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永佳 ﹕ 一本童書的兩種公民教育解讀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年2月16日

年初二陳惜姿在明報專欄中介紹了一本繪本《團圓》。同時，又收到她的「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的「公民教育小書單」，拿來一看，赫然發覺《團圓》不在其中，按捺不住要做「架両」，要向他們推薦本書，因為這不單是一本我非常喜歡的書，而且對今天香港而言，它的公民教育意義非常豐富，我們最少可以從兩方面來令小朋友思考本的「教訓」。

本書作者余麗瓊和插畫師朱成梁都是南京人，但本書中文版是由台灣信誼基金出版，而且來頭甚猛，不但獲香港「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評為第一屆（2009年）「最佳兒童圖畫書首獎」，其英譯本(“A New Year’s Reunion”， Candlewick Press)更厲害，被《紐約時報》評為2011年十本最佳兒童繪本之一。

本書主角是四歲的小女孩毛毛，她的爸爸在外邊打工，一直在「在外面蓋大房子」（作者爸爸也是長年在外的建築師），和大部份內地出外打工的人一樣，每年只有過年的時候才能回到家裏。本書並不「催淚」，起初描寫的都是毛毛和爸爸一家團喜氣洋洋的場景。到了最後，爸爸也只是靜靜地給毛毛一個「抱抱」，然後最後一幕，已是毛毛和媽媽和去得遠遠的巴士揮手。為免「劇透」太多，書中情節就不多講。

孩子們看過了之後，其實可能未必有太大感觸，只是被書中好像傳統年畫般色彩斑斕的插畫及充滿童趣的情節吸引，反而大人卻會正如一位山東的母親所說﹕「有一點點心酸」。作為爸爸，我也會自動「對號入座」，想像自己如果整年都要在外工作，只有春節才能回家幾天的心情。當讀到毛毛一覺醒來，看到媽媽（在插畫中）一邊抹眼淚，一邊幫爸爸整理行李時，也會有點「眼濕濕」。

作者說她本來只是希望寫她的父親的故事，但無論是80後作者的父親母親，還是作者她們這一輩，其實都有一大批人在外務工的經驗。好像2010年，官方數據就指有1.53億人在中國在家鄉外打工，而全國父母在外的留守兒童更達到5千8百萬人。所以在中國，本書被大部份讀者看成是時代的描寫，毛毛的爸爸就是千千萬萬個農民工父親的代表。老美的看法也是一樣，《團圓》在美國也被介紹為一個「農民工與親人團圓的故事」，而英文版最後更補上一個說明﹕「這是一個虛構的故事，但中國有超過1億農民工在遠離家鄉的地方打工，只有在假日裏才能和家人團聚。」

《團圓》是一個感人的兒童故事，但對香港人而言，「出外打工」常年不見，除了在九七年前移民潮中的「太空人」現象外，卻不是一個很普遍的經驗。不過，我們卻有超長的工作時間，港人家裏的「留守兒童」，雖然不會整年見不到爸媽，但也可能會到周末才能和他們說話、遊戲。從這點出發，香港的小朋友可能才會有所共鳴。

雖然能讓我們珍惜和親人在一起的時間，但我覺得本書最重要的還不是有關我們自己，而是能讓我們認識中國。我常認為，最佳的國民教育，就是讓孩子們全面認識真正的中國。公民教育和國民教育，其實可以並行不悖。我還記得我家老二對內地人的印象，以前一向只有是在香港揮金如土和在深圳主題公園不斷插隊的人。但當他中一那年參加了一個服務團去了廣西一個農村「義教」之後，他才察覺到原來在這些「定型」以外，有血有肉的「中國」人原來也可以很真誠，很可愛。

如果我們的為政者和愛國團體，不是諸多顧忌，而是設計活動讓孩子們通過近距離接觸內地來認識真正的中國和並非樣板的內地人，我們的國民教育不用洗腦，不用濫情，也會有效果。因此，本書的第一重公民教育的意義，就在於能讓我們（不論大人細路）認識內地人其實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一樣深愛家人，一樣會拼命工作來令家人過好日子，和家人別離時還是會非常傷心。就這樣，我們才能感受到，「中國」人其實並不全是「土豪」、「強國人」。能讓孩子認識這一點，當然勝過所有紅色洗腦團。

除了認識中國之外，個人覺得《團圓》在今天香港社會的脈絡下，還可以有另一層公民教育的解讀。前面提過，我們沒有大批長年在外務工的人，但有整天上班的家長。大部分陪伴這些香港「留守兒童」的是誰？有些家庭是祖父母，但更多的可能是外地家傭。

今年大年初一，在我家工作十年的Auntie（孩子對家傭的稱呼）終於等到簽證出發去加拿大工作，所以我們當天的節目不是拜年，不是去大埔林村許願，而是到機場送機。老三今年十歲，由Auntie一手帶大，起初還若無其事，在機場推着行李手推車來「飛車」，又興高釆烈地看舞獅表演。但到了離別一刻，他給Auntie一個大力擁抱之後，就頭也不回掉頭就走。後來我們追上他之後，他才開始放聲大哭，直至在回家途中才在車上累極睡倒。

我們常對孩子解釋，Auntie家中也有孩子，其中女兒和老三的年紀相若，她來香港照顧我們一家，為的是令她的孩子們能過好一點日子。我們對Auntie，不但要常懷感激之情，也要明白她的家人也是在和我們「分享」他們的媽媽。我們在Auntie出發前，也和孩子們解釋，她到加拿大工作，不是因為不愛他，而是因要兩年後，她就可以把女兒接到加國念書，一家團聚。

這本書正好令孩子們感受到，父母長年不在的孩子們的心情，和Auntie每次假期結束時和家人道別的情景。他們不一定會和父母有別離之苦，但通過毛毛的故事，他們大概能稍為領會到自己的「姐姐」們和她們在菲律賓、印尼、甚至孟加拉家中孩子的心境。年紀稍大的青少年(如我們十四歲的老二)，我們也可以和他們討論人生抉擇的問題，如媽媽必須要到外地打工，家裡才不會捱窮的話，他們寧願捱窮，還是情願和媽媽分隔兩地？很多「港孩」的最大問題，是缺乏同理心和覺得所有事情都是「理所當然」。《團圓》會令他們感受到「幸福並非必然」，而且書中的情節、情感，其實在他們身邊都會發生，應該會幫助他們以不同角度感受生活和「發現」中國。

我們的公民教育，除了反思我們應該成為怎麼樣的中國人之外，也應該是世界公民教育。《團圓》正如是一本書滿足了我們兩種願望，在此誠意和大家推薦。

「娜」些事情的中國模式

文﹕趙永佳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年2月2日

新華社說﹕「李娜奪冠原來不是結果，而是開頭」，她在澳洲網球公開賽奪得個人第二個大滿貫冠軍，衣錦還鄉，但旋即捲入一大堆爭議之中。這一波的「娜」爭議，折射了中國體育體制所產生的怪現象，名副其實地顯現了所謂「中國模式」。

今天，在中國發生什麼事情，大概首先都會被牽扯至個人道德問題，都會有人問：「這貨的個人品格有沒有問題？」

李娜回鄉後，湖北省委書記李鴻忠在機場「攔途獻寶」送上80萬人民幣獎金。不料擺在他面前的是李娜的一塊冷淡「黑面」，在接過大額支票的同時，一點笑容也沒有。原來湖北省委曾經聯絡李娜希望搞一個盛大慶功會，但李娜直接拒絕，後來經過政府人員做「思想工作」，她才無奈同意就在武漢機場舉行。

李娜不單以「黑面」面對政府官員，當她的啟蒙教練余麗橋上前熱情擁抱時也沒有什麼反應。於是，有人在微博痛批﹕「大家看看，這就是李娜對待自己恩師余麗橋的態度！如此冷漠！可以說，她對人缺乏起碼的尊重。」北京一份報章比較客氣，但也指她是「彰顯個性的新時代運動員代表，也是不懂善意缺乏溫情的自我球員」。

當然，還有所謂「祖國」問題。她在澳網八強打敗意大利對手進入四強之後，在記者會上雖然面對大批中國記者，但卻在回答了25個英文提問之後，只「草草」回應了三個中文問題。新華網其後上載了一篇「李娜成為網壇『土豪』了嗎？」的文章，點出她在澳網勝利一刻，跪在網球場上，歇斯底里喊出的說話並不是中文，而是外國語！在中國，好像連在高興時用什麼語言來表達興奮的心情，都會有問題！文章又說﹕「有時候做人的道理很簡單，就是應該知道自己是誰？而作為網壇的一個選手，應該知道自己是哪國人？」連打着算盤也沾不上邊的CBA（中國籃協）官方微博，也踩上一腿說﹕「娜姐的英文真棒，甚至忘記了說中文，億萬國人在電視前守候！」

去年法網第二輪，李娜爆冷出局，賽後中國記者會問，「這是你參加法網以來最差的戰績，能否對中國球迷說點什麼？」好像打得不好，就會令國人蒙羞，難怪她當時要回敬一句，「我需要對他們說什麼嗎？我覺得很奇怪，只是輸了一場比賽而已。三叩九拜嗎？向他們道歉嗎？」作為中國人的代表包袱太沉重，難怪她一直在和外國媒體作的專訪中，強調她打網球，不為什麼，只是為了自己。

個人「品行」以外，李娜所引起的爭議當然也包括所謂「舉國體制」問題。她9歲開始在故鄉的市政府「業餘」體校學打網球。97年加入國家隊，99年轉打職業，直至2002年她離開國家隊為止，都是中國/蘇聯式的體育舉國體制的產物。由社會主義時代開始，精英運動員都可以在國家「全包」的情況下專心練習，不必擔憂比賽、訓練、衣食、學習的開支，由省市到國家隊，甚至將來退役後的生活，都有人為他們打點一切。不過有人稱之為國家「圈養」運動員，「體制內」的運動員應否繼續訓練、比賽都由領導決定，戰術和比賽風格也是領導說了算，私人生活當然也一樣，就連在比賽時可以因為「大局」而為隊友讓路。

李娜從來都不是典型「體制內」的運動員。她在2002年因為對教練不滿（今次「黑面」事件的余麗橋），及與隊友姜山（現在的丈夫）的戀情受到打壓，而退出國家隊回校園讀書。到了2004年，她重回國家隊，但在2008年北京奧運之後，她和其他三位中國女網「金花」正式脫離國家隊「單飛」，自謀生計，自負盈虧參加職業賽事，只上繳8至12%的獎金給政府，而不是之前的65%。在此之後，就有「他們國足」與「我們李娜」的分別，因為國足「花着我們朝九晚五起早貪黑納的稅」，而「李娜的比賽和訓練花銷都跟我們沒有半毛錢關係」。

2005年中國體壇的老大姐，現在的高幹孫晉芳說，李娜的優秀「僅是在技術上」，但「缺乏職業素養」，「作為像她這樣的運動員應該多看看自己身上的責任，別老把眼光盯在錢上」。後來單飛後，初期成績不佳，也有聲音說「單飛」不如「舉國體制」。到了今天，她拿下了兩個「大滿貫」冠軍，就被普遍認為是「個人主義」和「職業體制的勝利」，也表明「舉國體制的破產」。

「中國模式」似乎就是凡事都會和體制有關，到了今天，支持和反對舉國體制的人，都可以拿李娜來支持自己的觀點，都可以「借李娜酒杯澆自己塊壘」。當然也有冷靜一點的反思聲音說不應把「體制內」和「體制外」「非此即彼」般二元化，李娜的個案，大概「舉國」和「單飛」都有貢獻等等。也有人提出，網球、足球、乒乓等熱門有市場價值項目，大概是應該市場主導，但舉重等冷門項目卻如果沒有「舉國」支持，就可能寸步難行。

有關「舉國體制」的爭議，一時三刻不會消失，但李娜所帶出的議題，卻有另一道有點黑色幽默的新聞。李娜在武漢機場「淡然」領受80萬大洋的獎金後，新華社連續發了兩篇文章，質問李娜獎金是否「合法？合情？合理?」，「80萬究竟是獎勵優秀典型傳遞正能量，還是花納稅人的錢劫貧濟富？」。文章的結論是大概合法(有相關獎勵優秀運動員的法規)，但於理不合，情可以堪。

這也可能是典型的「中國模式」。政府使用公共財政，不論是建設高鐵、水壩、大橋，還是獎勵一個職業運動員，在民主社會，肯定不只是否有相關條文支持，而是這項政策的訂定或官員演繹政策條文是否符合民意和公眾利益。如果不然，就算合法，但民眾還是可以用選票說不。在中國，好像只要「合法」，政府什麼也可以做，決策官員也不必負上什麼責任，而究竟法從何來，又如何產生，似乎都不重要。這令我想到現在香港有關基本法的討論。沒錯，是否符合基本法的條文是很重要，但究竟那些條文和某些演繹，跟民意，甚至民主的真意又有沒有牴觸？

80萬人民幣在今天中國，不算是幾個子兒。但問題是，人民如何能監察、決定官員如何用錢？「李娜」事件所折射出來的中國模式，又豈止是個人操行和體育制度那麼簡單？

「不可能的夢？」制度短板與中國足球困局

趙永佳  劉碩

明報  2010年7月11日星期日

(舊文章 ，供老師與同學参考)

最近全球熱話的當然是世界盃，在內地也不例外。雖然中國國足未能出線南非，但也有三位「足球寶貝」，一名球證及大量記者成為世界盃上的「中國元素」。而國足也有幸能為法國隊暖身，並以一比零搶先驗証了這支前世界冠軍的衰敗。不過這始終不能掩蓋中國足球在世界盃盛事中斯人獨憔悴，不但國足已經兩屆未能進軍世盃，而且近年來除了在熱身賽及次級賽事（如最近的東亞四強賽）表現神勇以外，大型比賽的戰績都不濟，再加上中超球會在亞冠盃的賽事被韓國球隊集體PK，有「低處未見低」之感。中國足球多年來「衝出亞洲，走向世界」，似乎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夢。

有關中國足球的「不勝史」，坊間有幾種直觀式的解釋。首先是中國人的人種問題，體質不能應付身體碰撞較多的運動。還記得2002年國足在世盃一球未進而小組出局，而土耳其和南韓分別奪得三、四名之後，就有內地足壇人士主張嚴選維吾爾族和朝鮮族人加以訓練成為國足骨幹。另外是文化論，因為中國文化不論是儒、釋、道，皆以和為貴，不好爭鬥，我們文化上就已不能適應足球運動。還有是庸俗社會因素論，例如「一胎化」下的小皇帝的抗逆能力極低，所以國足球員的心理質素不佳，在大賽壓力下往往首先崩潰。

當然，還有足協和球會管理層的貪污腐敗、球員的假球、球証的黑哨等種種問題，都是最近國人一般用來解釋中國足球不振的原因。不過，過分簡化的文化、社會論顯然不能充份解釋中國足球的困局，而當今球壇的種種亂像，從宏觀角度審視，都只是表徵，並非原因。本文企圖以政治經濟體學的制度角度來了解中國足球發展，並以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國家與市場的轉型和互動來指出，「制度短板」才是中國足球困局的深層次原因。

和其他社會範疇一樣，足球也是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由國家主導的社會主義體制過渡至市場體制。在中國社會主義時期的體育管理制度，一般統稱為「舉國體制」。「舉國體制」作為中國競技體育的管理體制，其產生其實是受到了當時國內外環境的影響。從國外環境來說，在冷戰期間，體育有著更多的外交意義。各大世界賽場特別是奧運會成了蘇美所代表的兩大集團展示和比較雙方社會制度優劣的舞臺。從國內環境來看，由於當時物質條件極度困難，可支配的資源有限，且受到「人民公社」熱潮和「大躍進」指標的影響，國家體委集中權力對體育進行獨家指導和管理，集中人力、物力、財力，來保證部分重點項目形成優勢。這也就是「舉國體制」的由來。在各項體育項目的國際競賽中，如排球、乒乓、羽毛球、舉重、跳水等，「舉國體制」都為中國揚威世界體壇扮演重要角色。

改革開放後，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變化，計劃經濟體制被市場經濟體制所取代。因應整體大環境的變化，中國體育也開始進行市場化改革。足球被選為體育體制改革的突破口，一方面是由於作為三大球之一，足球水準無疑可以反映一個國家綜合體育實力；另一方面，在「奧運戰略」的影響下，人員編制多、耗資大、競技水準相對低的足球項目成了傳統「舉國體制」的棄兒，因此，市場化改革在當時成為中國足球最為現實的出路。

改革初期，市場尚未形成，職業足球球會多數是在專業隊的基礎上，由省、市政府直接或間接投資建立起來。隨後中國足球又經過了協會實體化、球會改制等一系列改革。表面上看起來，中國足球的市場化改革很徹底，很「一步到位」；但實際上，中國足球的市場化改革並沒有解決很多深層的制度性矛盾，反映到比賽結果上，就是國足、中超球會在國際賽場上的「屢戰屢敗」。

市場化的職業聯賽中，球會本應是理所當然的主角。但中國足球的職業聯賽中，舊制度的殘留使得球會和地方政府或單位還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自然要服務於國家隊、國奧隊所肩負的「衝出亞洲，走向世界」的歷史任務。球會利益在國家的利益面前顯得微不足道。這一點從中超、中甲的賽程改革上可見一斑。

中國甲級職業聯賽從首屆開始就採用升降級制度，但中國足協於2000年底對這一賽制做出了重大調整，如2001-2002年暫停聯賽的升降級，之後又將15支球隊的甲級聯賽壓縮成12支球隊的中超聯賽。足協對於這一調整的解釋是為了解決市場化改革以來的種種問題，如球會為著奪冠保級導致的惡性競爭、球會運營成本失控等等。但事實上，不管是賽制上的調整，還是中甲中超為了遷就國家隊國奧隊集訓而變得支離破碎的賽程安排，多少是為了給國家隊衝擊02年的韓日世界盃提供更長的集訓時間。種種措施導致的後果是沒有升降級壓力的國內聯賽市場迅速冷卻，原本就經營困難的球會面臨雪上加霜的局面，卻被要求要以「大局為重」而對此無可奈何。類似的措施在08年北京奧運會前又如法炮製了一次。即使2010年新足協主席韋迪上任後，情況也沒有很大改善，依然有足協官員發表類似「國奧踢中超」這種聯賽為國家隊、國奧隊服務的觀點。

從以上種種，我們無疑可以看出「舉國體制」遺留下來的「金牌戰略」依舊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力。體育總局擔心失去控制而無法完成「金牌戰略」，因此絕不會將聯賽的經營權下放。球會既然是從國家組織「體委」內分化出來的，享有的權利是國家「讓渡」出來的，無可避免要服從於國家的政治利益。新舊體制交替中，中國足協得以保留其作為行政機構的權力，可以運用行政手段來隨意控制及更改聯賽的賽制、賽程，甚至犧牲聯賽運營主體的經濟利益（如要求可以穩定票房的大牌球員參加國家隊、國奧隊更長時間的集訓）以滿足政府對於政治利益的追求。球會既是執行現代企業制度的獨立法人，同時又不得不扮演足協屬下的地方訓練隊。角色混亂的背後實際上體現的是市場和政府這兩種制度的角力。而目前看來，舊體制還是占了上風。然而，這樣的市場/政府組合效果顯然並不理想。反觀日本和韓國卻一路打入2010年世界盃十六強。這實在是極大的諷刺。

扭曲的政府市場搭配所導致的另一個嚴重後果是職業聯賽變得混亂無序。足協掌管聯賽經營大權，本應維持聯賽應有的紀律和秩序。但是，足協在維持聯賽秩序時，依靠的卻不是法律，而是行政命令；其在聯賽市場上所扮演的角色也不是中立的規則制定者和維護者，而是有著切身利益的主動參與者。對於足協來說，只要不觸犯其核心利益「金牌戰略」，球會的投機行為某種程度上是可以被容忍的，因為聯賽還是要靠球會捧場才能進行得下去。作為各個球會利益之間的協調者，在維持聯賽秩序時，足協自然的反應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之前幾次足壇反黑風暴之所以雷聲大雨點小，原因就在於此。另一方面，任何試圖挑戰足協對聯賽控制權的行為，都被人為地上升到了「政治」高度。因此，當七名球會投資人不滿混亂的聯賽，試圖以退出聯賽來挑戰足協對聯賽的控制權時，足協憑藉其體育總局轄下機構的行政身份聯合地方體育局對參與其中的球會施以重壓。要知道很多球會無法自負盈虧，需要依靠地方政府和當地企業的支援。因此，這一招尤其奏效。轟動一時的G7革命就此被滅於無痕。

市場、國家的二元對立，是中國足球制度短板的主要成因。和發展經濟的一帆風順不同，在改革後的足球界，國家和市場的利益總是不能好好的調和並進行良性互動。在國家利益的壓制下，以聯賽、球會為主體的市場機制未能建立起來，而國家在市場往往失效的基礎建設中也長期不作為，未能制約市場的違規和尋租行為，更沒有一套全方位的青訓制度。在往後的改革中，盲目的鼓吹國退民進，或一味加強國家介入（如重提舉國體制），都不一定能為中國足球帶來生機，必定要在制度層面釐清國家和市場的定位和分工，國人才有機會實現衝出亞洲，走向世界的美夢。

「苦口良藥」？傳統中醫藥與現代公共衛生

中醫藥是中華文化中的重要傳統，但不知道到了同學們這一代，中醫藥是否還是大家的集體回憶？傳統中醫藥在現代華人社會的公共衛生問題中，是否還佔一席位？中醫藥的發展，又受到甚麽因素影響？

西醫與中醫

西方國家自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採用現代科學方法的生物醫學 (biomedicine)脫穎而出，成為主流的醫療系統。自明朝萬曆年間開始，生物醫學陸續傳入中國，威脅當時盛行的漢醫學。國人為了區分外來與本土醫學，遂把盛行中國數千年的漢醫稱為「中醫」或「傳統中醫學」，於是剛來自西方的生物醫學稱為「西醫」或「現代西醫學」。香港人沿用此名詞，故在本文「西醫藥」是指來自西方的科學生物醫學。

古典專業中醫學與西方科學醫學一樣，同屬高度系統性醫藥，已約有三千多年歷史，以傳統的宇宙觀為基礎，建立陰陽平衡、五行生剋、內因（七情）和外因（六淫）的整體性等醫學理論。中醫學的臨床經驗、疾病分類、藥物性能和配製技術，以及診斷治療的方法，皆詳載於歷代經典著作中，例如《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本草綱目》等，可見中國醫藥學是一個既「古」且「典」的專門學科。嚴格來說，傳統中醫藥並不算是一門循證科學 (evidence-based science)，但其知識是建基於自然主義和理性主義的原則，並由受過專業訓練的醫師執行。

中醫藥在香港的位置

表一 政府統計處就醫情況調查十四天內曾向中醫求診佔曾求診的人士比例

資料來源	年份	人數	次數
綜合住户調查第六號專題報告書	1989	6.7%	N/A
綜合住户調查第七號專題報告書	1990	6.1%	N/A
綜合住户調查第十五號專題報告書	1996	7.5%	N/A
第三號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報告書	1999	19.9 %	22.7%
第八號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報告書	2001	16.9%	18.4%
第十二號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報告書*	2002	11.4%	19.6%
第三十號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報告書*	2005	13.2%	15.4%
第四十一號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報告書*	2008	11.4%	13.6%

備註：

自二零零二年，第十二號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報告書開始，政府做同一項目的調查時間由「調查前十四天」改為「調查前三十天」，故上表帶*者，即為「調查前三十天內曾向中醫求診佔曾求診的人士比例」的數據。

在殖民地時期香港的醫療系統，西醫佔了絕對主導地位。在1989年l月、1990年7月和1996年6月，香港政府統計處曾分別進行「綜合住戶統計調查」，估計在這四個期間接受訪問前14天內曾就醫的居民中，分別有93.3%、93.9%和92.5%人士上次是向西醫求診，不是中醫（表一）。四度調查的資料甚有一致性，顯示超過九成居民生病時會先看西醫。

表二 市民對中西醫藥效用的看法（%）

 

	年份	中醫藥	差不多	西醫藥
治療肝炎、心臟病等較嚴重疾病時會採用哪種醫藥？	1993	5.0	18.7	76.3
	2004	6.7	13.1	80.3
治療頭痛、感冒等普通疾病會採用哪種醫藥？	1993	11	12.2	76.8
	2004	22	16.7	61.3
採用哪種醫藥來補身或增進健康？	1993	63.4	28	8.5
	2004	82.4	9.4	8.2
哪種醫藥較多的副作用？	1993	3.9	31.4	74.7
	2004	1.9	8.1	90
你對哪種醫藥較有信心？	1993	12	25.1	62.8
	2004	15.8	30.4	53.9
		很不同意/不同意	看清況	很同意/同意
生病時中西醫兼用，你同意嗎？	1993	58.9	24.7	16.4
	2004	44.9	24.9	30.2
你贊成政府撥款資助中醫中藥的發展嗎？	1993	3.9	21.5	74.6
	2004	2.3	6.4	91.2

資料來源：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社會指標調查1993、2004。

有趣的是，香港人習慣既用西醫藥，又用中醫藥，七十年代有調查顯示，在過去三年內有45%人只看過西醫和僅有4%只看過中醫，但高達53%人既看過西醫也看過中醫，後來其他調查也有類似結果。中西兼用的原因之一是對兩者有不同信念。根據以往研究，大多數香港人相信西醫藥預防傳染病的效能較好，治療病症的收效較快，對中醫藥則認為它對補身或病後調理的功效較好、藥物副作用少、偏重治本非治標，尤長於治療麻疹、風濕、貧血和扭傷駁骨等病痛。參考九十年代全港的「社會指標調查」，我們亦可看到相近的研究結果（表二），例如有六成多（65%）人認為中醫藥補身的功效比西醫藥佳，只有一成（11%）人持相反意見；同時，超過七成（75%）人認為西醫藥治病的副作用較大，甚少（4%）人認為中醫藥副作用較大。值得注意的是：超過四成人贊成（16%）或不反對（25%）生病時既用西醫藥又用中醫藥，且有九成多人贊成（74%）或不反對（21%）政府撥款支持中醫藥發展。這些態度和信念，使中醫藥在西醫當道的醫療市場中不但有存在的空間，而且可以靜候發展機會，不致完全被社會抹殺。

到了九十年代回歸前的渡期，中醫藥在香港逐漸為社會主流接受。如表二所示，「於調查前14天內曾向中醫中求診的被訪者」就佔「總曾就醫人數」的百份比，就由1989年的6.75%上升至1999年19.955%（不過該系列調查十分討厭，不斷修改其問題與定義，好像1996之前為「調查前十四天內最後一次看醫生的種類」，1999至2001則是「十四天之內有沒有看中醫」，而在2002年及之後則改成「三十天內有沒有看中醫」。因為問題不同，所以很難把答案比較，但起碼在2002年後的幾次調查，看中醫的比例相當穩定）。而在1993及2003兩次的社會指標調查中，就詢問了被訪者在一年內有沒有曾看中醫，從1993年的36.7%到2003年大幅上升至57.9%，顯示大部份港人都有往中醫處看病的經驗，對中醫並不抗拒；而身體不適時自行服藥時服用中藥或中西藥皆用的比例則由35.4上升至41.5%。從兩次調查可見，港人對中醫藥療效的評價明顯越來越正面（表二）。

中醫藥在香港為何復興？

在公共衛生單元，一條核心問題是公共衛生範疇的科學與科技發展，是如何受不同因素影響。而在香港，中醫藥由被邊緣化到重新進入主流，其實和社會政治因素有很大關係。

多年來，中醫藥在殖民地時代長期被邊緣化，雖然社會各界常有人主張政府資助和推動中醫發展，但聲音微弱和缺乏組織。這個劣勢一直至八十年代，政治形勢發生變化，才有所改變：中國政府決定收回香港主權，民族意識亦隨之而興起，各界人士就藉此政治時機要求政府重視中醫中藥的發展。當中最直接的莫如1990年，中國政府訂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其中第138條規定特區政府自行制定發展中西醫服務的政策。這項條文，一鎚定音地顯示將來的特區政府要考慮發展中醫中藥，獲得中醫藥界、學術界和社會人士群起響應，殖民政府也基於政治考慮和順應民情，改變其一貫政策，由容忍和少干預變為開始關注和推動中醫藥改革。

回歸之後，香港華人的民族意識與支持中醫藥的發展相輔相承，盼求政府給予中、西醫療平等地位。1997年10月，當時特區首長董建華於其第一份施政報告就提出要把香港發展為國際中醫藥中心的策略，引發社會各界人士熱烈響應，推動政府各部門積極展開工作，如立法規管中醫執業和中藥使用、資助大學的中醫藥教研計劃，監管中藥的生產和銷售等。由此可見，一方面政府的施政方針，對中醫藥發展有關鍵性影響；另一方面，顯示民族主義也是一項重要的價值取向，對醫療系統間的相對地位頗有影響。兩者都為許多行業、企業和社團提供一個良好的時機，爭取投資、開辦或推廣中醫藥服務。

除了政治形勢改變和民族意識抬高外，八十年代末期出現數宗市民吃中草藥（如龍膽草）中毒事件，亦引起各界人士關注中藥質素和監察問題。殖民政府的容忍兼無視政策在受到壓力的情況下， 遂於1989年成立「中醫藥工作小組」，檢討中醫藥人員的執業和培訓情況，並且研究中醫藥的濫用問題和防止措施。據小組的建議，政府於1995年成立「香港中醫藥發展籌備委員會」，研究促進和規管中醫藥發展的策略和措施；委員會又於1995年9月至1996年l月期間進行「香港中醫登記計劃」，結果有6,890位中醫師成功登記。

九十年代後期，中醫藥教研活動的蓬勃發展，與香港中醫藥發展籌備委員會的建議有關。該會主張逐步把中醫藥納入香港醫療保健系統，設立一個法定的監管機構，推行中醫專業註冊和紀律制度，鼓勵大學與中醫團體合作加強中醫藥人員的培訓和科學研究，以及管制中藥入口、製造、銷售與使用等。以上各項的建議於近年陸續落實，例如1999年7月立法會通過《中醫藥條例》，政府隨即成立「中醫藥管理委員會」，負責統一規管和協調中醫中藥的發展。在衛生署協助下，中醫藥管理委員會於2000年8月中旬至年底前接受中醫註冊，並於短期內展開中藥材及中成藥監管工作。與此同時，香港中醫學教育亦出現改變：香港浸會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分別於1998年和1999年創辦由政府資助的全日制中醫藥學位課程，成立中醫學院，編印教材和開設社區診所。

除了加強中醫藥教研之外，醫藥的社會地位的提升亦使其社會功能也日漸強大。傳統上香港各大醫院均屬西醫藥界，但亦有愈來愈多研究和應用中醫藥，西醫修習短期中醫藥課程也日漸增多。監管西醫的醫務委員會已開始研究在專業守則中加入新條文，指引西醫如何採用中醫療法和如何轉介病人。近年來，私營中醫院與診所數量不斷上升，其中有不少是由慈善醫療機構開辦，如廣華醫院、東華醫院、仁濟醫院、博愛醫院、仁愛堂、黃大仙嗇色園等。由於慈善機構收費廉宜，亦可加強中醫藥在醫療市場的競爭力。近年來，愈來愈多社會人士要求政府早日建立中醫院和中醫門診，為市民提供價廉質優的中醫藥服務。到了如2003年年尾，政府決定接納民意，把中醫藥納入公共醫療體制，開設第一批中醫診所，到現在已共有十六間，並期望達盡快做每區都有一間中醫門診，可見中醫藥的社會功能將會更強大。

近年來，香港中醫藥力求復興，除了外圍環境因素的配合，中醫藥本身採用科學化策略推廣，亦有正面影響。在大學和各大醫院中進行的中醫藥研究，皆講求客觀的科學鑒定，研究人員大多是受過西醫藥或生物化學訓練的專家，雖然未必都深明中醫學理，但只少都懂「西醫式」，以循證研究方法運用科學實驗的程序，檢定中藥或針灸等方法的療效。當前香港的中醫藥研究項目眾多，大多是由這些科學專家主持而由中醫藥人員提供意見或從旁協助。事實上，大學開辦的中醫藥學課程，也相當重視現代基礎科學的訓練，包括解剖學、生理學、生物化學、病理學及診斷學等知識。中醫科學化及其與西醫藥的科學結合，既切合現代社會的科學潮流，又使中醫藥的社會認受性得以加強，對病人來說無疑是一大福音。

中醫藥在當代中國又如何？

這方面，香港的中醫藥發展蒸蒸日上，那方面，但在中國的境況卻完全相反。新中國成立後，中醫藥大受推崇，因而在中國成為和西醫同等地位的主流醫藥系統；在改革開放後，中醫藥的使用情況卻大不如前。中文大學社會學系的金蕾教授2010年撰文分析了中醫藥在1991至2004年間在中國的使用情況。根據其間五次大型調查，詢問了中國內地被訪者或其家人在有需要時是使用中醫西醫還是其他醫療服務，確認了中醫藥在近年來為民眾使用的程度正逐步下降。

                     中國大陸住户通常選用中西醫百分比(%)

	城市		農村
	西醫	中醫	西醫	中醫
1991	69	25	62	20
1993	73	20	64	20
1997	75	20	67	19
2000	78	17	66	19
2004	80	14	67	16

註：尚有「其他」選擇如鄉村醫生和助產士等 Jin (2010: p.1065)

在城市中使用中醫藥的比例由1995年的25% 拾級下降至2004年的14%，而在農村也在同期由20% 下降至16%。通過統計方法，金蕾認為住戶背境特徵 (例如教育程度、收入、健康狀況等) 與中、西醫的使用機率並無顯著關係，反倒和與中國快速的西化有關：在城市的快速西化的帶動下，西醫的使用率增加也較快，而西醫藥的價格高，利潤也較高，也可能令到西藥在收入較高城市中的供應增加，從而提高使用率；不過她強調，對中國內地中醫的「生態」，還未有很好的分析，所以這些都只能算是猜想。

話說回來，比較中港兩地近年的中醫藥發展，我們看到中國傳統中醫藥的「現代化」和醫藥本身的療效可能並無絕對關係：香港因為回歸的契機，中醫藥界成功藉著民族主義抬頭而令中醫藥能開始在社會主流爭得一席之位；相反在中國內地，卻因改革開放時期醫療制度之改變與和香港相反的社會西化過程，令中醫的主流位置受到挑戰。

結語：全球化、中華傳統與中醫藥

事實上，傳統中醫藥在內地的境況是頗為特別的情況，因為傳統醫藥復興的現象其實是個大趨勢，不僅出現在香港，也相繼出現在台灣、日本、韓國、印度、甚至美國等現代化社會。有論者認為世界各地傳統醫藥的復興趨勢，與20世紀下半期的全球化有關：當一個地區受到外來文化的沖擊和對比，常會引起文化自覺和民族認同的意識，促使其政府、知識分子和民眾有意地保留甚至加強原有的、傳統的生活方式，如飲食風俗、宗教信仰、建築藝術和醫藥傳統等。在全球化過程中每個地區既傳入外地文化，也保留原有文化，社會生活就變得愈來愈豐富，民眾的選擇也就更多。

除了激活本土文化以外，全球化也帶來醫藥文化的多樣化。20世紀初期，科學醫學自西方向全球各地迅速散播，不斷擴展和日益強大，到20世紀下半期以後，傳統醫藥（尤其是有組織的制度性醫藥）在強調保育本土文化中得到復興的機會。在這個全球化的揉合過程中，以科學理性為基礎的環球醫藥得到流傳，代代相傳的本土醫藥也沒有放棄，希望兩者都發展起來，產生互補的作用，或讓民眾有更多的過擇。

此外，除了文化自賞與民族主義的因素以外，各地傳統醫藥也可能與國際組織的積極推動推動有關，例如世界衛生組織於1997年5月第13屆世界衛生大會通過一項決議，要求各國政府重視其傳統醫藥，加以發展，並制訂適當的規例以配合國家保健制度。此後，世界衛生組織、不斷向各國宣傳和在多個國家進行研究，努求提高傳統醫藥的質素和擴大其服務範圍。另一個例子是，在全球多個國家行醫的中醫學界於數年前組織起來，先後舉辦了7次規模龐大的「世界中醫大會」。最近一屆的大會，是於1998年8月在美國著名的加州大字柏克萊分校舉行。中醫藥組織的全球化，加以世界衛生組織與著名學府的支持，應有助於傳統中醫藥的復興。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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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ung Yuet-Wah, Stephen W.K. Chiu, Rance P.L. Lee. (2005). Health: Perceptions and Practices. In Lau .S.K., Lee M.K., Wan P.S. & Wing S.L. (Eds.), Hong Kong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2004 (pp. 57-122).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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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統計處(2009) 。《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四十一號報告書》。香港：作者。

李沛良

中文大學伍宜孫書院院長，社會學系榮休教授，致力研究傳統中醫藥發展。

趙永佳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副所長，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長期關注中學通識科發展。

(原文刋於2012年6月14日《明報》「通通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