現存中醫發展的許多制度性問題。興建中醫院，看似有助中醫發展，中醫們理應支持。然而為何有會那麼多中醫 師聯署表示異議呢？他們為何會反對中醫院呢？施政報告的幾行字裏，其實隱含着香港中醫發展的許多複雜問題。
參與聯署的中醫師有一個特別之處，就是都很年輕，絕大部分都是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最早幾屆的畢業生。現在這些中醫師有的在醫管局和大學及非牟利 團體三方合作的診所裏就職，也有很多是在私人診所，如康德堂或港恩中醫院工作。當中有在大學的中醫系從事教育工作，甚至有的是在中醫行業組織裏擔任要職 的。這次聯署可以說是中醫界的新生代第一次為香港的中醫發展發聲。

　「偽中醫院」偽在哪裏？

從聯署信裏看來，這群年輕的反對者，都非常熱愛中醫，反對中醫院的一大理由，就是擔心如果這是一所「偽中醫院」就會毁了他們所熱愛的中醫。他們擔心 這所中醫院不是一所純粹的中醫院。目前政府和一些支持者在構思着的「中西醫結合」，對他們而言很有可能是以用西醫的管理模式來作為醫院的主要結構，再以類 似內地「中西醫結合」的治療手法。這種猜想不無道理，因為要試行「中西醫結合」，不少人自然希望從內地取經。有報章評論就提出，「內地在中醫藥現代化、中 醫院管理及中西醫結合方面，進行了數十年實踐和探索，累積了大量成功和失敗經驗……香港中醫院運作模式，不應捨近求遠另起爐灶，而是汲取內地成功的經驗， 再結合本地實際情况，這才是正途」。
這些年輕中醫師有不少對內地的中醫發展有深入了解。在他們眼中，內地所採取的「中西醫結合」，是徹底失敗的經驗。內地的中醫體系看起來和西醫體系並 重，但是卻一直依賴西醫的價值而存。在教研及實踐層面，皆重視西醫手法，包括生化實驗及手術，忽略中醫的個體化辯證論治及四診手法，帶來的後果，就是如聯 署中引用國醫大師路志正教授和顏德馨教授的說法﹕「中醫博士不懂得用中醫治病」，真正在運用及懂得運用中醫理論和手法來診療的中醫師愈來愈少。很多準中醫 師去中醫院實習，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時間要用西醫手法來為病人診療，包括開刀做手術（開刀被不少香港的中醫師認為是和中醫重視五臟一體的整體觀相違背的一 種手法）。半個世紀以來，內地的中醫長期處於弱勢，中醫數量也愈來愈少，甚至有被取締的危機。內地如此，一個長期由西醫壟斷醫療體系的香港又如何呢？香港 中醫在還沒有穩固發展起來的時候，就呈現了滅亡的危機，熱愛中醫的年輕醫生如何對這所很有可能由西醫所主導的中醫不擔心呢？

　納入公營體系﹕中醫院的責任

聯署信也提及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就是中醫院必須納入公營醫療體系，絕對不可以自負盈虧。政府認為中醫院有自負盈虧的生存方法，但是曾在醫管局的中 醫診所裏工作過的年輕人指出一個問題，就是目前的18間診所的「自負盈虧方法」，是以壓低經營成本和藥物成本為代價。「自負盈虧」的執行模式由新自由主義 所引導，政府在相關領域裏提倡「自負盈虧」，就能節省許多公共開支，但是這種并不完全適用於公共醫療領域裏。尤其是中醫在香港仍處於剛剛發展的階段，要步 入正軌，若沒有政府在法規和資源上給予支持，就很可能胎死腹中。香港的公營醫療體系由西醫長期壟斷，但也常被批評資源過少。年輕的中醫要在「自負盈虧」的 環境裏生存，難度更甚西醫。醫療系統的存在是為了保障市民的健康。如年輕中醫們所提的，他們理想的一所中醫院，是可以提供良好的診療手法及高品質的藥物。 但他們在醫管局診所的經驗讓他們失望。
另外，年輕中醫師們寄望中醫院可以成為培養本土中醫師的一個搖籃，提供發展機會。根據他們的工作經驗，在醫管局的中醫診所坐鎮主任醫師位置的，大部 分是從國內聘請回來的老中醫。醫管局在埋怨人才流失大，年輕人做了幾年就跑去私人市場，為何不思量曾否為年輕人提供機會？私人診所提供給年輕中醫師的待遇 固然較「自負盈虧」的診所高，同時他們也更重視本土的畢業生。比如，康德堂和港恩中醫診所的中醫師，大部分都是本土培養出來的中醫師。有的年輕人甚至在政 府所提供的環境裏呆不下去，和同學合伙成立標榜本土中醫的診所。醫管局的中醫診所無法給予本土中醫師一個良好的發展機會，何况是模式和這些診所可能十分相 似的中醫院呢？

　在香港做真正的中醫

聯署的各種觀點後面，是一股對中醫的熱情在支撐着這批年輕人。他們有許多都是經歷了一段「畢業就等於失業」的時間。早期的社會環境並無法給這批最早 畢業的年輕中醫提供一個實現抱負的機會。其時的私人中醫機構喜歡從國內聘請老中醫來坐鎮診所，年輕中醫師常被拒之門外。香港的中醫在醫療體系裏是弱勢，香 港本土畢業的中醫師更是弱勢中的弱勢。這種弱勢到了近幾年才有所改變。
香港對中醫的制度性限制，使中醫保持了更純粹的價值觀和治療手法。在5年的中醫課程裏，中醫學生雖然也接受過於西醫的培訓，但法律規定中醫師不能如 內地一般使用西醫的手法。加上對內地的「中西醫結合」的不滿，他們為自己能持守一種非常純粹的中醫價值及手法而自豪，甚至認為相比內地，香港才是真正保存 中醫的地方。

　香港中醫發展的尷尬處境

這一封聯署信，揭示了中醫發展的本土危機。中醫的發展，正處於一個非常尷尬的情况。有些人會問，香港中醫其實不是一直發展得欣欣向榮嗎？1997年 以後，香港政府在中醫發展有過不少投入，包括設立註冊中醫制度，把中醫納入醫療體系；3所大學每年招收的中醫新生人數由2003年的149增至2011年 的374，香港中醫的數目則由2003年的7965增至2011年的9160。另外政府自2004年開始和大學及非牟利團體進行三方合作，逐漸在18區每 區開設一所中醫診所。據醫管局的資料，這些診所的求診人次由2004年的6.7萬增至2012年的91.6萬。如此看來，香港的中醫發展似乎正處於一個前 所未有的好景。
但統計處的一項資料，呈現了中醫發展的另外一個現象，就是看中醫的人愈來愈少。在統計處主體性住戶統計調查，關於就醫情况裏有一項是詢問香港市民在 接受訪問前求診類別的比例。資料顯示，1999年前向中醫求診的人數佔求診總人數的比例一直低過10%，但是1999年時升至19.9%，這個數據可以證 明1997年後香港中醫的確有着顯著的發展。不過其後的數字就開始下降，從2002年到2012年間更是不超過15%，2012年更是過往10年來的最低 比例，只有11.1%。雖然前往醫管局中醫診所的就診人次增加了， 但這在整體就醫次數裏所佔的比例並不高。以2012年為例，向私家中醫求診的次數佔整體就醫次數的比例是11.7%，但向醫院管理局轄下的中醫診所或中心 的中醫求診的次數比例就只有1.1%。中醫愈來愈多，但看中醫的人愈來愈少，無論對醫管局，大學的中醫系，還是中醫師而言，都是一個很尷尬的處境。

　中醫師的願景

香港的中醫發展處在如斯境况，中醫院的設立就是一個讓中醫能良好地發展下去的契機。一個有責任的政府，應該正視這群新生代的心聲。中醫師們所提出 的，不止是反對一所「偽中醫院」，他們有着更長遠的願景，就是香港政府為香港的中醫發展提供一個良好的制度環境，以讓中醫能更好地服務市民。香港中醫的發 展關鍵，在於政府如何從制度上給予中醫一個與西醫在醫療體系上同等的地位和資源，如何納入本地的醫療體系。另外也有賴香港的中醫師一起探討未來的中醫發展 模式，並在中醫院建設以至中醫制度完善化的過程裏建言。中醫院如何發展，正是給醫管局以及中醫師一個考驗，以此作為對中醫發展前景的承擔。

趙永佳 ﹕ 一本童書的兩種公民教育解讀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年2月16日

年初二陳惜姿在明報專欄中介紹了一本繪本《團圓》。同時，又收到她的「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的「公民教育小書單」，拿來一看，赫然發覺《團圓》不在其中，按捺不住要做「架両」，要向他們推薦本書，因為這不單是一本我非常喜歡的書，而且對今天香港而言，它的公民教育意義非常豐富，我們最少可以從兩方面來令小朋友思考本的「教訓」。

本書作者余麗瓊和插畫師朱成梁都是南京人，但本書中文版是由台灣信誼基金出版，而且來頭甚猛，不但獲香港「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評為第一屆（2009年）「最佳兒童圖畫書首獎」，其英譯本(“A New Year’s Reunion”， Candlewick Press)更厲害，被《紐約時報》評為2011年十本最佳兒童繪本之一。

本書主角是四歲的小女孩毛毛，她的爸爸在外邊打工，一直在「在外面蓋大房子」（作者爸爸也是長年在外的建築師），和大部份內地出外打工的人一樣，每年只有過年的時候才能回到家裏。本書並不「催淚」，起初描寫的都是毛毛和爸爸一家團喜氣洋洋的場景。到了最後，爸爸也只是靜靜地給毛毛一個「抱抱」，然後最後一幕，已是毛毛和媽媽和去得遠遠的巴士揮手。為免「劇透」太多，書中情節就不多講。

孩子們看過了之後，其實可能未必有太大感觸，只是被書中好像傳統年畫般色彩斑斕的插畫及充滿童趣的情節吸引，反而大人卻會正如一位山東的母親所說﹕「有一點點心酸」。作為爸爸，我也會自動「對號入座」，想像自己如果整年都要在外工作，只有春節才能回家幾天的心情。當讀到毛毛一覺醒來，看到媽媽（在插畫中）一邊抹眼淚，一邊幫爸爸整理行李時，也會有點「眼濕濕」。

作者說她本來只是希望寫她的父親的故事，但無論是80後作者的父親母親，還是作者她們這一輩，其實都有一大批人在外務工的經驗。好像2010年，官方數據就指有1.53億人在中國在家鄉外打工，而全國父母在外的留守兒童更達到5千8百萬人。所以在中國，本書被大部份讀者看成是時代的描寫，毛毛的爸爸就是千千萬萬個農民工父親的代表。老美的看法也是一樣，《團圓》在美國也被介紹為一個「農民工與親人團圓的故事」，而英文版最後更補上一個說明﹕「這是一個虛構的故事，但中國有超過1億農民工在遠離家鄉的地方打工，只有在假日裏才能和家人團聚。」

《團圓》是一個感人的兒童故事，但對香港人而言，「出外打工」常年不見，除了在九七年前移民潮中的「太空人」現象外，卻不是一個很普遍的經驗。不過，我們卻有超長的工作時間，港人家裏的「留守兒童」，雖然不會整年見不到爸媽，但也可能會到周末才能和他們說話、遊戲。從這點出發，香港的小朋友可能才會有所共鳴。

雖然能讓我們珍惜和親人在一起的時間，但我覺得本書最重要的還不是有關我們自己，而是能讓我們認識中國。我常認為，最佳的國民教育，就是讓孩子們全面認識真正的中國。公民教育和國民教育，其實可以並行不悖。我還記得我家老二對內地人的印象，以前一向只有是在香港揮金如土和在深圳主題公園不斷插隊的人。但當他中一那年參加了一個服務團去了廣西一個農村「義教」之後，他才察覺到原來在這些「定型」以外，有血有肉的「中國」人原來也可以很真誠，很可愛。

如果我們的為政者和愛國團體，不是諸多顧忌，而是設計活動讓孩子們通過近距離接觸內地來認識真正的中國和並非樣板的內地人，我們的國民教育不用洗腦，不用濫情，也會有效果。因此，本書的第一重公民教育的意義，就在於能讓我們（不論大人細路）認識內地人其實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一樣深愛家人，一樣會拼命工作來令家人過好日子，和家人別離時還是會非常傷心。就這樣，我們才能感受到，「中國」人其實並不全是「土豪」、「強國人」。能讓孩子認識這一點，當然勝過所有紅色洗腦團。

除了認識中國之外，個人覺得《團圓》在今天香港社會的脈絡下，還可以有另一層公民教育的解讀。前面提過，我們沒有大批長年在外務工的人，但有整天上班的家長。大部分陪伴這些香港「留守兒童」的是誰？有些家庭是祖父母，但更多的可能是外地家傭。

今年大年初一，在我家工作十年的Auntie（孩子對家傭的稱呼）終於等到簽證出發去加拿大工作，所以我們當天的節目不是拜年，不是去大埔林村許願，而是到機場送機。老三今年十歲，由Auntie一手帶大，起初還若無其事，在機場推着行李手推車來「飛車」，又興高釆烈地看舞獅表演。但到了離別一刻，他給Auntie一個大力擁抱之後，就頭也不回掉頭就走。後來我們追上他之後，他才開始放聲大哭，直至在回家途中才在車上累極睡倒。

我們常對孩子解釋，Auntie家中也有孩子，其中女兒和老三的年紀相若，她來香港照顧我們一家，為的是令她的孩子們能過好一點日子。我們對Auntie，不但要常懷感激之情，也要明白她的家人也是在和我們「分享」他們的媽媽。我們在Auntie出發前，也和孩子們解釋，她到加拿大工作，不是因為不愛他，而是因要兩年後，她就可以把女兒接到加國念書，一家團聚。

這本書正好令孩子們感受到，父母長年不在的孩子們的心情，和Auntie每次假期結束時和家人道別的情景。他們不一定會和父母有別離之苦，但通過毛毛的故事，他們大概能稍為領會到自己的「姐姐」們和她們在菲律賓、印尼、甚至孟加拉家中孩子的心境。年紀稍大的青少年(如我們十四歲的老二)，我們也可以和他們討論人生抉擇的問題，如媽媽必須要到外地打工，家裡才不會捱窮的話，他們寧願捱窮，還是情願和媽媽分隔兩地？很多「港孩」的最大問題，是缺乏同理心和覺得所有事情都是「理所當然」。《團圓》會令他們感受到「幸福並非必然」，而且書中的情節、情感，其實在他們身邊都會發生，應該會幫助他們以不同角度感受生活和「發現」中國。

我們的公民教育，除了反思我們應該成為怎麼樣的中國人之外，也應該是世界公民教育。《團圓》正如是一本書滿足了我們兩種願望，在此誠意和大家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