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永佳：普世價值是怎樣煉成的？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年11月9日

「雨傘革命」的爆發，令許多建制中人急問青年人為何如斯擁抱「真普選」等「普世價值」，而質疑有中國特色的漸進民主。通常「急病亂投醫」，趕忙作出的分析結論，往往差之毫釐。今次其中一個「差不多、但搞錯」的結論就是「通識教壞青年人」。自從「反國教運動」的青年領袖們在通識科中取得好成績開始，社會上就不斷有建制聲音指新高中通識科令青年人變得激進，甚至有評論指出通識科受美國勢力影響（《香港藍皮書》中的多重張冠李戴推論）而宣揚普世價值，也有人驚呼通識科會製造「文革新一代」。到了「雨傘革命」時，矛頭就更指向通識科的公開試考卷偏重「政治爭議」及課程中香港單元有側重政治議題（法治與政治參與、身分認同）之嫌。

有關通識科是否應為青年的「激進」社會政治參與負責或「居功」，我在《明報》已有文章討論，最新一篇可參考上月三十一日的《此時此刻，我們更需要通識》。這裏我希望能更「拉闊」一點視野，探討今天我們明顯觀察到的青年擁抱的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究竟是怎樣煉成的？

我的基本分析是，青年人，甚至是所有人的社會意識，都是由多種複雜因素造成，不能歸因為單一甚至少數原因。而如老馬所言，我也相信「存在決定意識」，因此我們的價值觀也是我們整個成長過程、社會脈絡所構築而成，家庭、親友、學校、媒體都各有角色。單單歸功/咎學校，甚至某一學科，未免過分簡化事情。

我們（亞太研究所）上月做了一個電話調查，隨機訪問了804位18歲以上的市民，發覺首四項港人覺得最重要的核心價值為「法治」、「自由」、「公正廉潔」、「民主」。其中，30歲或以下的被訪者而選擇這四項價值者，有30.3％選擇「自由」，23.4％選「民主」，只有10.3％選「法治」，19.3％選「公正廉潔」。而30歲至50歲的被訪者，有28.7％選「法治」、14.9％選「公正廉潔」、而只有18.7％選自由、8.5％選民主。這表明了港人的核心價值，從來都有明顯世代差異，而且18歲至29歲而念過通識科的青年人，大概並不太多（首屆通識科文憑試在2012年舉行），但與年紀較大港人比較，套用統計術語，已是有明顯差異。

那麼，究竟青年人發生了什麼事？令他們和上一代產生這麼明顯的分歧？「年少輕狂」、「青年人反叛」、「偏執」，當然可能是其中一種解釋，但我認為輕易將青年人對某些「普世價值」的追求貶為「暴風少年」的表現，未免太過輕率，更有認導之嫌。

社會學者都愛說「反話」，翻轉我們的「常識」。如果我們的「常識」將青年人的普世價值視之為一個社會問題的顯現，我卻更願意將之視為香港社會的一項「成就」。我認為香港青年人所呈現的對普世價值的嚮往與追求，是香港回歸以來，香港政府大力推行公民教育的結果，也是香港擺脫殖民地的桎梏後，香港人覺得自己終於能站起來，已不再是殖民地的臣民，而有了「當家作主」的自覺。試想想，無論我們是否認同「佔領運動」的手段，或其所追求的民主時間表，但大量參與者所表達對民主、自由的熱情，換了在殖民地時代，可能嗎？建制一方往往以「袋住先」方案已比殖民地時代進步得多來為政局解套，但他們忘記了很多香港人，尤其是青年人他們沒有經歷殖民地高壓統治，自然不能「憶苦思甜」。他們的尺度是一個「正常」民主社會，而不是殖民威權統治。換句話說，就是所謂符合「國際標準」、「普世價值」的政制。如果建制不能認同這點，雙方的對話也無疑是「牛頭馬嘴」，怎樣可以進行？

回歸以來，每一次大大小小選舉中，政府都會大力鼓勵市民參選、投票，盡市民責任。每項重要政策的論政過程中，政府都會強調諮詢工作，好像每年財爺會在預算案發表前上電視說要聽取市民意見，而施政報告也被宣傳為特首向市民的「報告」。老實說，平常市民或年輕人未必會對這些東西有很大興趣，但耳濡目染，久而久之，這些民主社會與基本價值，他們卻是「聲聲入耳」。

民主、自由這些普世價值，就好像「潘朵拉的盒子」，一旦打開了，內裏的種種「事物」，不論好好壞壞，都會飛出來。而港人就好像伊甸園中的亞當和夏娃，吃了「知識之樹」的禁果之後，就能分辨善惡、會知羞恥，會以衣服蔽體。當港人接受了「當家作主」的信息，又怎能怪其中有一部分人，會自己思考為什麼政府施政有這麼多問題、功能組別是否公平、推選委員會又是否能代表「我」？

學校其實也只是反映了這個大環境。備受爭議的通識科，是幾任特區政府上下大力推動的一項教改工程，當年每一位教局常秘、局長，都有出來護航、推薦。為的是什麼？除了是真心為了要實現「學會學習」之外，也有前面所說公民教育的背景（其實我們真的要感謝推動通識科發展的前輩們）。通識的課程目標，其中一項正正就是培養多層次的公民意識，包括世界、中國、本土。因此在課程的香港單元中，才會如斯「偏重」政治，而輕社會、經濟，三大主題中有兩道都是政治議題。當然公民教育也不是壞東西，但老實說，單從課程設計角度來看，這並不太理想。

青年人對普世價值熱中是香港推動公民教育的成果，其實是我最近幫家中老么溫習常識科時的體會。小學常識科的課程寫得不好，和通識科一樣有野心太大、幅度太廣的問題。好像他今次要考的兩個單元中，包括一國兩制、基本法、港人治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組成與運作、港人的權利與義務、如何關心社會。我的天啊！兩個月不到，要把這麼多東西塞到他們的小腦袋瓜中。其中有個別單元，例如權利與義務、如何關心社會、甚或一國兩制是什麼等都很有意思，但可惜課本中塞進了大量資料或內容，例如特區政府有多少個政策局，局長又是誰等。而且課本的不少概念，其實非常艱深，如三權分立、行政權與立法權的分別，香港的司法架構（如裁判法院和區域法院的分別）等等，小六的學生其實要多一點時間在課堂上講解和討論才可以明白。我寧願課本和課程能多花時間在概念上，如權利與義務、公民責任、港人治國、一國兩制、司法獨立等，而不是去生吞活剝大堆資料。老么的記性甚差，結果當然是「滿江紅」，一百分滿分只拿五十分（六十分合格）。

不過，最令我覺得有趣又有點驚訝的是撇開內容太多太廣之外，課本其實反映相當多普世價值，一點也不保守（當然也不激進）。例如談到「為什麼要有選舉？」時，課本會列舉兩種產生班長的辦法，老么明顯在老師提示下在表示委任制的圖畫上下了一個交叉，而在直選的圖畫上寫下了「民主」兩字（見圖）。而且更有同學們對一位由委任產生的班長的幾點憂慮（如「並非由同學選出，可能得不到同學的支持和認同」和「會顧及同學的意見和感受嗎？」）。當然課本另外只較詳細談到區議會選舉，也將「推選行政長官」看作是「選舉活動」的一種，但顯然一人一票選出代表的普世價值，是很正面的提出。

如果小學生從小開始，就被「灌輸」這種「普世價值」，連班長也要全民投票，到了中學，又要普選學生會，不要委任，那麼我們又如何禁止他們去思考香港的政制問題？防止他們其中有些同學會得出漸進政改方案不符合他們自身價值觀的結論？如果說通識科「教壞」年輕人，那麼「罪魁禍首」可不是通識科，而是常識科，甚至是特區政府和整個香港社會回歸以來在公民教育上所作的努力。

當然，香港不是北韓，也不是中國大陸，政府不能全面有效的控制信息，我們沒有防火牆，可以將「不良」信息隔絕在外。學生每天可以從各種「正常」或「反動」媒體，甚至短訊、社交媒體、網上論壇接觸到不少建制會認為是離經叛道的信息與言論。當學生開始思考這些問題，就如亞當和夏娃吃了知識之禁果一般，我們就沒有走回頭路的可能。香港社會的現狀是高度分化，學生一定、絕對會碰到種種「不良」信息，我們不可能再如在殖民時代一樣把學生、課室都關在一個封閉的無菌環境，反而只能因勢利導，幫助青年人們建立自身的「抗體」，再去決定自己的價值判斷與行動方向。

而且，青年人也不會輕易就信服所謂「正面」信息，如果他們要學習有關國民身分，那麼，國民教育就不可能只是升旗、紅色交流團或宣傳中國的崛起。大人們愈「欲蓋彌彰」，愈「硬銷」，只會令同學們反感，愈對「反面」的信息好奇。相信很多人都可能記得小時候在學校周會中，台上嘉賓或校長在侃侃而談一些大道理時，我們在台下是如何「無視」、甚至「作反」？所以我們現在只能以全面、平衡、開放的國民和公民教育來幫助和引導青年人建立一套他們經過深思熟慮的價值觀。而通識科更有令同學們獲得對不良信息、偏執言論、片面論據的「抗體」，和建立反思自身價值，認識與自己不同的立場的「本能」。這才是香港面對極度社會分化的出路。

我身邊的年輕人最近的一句潮言是「不怕神一般的對手，最怕豬一般的隊友」。所以拜託，建制的朋友們幫幫忙，不要再火上加油，以粗疏的「分析」和鹵莽的言論來進一步刺激青年人。每次這樣的言論見報，都會有更多青年人被刺激而走出來。大家應該向曾主席鈺成好好學習，昨天他直言通識科削政治議題建議「蠢到不得了」，好波！。就算要編「正向」的教材，來協助學校推行公民、國民教育，或平衡一些覺得偏頗的通識教材，他們也應該謹慎一點，不應無視社會中的分化，而只單向地介紹他們的正面信息與價值。我們不會忘記，如果沒有國民教育的「那套」教材，可能也就沒有後來的反國教運動。今後，無論我們在政治光譜的那一端，也應謹記，課室在香港從來都不是直接宣傳政治或價值觀的好地方。青年人在課堂中能學會如何思辨、如何找証據、如何理解、包容不同分析角度，他們自然就會有正確的立場與態度。

趙永佳、李子樂：此時此刻，我們更需要通識科

明報 2014年10月31日

過去幾個月，社會繼續就通識科是否偏重政治課題進行爭辯。正方認為，通識科的落實逐漸偏離教改原旨，出現「異化」，教學偏重政治議題及相關方面的資料搜集，另一方面公開試試卷設計偏重政治題，令課堂教學更為應試而集中火力放在本地政治議題上，其他「中國」、「全球化」等議題相對地受了輕視。反方則認為，通識科所探討的時事議題往往觸及「政治」，不應因此判斷通識科教學和考試評核上偏重政治課題，而且通識科是跨單元、跨學科的，不論教學或考核上，都不應把個別單元、主題割裂開來研究。與此同時，通識老師專業團體則堅持老師應當能在爭議性的議題上保持持平，不會為應試而偏教。

事實上，這個爭論背後有一個更大的社會關注點：通識科會否「淪為」政治灌輸的工具，令學生們的政治取向變得激進？無論是哪一方的立場，過往的論點多集中於該科課程架構、教與學和考試評核的具體實踐上。若把關注點放到通識科與學生政治參與之間的交集點上，我們要注意：首先，不可能把學生課堂所學的知識或考試答題內容，跟學生現實中的政治立場劃上等號；其次，通識科對政治課題上具體如何操作和其所帶來的影響，除了老師教學方面，我們也得看看學生「如何學」、「學得怎麼樣」、「學了什麼」。

知識與態度不可混為一談

我們討論通識科的實踐對學生政治參與的影響，有需要把「知識層面」和「參與態度」分清楚。不少外國研究顯示，公民教育或牽涉政治議題的課程與教學一般能提高學生相關的知識，但這不代表其政治參與度一定相應提高。例如學生對民主原則和相關議題認識多了，不一定能提高他們日後參與投票和政治競選活動的機會。青年人決定參與「政治」與否，更大機會受其他原因，例如可以取決於個人對參與個別政治事件之利弊得失的衡量。甚至乎有時候一些學生在學習政制議題的過程中，可能會出現「愈學愈有無力感」的情況，認為政治投入要求更專門的知識；自己既然未有足夠的專門知識，那「政治我就是搞不懂」便成為不參與的理由。又例如學生在課堂上學習到一些社會運動事件，看見其所面對重重困難的現實，看見年輕一代無力影響「政治」的一面，可能會因而對政治投入失去興趣或持懷疑態度。除了在極權社會，學校其實並非是意識形態灌輸的有效場所；這一點，也許我們從本港有不少宗教背景學校，卻未見有大量學生皈依，可略見一斑。

關於通識科之「政治影響」，我們因研究關係，過去兩年多訪問了幾十位新高中學生，了解他們相關的經驗和看法。從受訪學生的分享可見，整體上學生在通識科課堂上的學習過程和成效並非如一些輿論所言帶着政治色彩，對學生之政治取態的影響其實有限。不少受訪學生指出，通識科加深了他們對社區以至世界上不同議題的認識，並且從不灌輸單一觀點、立場，而是要求他們盡量從不同立場去討論時事議題，所以他們於平日習作和考試上思考問題都嘗試兼顧和平衡各種立場、各持份者所擔當的角色及所持理據。另外，與其他科目相似，學生面對通識科，多抱以考試主導的學習態度，即使學科內容涉及社會時事議題，學習態度往往還是比較被動和抽離。要是真的面對切身議題，他們大都能在老師的教導下學會對不同立場和觀點予以尊重；即使自己有既定立場，也要時刻警剔自己要作個人批判和反思。

由此看來，通識科的「可貴」之處在於對多角度思考、批判思考的重視，盡管課堂教學可能會出現政治議題或課堂以外日常生活、新聞、網絡言論充斥政治爭拗。通識科所帶來的思考工具，不但讓學生能盡量避免受別人誤導、煽動，而且讓他們抱持較持平、客觀冷靜和包容的態度去分析各大社會爭議。

社會分化更需要通識科

回頭看今次佔領運動，在有進一步研究之前，我們可以總結通識科可能的影響為，一方面令部份學生（中學生和曾修讀通識科的大學生）對政治比較關注，而在他們對民主的嚮往得不到回應之後，以至於網絡、媒體鋪天蓋地的報導下，建立了自己對運動的立場而決定投入抗爭。但在學生總體中他們畢竟是少數，因為新高中通識科推行至今已踏入第六年，我們高中以上、正修讀和已修讀的青年人約有四十二萬人（以每年七萬人計算），若通識真的有「教壞」學生的能力，那投身街頭抗爭的青年人又那會只有一萬數千人？

我們可以進一步說，通識對大部份青年人的影響，可能是令他們更能冷靜、全面地思考問題。他們因此不會收到手機短訊，或看到媒體報導，便立刻飛奔佔領區。他們會考量參與行動的對錯好壞，甚或成本與效益。因此無論是積極投入運動的少數，或暫時「置身事外」的大多數，都是青年人「深思熟慮」的結果，我們不應片面認為參與運動的同學是魯莽、偏執，而又或者不參與的青年人是膽小、怕事。他們從通識科中所學會的不是對某些政治議題的知識或片面立場，而是一套如何去全面評估這些議題、再決定自身立場與行動的工具。佔領運動的出現，通識不單不能「居功」，反佔領人士更不應將它打成為代罪羔羊；若建制不加以警惕，誤判形勢，只會激起更大的反響。

學生現時和將來的政治投入度牽涉因素複雜，關乎家庭背景、朋輩、新一代文化、公民社會發展、政經大氣候等等不同因素，當中通識科究竟擔當著什麼樣的角色正是社會關注並值得深究的地方。我們在此不單希望說明通識科的「政治成份」與學生參與抗爭運動未有緊密關連，我們更要指出，於目前社會愈趨分化的局面下，通識科在實際意義上顯得更為重要。我們不得不承認，面對現在社會上日益兩極分化、高度政治化的局面，學生們將難以繼續「獨善其身」。我們更不能期望可以像殖民時代一樣令學校「非政治化」，將學生與政治隔離，或只傳達「正面」訊息。青少年無可避免會被捲入政治議題，如果他們在一「無菌環境」中長大，又如何會有免疫力，來應付四方八面湧過來的政治訊息、動員、反動員?這正正是為什麼，此時此刻我們更需要通識科。

趙永佳為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聯席所長、兼任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通識科課程委員會(One Committee)主席。李子樂為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

趙永佳、李子樂 ： 男孩危機?語文危機?

第三屆中學文憑試剛放榜，許多學生正等待他們的大學聯招申請結果，中文科成「死亡之卷」再次成為輿論焦點。不過，我們發現，這張死亡之卷的殺傷力，卻是「男女大不同」。坊間也有種說法，謂主流教育制度著重語文表現，令擅長語文科目的女生佔優，男生相比下變得較「吃虧」。新高中課程推行後，不少人感到這種情況似乎更為突顯。爲此我們必須問：究竟學業表現上的男女差異，會否因學習課程、科目類別而有所不同？而性別對學業上所造成的成績高低最終又如何影響男女長遠的教育機會呢？

大學生女多男少，文憑試女叻過男

「圖一」顯示近年學士學位資助課程（即一般所指的大學課程）一年級生男女分布。圖中可見，大學一年級的女生數目一直較男生多。其實大學生女多男少現象自九十年代中期開始出現，到二千年代這個差距都是相當穩定的（甚至到新高學制推行前有稍微收窄的現象）。尤為值得關注的是，2012/13和2013/14年度是首兩屆文憑試學生考上大學的時間（2012/13年是新舊學制並存（double-cohort）的學年），那種女多男少的情況顯著擴大。這是否意味著新高中學制下女生的學業成績進一步跑贏男生？

圖一：近年大學一年級生男女分布

資料來源：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首兩屆中學文憑試男生女生又考得怎麼樣呢？據考評局資料，2012年和2013年文憑試考生都是男女數目相若的，我們可以參考「圖二」中考生在最佳成績的五科中取得4級或以上成績、各核心科目中取得4級或以上成績的男女比例（入大學的「實際最低門檻」往往是要達到4級或更佳的成績）。以2013年文憑試的中文科為例，男女比例為1:1.67，即在該科上考獲4級或以上成績的考生們當中，每100個男生就有167個女生。概括而言，兩屆文憑試相關數據均顯示，女生在中文、英文、通識科的成績上比例明顯高於男生，當中中文、通識科的成績差距比英文科的更大。在數學科的成績上，男生則比女生稍強。換句話說，四科核心科中，男生「輸」三科。在各核心科上取得更高成績（5級或以上）的考生群組中，這種女強男弱的情況越趨顯著。由此可見，文憑試中女同學的語文優勢，似乎是增加了她們入大學的機會。資助大學的新生男女比例，已相差百分之十，這算得上是高等教育的「男孩危機」嗎？

	2013 文憑試			2012 文憑試
	男（人）	女（人）	男女比例	男（人）	女（人）	男女比例
五科取得4級＋	5717	7356	1: 1.29	5334	7106	1: 1.33
中文科取得4級＋	7100	11872	1: 1.67	6788	11917	1: 1.76
英文科取得4級＋	7080	10603	1: 1.50	6421	10138	1: 1.58
數學科取得4級＋	12643	11223	1: 0.89	12882	10787	1: 0.84
通識科取得4級＋	9823	14815	1: 1.51	9049	15902	1: 1.76

資料來源：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男女學能差異普遍存在

事實上，這種男女學能差異已不是新鮮事，亦非香港獨有。過往不少研究均顯示，女生在語文方面表現普遍比男生優勝，相比之下男生則在數理表現上佔優。以2012年「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ISA）的結果為例，是次評估有65個國家和經濟體參與，結果顯示每個參與地區的女生在母語閱讀能力的平均分均高於男生；與此同時，有過半數參與地區的男生在數學能力評估上獲得比女生高的平均分。香港學生在PISA的表現存在類似的男女差異：男生的數學能力平均分比女生高15分（OECD平均分男比女高10分），排名第13，男女差距較大，而閱讀能力上則女比男高25分（OECD平均分女比男高37分），排名第56，男女差距相對較小。

先天、後天甚或體制性因素更為重要？

不少英美等先進國家早已注意到，近年學校制度因側重語文等不同因素而導致男生往往從學前教育開始以至中小學、大學上整體表現落後於女生，出現所謂種種「男孩危機」。也許有人會認為，男生學習語文方面先天性就是比女生遜色。可是，一直以來學者們對先天或後天哪一面才是造成性別差異的更重要因素爭議不休。腦神經學家Lise Eliot在其著作“Pink Brain Blue Brain”中表示，男女學能差異其實絕少取決於孩童腦部因先天性別構成的差異，反而孩童腦神經的可塑性是跟成長環境的互動影響而形成的。孩童腦神經會隨年齡蛻變，而且父母、老師或朋輩的影響很大程度上能對它作出「改造」。甚至乎書中的數據顯示，學童的社經地位差距比性別差距對學業成就的影響更為顯著。要收窄男女語文能力的差距，Lise Eliot建議學校和家長應共同協力營造最適合男孩學習的環境（女孩亦然），從小做起，從小事做起。例如，學校方面應盡量讓男孩更投入校園學習，給予他們多一些小休；提早為他們進行閱讀和寫作教學；聘用更多男教師；使用融合多項選擇題和寫作形式的考試；實行實踐學習和電子學習等等。家長方面也應該盡量多與子女閱讀、說話、唱歌給他們；多跟他們一起去圖書館；營造一個安靜和家庭作業的時間和空間；培養他們對戶外活動、運動和音樂的熱愛等等。

無論如何，我們在此無意找出性別到底何以影響著男女學業成就的機制，這個重要課題應交由教育學者進一步探討。同時，雖然新高中課程仍有頗大空間進行微調，但我們亦非在倡議對現行新高中學制進行大規模改革。大家可要知道，新高中課程設計或多或少反映了社會對語文能力的高度重視；學生若沒有相當水平的語言能力的話是很難應付專上教育課程的需要。事實上，實現高等教育的兩性平等也未必是文憑試和大學聯招制度的首要目標。話雖如此，我們也確實應該徹底反思現行語文教育的做法，尤其是中文科，看看為什麼男生表現總是「差少少」。中文和英文科之間的男女差距有別，正好表明這不完全受制於先天性的性別差異，而是很可能關乎課程和教學法的問題。我們如何能幫助男孩在語文方面尤其是中文科上學得更好，又如何幫助女孩更好地學習數理學科，都是香港社會大眾亟須關注的教育議題。

作者趙永佳現任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兼亞太研究所副所長、李子樂為社會學博士候選人 (http://edufrontline.blogspot.hk/)

趙永佳 呂大樂：尋找香港「左派」的故事

在二戰後初期，在香港親中共並且跟親國民黨陣營對抗的社會力量，人們通稱為「左派」，而親國民黨或國民政府的，則稱為「右派」。《胸懷祖國：香港「愛國左派」運動》一書沿用這慣常用語，稱呼書中描述的社會運動為香港「左派」。此舉既無貶意，這跟當時及後來另一些如「土共」、「港共」、「左仔」等包含某種否定或鄙視的稱呼並不相同，但我們亦沒有將他們等同為激進政治、「進步」思潮的意思。

書名：《胸懷祖國：香港「愛國左派」運動》

合編：趙永佳、呂大樂、容世誠出版：（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香港大部分戰後出生的所謂「嬰兒潮世代」，相信在其成長期，都會對「左派」運動有一些經驗和印象。趙永佳於六十年代在灣仔堅拿道居住， 「左派」組織、團體是他的成長回憶中一個重要部分。他的外婆在戰前從東莞來港，成為「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捲煙女工。戰後公司被納入「左派」系統，而她也加入了愛國工聯會陣營中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工會。公司舊址就改建成後來的南洋戲院，是他小時候看電影常到的地方。

「左派」是成長的重要部分後來她由煙草公司退休，到銅鑼灣一家西餐廳做「洗大餅」的洗碗工作，又輾轉加入了「洋務工會」。

洋務工會所組織的乃是在西式企業（多是服務業）中工作的職工。

五、六十年代，工聯會的組織工作做得很細緻，每年春節都有工會幹部來向他外婆這位老會員拜年。因此，在他的成長經驗中， 「左派」組織是平常生活中的一個部分。例如羅素街（時代廣場現址）旁是電車車廠，電車掛上回廠的牌子，就是經波斯富街轉入這個車廠。而附近不遠，就是電車工會的會址。工會處於街上的舊樓之中，而當年那些樓宇的天台都是相通的，話說電車大罷工之時（所謂「羅素街血案」事件），工人就是在工會天台上集會。他還記得曾在工會的天台上踢球，但卻完全不知道那個「球場」，原來曾發生工人運動中的重大歷史事件。

從他家向銅鑼灣方向走幾分鐘，就是波斯富街。現在的軒尼詩大廈，當年是一家「國貨公司」（應該是中國國貨公司）。而在國貨公司樓上，是工聯會屬下的「工人診療所」。六十年代的公共醫療系統非常落後，灣仔區的政府診所位於現在修頓球場旁邊的「貝夫人診療所」，由堅拿道過去路程比較遠，而且輪候的人又多，所以當他生病時，外婆通常都會帶他往「工人診療所」看病。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一進入診所大堂，就有一幅毛主席的肖像及一塊大橫額，寫上「為人民服務」。外婆當年覺得「工人診療所」比政府診所還要好，常常告訴他說，診所的針藥很便宜，所以到那裡扎一針，很快便會痊癒。當然他是不太喜歡打針的，但小時候的病都是在「工人診療所」治好，卻是事實。

「為人民服務」也會傷及無辜當然，對「左派」的記憶也不全是「和風細雨」的。到了1967 年，「五月風暴」爆發後，他正在慶幸不用如常回校上課之際，當時分租家中「頭房」的一位在灣仔消防局對面店鋪打工的店員，就曾被一枚消防局門外放置的炸彈所傷。外婆在之後的大半月每天都要為他「煲湯」療傷。「為人民服務」的「左派」，同時也會傷及無辜。

對一部分人來說，跟「愛國組織」有所接觸，是很生活化的事情。但對另一部分的人來說， 「左派」則完全屬於另一個生活世界，既不了解，亦無接觸。

呂大樂在北角碼頭旁邊的「廉租屋」長大，住在同一層的鄰居之中，只有一户是明顯地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他們家裏掛有毛像，日常生活亦似乎略有別於其他街坊，十分低調，彼此沒有什麼往來。而在該社區內的家庭，基本上不談政治。但寧靜的日子不能避免的受到「六七暴動」的衝擊。屋邨的升降機內外都被人寫上「黃皮狗」、「打倒帝國主義」（是用簡體字寫的，當時是小二學生，看不懂當中的意思）。英皇道的僑冠大廈（華豐國貨公司所在地點）上空出現直升飛機，而同時就是因為戒嚴而不敢外出，但亦可嗅到催淚彈的氣味。從成年人的表情知道事態嚴重，但小孩子卻只是一知半解。他就讀的是聖猶達小學，後門靠近蘇浙小學。某天發生炸彈爆炸，有人命傷亡，而二年級班房窗口的玻璃都震碎了，結果特別休假一周。

國貨公司差不多是唯一接觸點在往後的日子裏，每天上學及放學例必經過國貨公司和「左派書店」，對於櫥窗上所展示大陸政治、經濟、社會近貌的照片，總是半信半疑。而事實上他亦沒有興趣去查個究竟。畢竟，對一名小學生來說，文革這個題目似乎太過沉重了。在日常的生活層次上，奉一般成年人勸喻，跟大陸有密切關係的，還是保持距離為妙——但有一點除外。對普羅大眾來說，他們日常生活中所享用的消費品，不少都是大陸國貨。從英雄牌墨水筆、回力牌帆布運動鞋，到零食大白兔糖，統統均由國貨公司供應。對很多跟「左派」系統沒有什麼聯繫的人而言，國貨公司就差不多是唯一的接觸點了。

「左派」是神秘的

在呂大樂眼中， 「左派」是神秘的。在北角長大的他，可以說不可能沒有察覺到他們的存在，但彼此之間卻鮮有接觸；兩者各有他們的生活世界，在一般情况底下，互不相干。小時候讀的報紙是《星島日報》，每年10 月隨報附送青天白日旗，年份是以民國的年曆為準。雖然他跟國民黨的、「右派」的系統沒有任何連繫，但在成長過程中所接觸到的主流，是以中華民國為中心的。一切有關「左派」的事情，均屬於主流以外。

可是，當他於香港大學讀一年級的時候，卻無意中經一位補習學生的介紹，成為了某間「愛國學校」的兼職教師。

當時「四人幫」已倒台，而中國正從「毛時代」轉變過來。而香港的「左派」在追隨大陸於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等方面的轉變時，思想出現頗多矛盾和混亂的地方。昔日批判與否定的事物、價值，重新獲得肯定，有時甚至成為新的目標。而在更具體的安排上，「左派」逐步開始先接觸、後投入於港英殖民政府所建立的制度、主流。以前（ 粗略地指1950 至1978 期間） 「左派」差不多是一個完全自成一體、自給自足的社會系統，裏面有它的學校、活躍於不同行業的企業單位、報刊、文化機構及團體、街坊組織、工會、商會、體育團體等等，基本上可以完全獨立於殖民政府所建構的主流制度而運作。那樣的一個社會系統曾經是殖民制度以外的一種選擇，並且有着一定的吸引力（例如對殖民地的批判，又或者被視為進步文化的代表）。對來自於系統以外，對其文化完全陌生的呂大樂而言，那一年的兼職教學生涯，可謂大開眼界。

基於生活圈子和經驗上的差異，香港人對「左派」運動的認識，多來自新聞媒體，尤其是報刊。當然，我們可以想像有些人是自覺和主動的親近某一種政治、意識形態的意見，那是一個自我選擇的過程。也有一些是自覺的跟「左派」和「右派」保持距離，嘗試尋找第三類觀點。但也有不少人會像趙永佳一樣，外婆是愛國工會老會員，但爸爸卻是「右派」集賢起落貨工會（曾参加省港大罷工）的「醫事顧問」；他家中讀的是《香港時報》，（除熟讀體育版的本地波經之外）對來自所謂「自由陣營」的論述最清楚。

有趣的是，在舊日冷戰底下的政治環境裏，親台的、屬於建制的言論往往可以中立、客觀的形象示人。我們不是說「左派」沒有他們的問題，而是想指出，當時不少從港英或親國民黨陣營的角度出發，來記錄和演繹「左派」的活動，當中存在政治上的偏見，而並非全面、平衡的理解。這種情況在1967 年暴動之後尤其明顯。整個「左派」的系統及其所代表的政治理念，一是很簡單地視為別有用心，破壞香港的社會秩序、自由、安寧之輩，不然就根本不將「左派」放入當代香港社會發展和歷史當中，假設他們的存在最多也只不過是個小集團，而並無更重要之社會、政治含義。

缺少「左派」歷史便不完整

但本書各篇文章的作者，正想指出忽視了「左派」運動的歷史位置，便很難全面瞭解戰後香港的社會、政治發展。香港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前的25 年間的歷史，部分是一群愛國群眾懷抱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跟港英殖民政府和「右派」對抗的鬥爭史。缺少了「左派」這一頁，香港戰後的歷史便會顯得不夠完整。

在選題方面，本書包含了兩個之前較多討論的「熱門」題目：一是關於「六七暴動」，另一則是有關「左派」工會。

關於前者，葉健民所寫的「六七暴動的罪與罰」，乃以收藏於香港及倫敦的檔案文件為研究材料，重新了解當年抗爭的暴力程度，並反思殖民政府那種寧枉勿縱的處理手法。那些所謂在緊急狀態下所採用的非常手段，是否完全合乎法治精神，有其值得商榷之處。梁寶霖和梁寶龍寫「愛國工會：香港工會聯合會」，是從社會政治生態的環境來看工聯會的發展歷程。他們既看工聯會如何在急劇轉變中的環境裡尋找定位，回應勞工訴求，同時也嘗試分析它如何在政治夾縫中扮演一個頗為矛盾的角色。

在這兩個較為「熱門」的題目以外，我們選取了幾個較少人研究的界別和團體。這很大程度上是呼應前面所提到「左派」作為一個社會系統的觀點，及突顯它們在港人日常生活中的位置。在體育界，趙永佳、呂大樂和梁懿剛以愉園足球會為例以說明，這類社會團體在香港戰後歷史扮演的角色。在文學界，張詠梅以《文匯報》中一個「長壽」小說專欄《港Q 正傳》來勾畫「左派」如何「想像」戰後香港的殖民與資本主義。而李少恩更以「南國粵劇團」和「左派」工人的業餘劇團運動來描述文藝活動對戰後「左派」運動開展、團結群眾的重要性。劉翠珊對愛國學校怎樣和教育界主流結合，並在港英及特區政府支持下，完成「主流化」、「正常化」的分析，以及趙永佳和冼基樺討論於電影界銀都電影如何擺脫以往愛國電影界的鬥爭性格，並成為串連中、港、台電影產業鏈的推手，也是有助進一步探討這個社會系統在轉變中的生態環境裏如何演變。

對於香港「左派」的歷史研究，本書還只是初起步。我們暫時能夠了解的，只是該社會系統的某些方面而已。儘管有所不足，我們仍希望此文集能在傳統建制和「左派」革命論述之間走出另一條路，並發掘更多不同「左派」團體的歷史，以豐富我們對香港「左派」運動的認識，藉此為戰後香港歷史補上一筆。

趙永佳、施德安：中醫為何反對中醫院？

 明報 「星期日生活 」2014年5月25日

2014年出爐的施政報告提及，政府計劃於將軍澳興建一所中醫院。這個消息對許多投身中醫行業的人而言，應該是盼來了中醫發展的春天。但是消息出來 以後，有不少人對此充滿質疑和批評，甚至有60名中醫師在1月20日聯署了一篇名為〈六十名中醫師聯署﹕不要偽中醫院〉的文章，在主場新聞上刊登，擔憂香 港的中醫院會走中國內地的模式，並指出政府要正視現存中醫發展的許多制度性問題。興建中醫院，看似有助中醫發展，中醫們理應支持。然而為何有會那麼多中醫 師聯署表示異議呢？他們為何會反對中醫院呢？施政報告的幾行字裏，其實隱含着香港中醫發展的許多複雜問題。
參與聯署的中醫師有一個特別之處，就是都很年輕，絕大部分都是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最早幾屆的畢業生。現在這些中醫師有的在醫管局和大學及非牟利 團體三方合作的診所裏就職，也有很多是在私人診所，如康德堂或港恩中醫院工作。當中有在大學的中醫系從事教育工作，甚至有的是在中醫行業組織裏擔任要職 的。這次聯署可以說是中醫界的新生代第一次為香港的中醫發展發聲。

　「偽中醫院」偽在哪裏？

從聯署信裏看來，這群年輕的反對者，都非常熱愛中醫，反對中醫院的一大理由，就是擔心如果這是一所「偽中醫院」就會毁了他們所熱愛的中醫。他們擔心 這所中醫院不是一所純粹的中醫院。目前政府和一些支持者在構思着的「中西醫結合」，對他們而言很有可能是以用西醫的管理模式來作為醫院的主要結構，再以類 似內地「中西醫結合」的治療手法。這種猜想不無道理，因為要試行「中西醫結合」，不少人自然希望從內地取經。有報章評論就提出，「內地在中醫藥現代化、中 醫院管理及中西醫結合方面，進行了數十年實踐和探索，累積了大量成功和失敗經驗……香港中醫院運作模式，不應捨近求遠另起爐灶，而是汲取內地成功的經驗， 再結合本地實際情况，這才是正途」。
這些年輕中醫師有不少對內地的中醫發展有深入了解。在他們眼中，內地所採取的「中西醫結合」，是徹底失敗的經驗。內地的中醫體系看起來和西醫體系並 重，但是卻一直依賴西醫的價值而存。在教研及實踐層面，皆重視西醫手法，包括生化實驗及手術，忽略中醫的個體化辯證論治及四診手法，帶來的後果，就是如聯 署中引用國醫大師路志正教授和顏德馨教授的說法﹕「中醫博士不懂得用中醫治病」，真正在運用及懂得運用中醫理論和手法來診療的中醫師愈來愈少。很多準中醫 師去中醫院實習，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時間要用西醫手法來為病人診療，包括開刀做手術（開刀被不少香港的中醫師認為是和中醫重視五臟一體的整體觀相違背的一 種手法）。半個世紀以來，內地的中醫長期處於弱勢，中醫數量也愈來愈少，甚至有被取締的危機。內地如此，一個長期由西醫壟斷醫療體系的香港又如何呢？香港 中醫在還沒有穩固發展起來的時候，就呈現了滅亡的危機，熱愛中醫的年輕醫生如何對這所很有可能由西醫所主導的中醫不擔心呢？

　納入公營體系﹕中醫院的責任

聯署信也提及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就是中醫院必須納入公營醫療體系，絕對不可以自負盈虧。政府認為中醫院有自負盈虧的生存方法，但是曾在醫管局的中 醫診所裏工作過的年輕人指出一個問題，就是目前的18間診所的「自負盈虧方法」，是以壓低經營成本和藥物成本為代價。「自負盈虧」的執行模式由新自由主義 所引導，政府在相關領域裏提倡「自負盈虧」，就能節省許多公共開支，但是這種并不完全適用於公共醫療領域裏。尤其是中醫在香港仍處於剛剛發展的階段，要步 入正軌，若沒有政府在法規和資源上給予支持，就很可能胎死腹中。香港的公營醫療體系由西醫長期壟斷，但也常被批評資源過少。年輕的中醫要在「自負盈虧」的 環境裏生存，難度更甚西醫。醫療系統的存在是為了保障市民的健康。如年輕中醫們所提的，他們理想的一所中醫院，是可以提供良好的診療手法及高品質的藥物。 但他們在醫管局診所的經驗讓他們失望。
另外，年輕中醫師們寄望中醫院可以成為培養本土中醫師的一個搖籃，提供發展機會。根據他們的工作經驗，在醫管局的中醫診所坐鎮主任醫師位置的，大部 分是從國內聘請回來的老中醫。醫管局在埋怨人才流失大，年輕人做了幾年就跑去私人市場，為何不思量曾否為年輕人提供機會？私人診所提供給年輕中醫師的待遇 固然較「自負盈虧」的診所高，同時他們也更重視本土的畢業生。比如，康德堂和港恩中醫診所的中醫師，大部分都是本土培養出來的中醫師。有的年輕人甚至在政 府所提供的環境裏呆不下去，和同學合伙成立標榜本土中醫的診所。醫管局的中醫診所無法給予本土中醫師一個良好的發展機會，何况是模式和這些診所可能十分相 似的中醫院呢？

　在香港做真正的中醫

聯署的各種觀點後面，是一股對中醫的熱情在支撐着這批年輕人。他們有許多都是經歷了一段「畢業就等於失業」的時間。早期的社會環境並無法給這批最早 畢業的年輕中醫提供一個實現抱負的機會。其時的私人中醫機構喜歡從國內聘請老中醫來坐鎮診所，年輕中醫師常被拒之門外。香港的中醫在醫療體系裏是弱勢，香 港本土畢業的中醫師更是弱勢中的弱勢。這種弱勢到了近幾年才有所改變。
香港對中醫的制度性限制，使中醫保持了更純粹的價值觀和治療手法。在5年的中醫課程裏，中醫學生雖然也接受過於西醫的培訓，但法律規定中醫師不能如 內地一般使用西醫的手法。加上對內地的「中西醫結合」的不滿，他們為自己能持守一種非常純粹的中醫價值及手法而自豪，甚至認為相比內地，香港才是真正保存 中醫的地方。

　香港中醫發展的尷尬處境

這一封聯署信，揭示了中醫發展的本土危機。中醫的發展，正處於一個非常尷尬的情况。有些人會問，香港中醫其實不是一直發展得欣欣向榮嗎？1997年 以後，香港政府在中醫發展有過不少投入，包括設立註冊中醫制度，把中醫納入醫療體系；3所大學每年招收的中醫新生人數由2003年的149增至2011年 的374，香港中醫的數目則由2003年的7965增至2011年的9160。另外政府自2004年開始和大學及非牟利團體進行三方合作，逐漸在18區每 區開設一所中醫診所。據醫管局的資料，這些診所的求診人次由2004年的6.7萬增至2012年的91.6萬。如此看來，香港的中醫發展似乎正處於一個前 所未有的好景。
但統計處的一項資料，呈現了中醫發展的另外一個現象，就是看中醫的人愈來愈少。在統計處主體性住戶統計調查，關於就醫情况裏有一項是詢問香港市民在 接受訪問前求診類別的比例。資料顯示，1999年前向中醫求診的人數佔求診總人數的比例一直低過10%，但是1999年時升至19.9%，這個數據可以證 明1997年後香港中醫的確有着顯著的發展。不過其後的數字就開始下降，從2002年到2012年間更是不超過15%，2012年更是過往10年來的最低 比例，只有11.1%。雖然前往醫管局中醫診所的就診人次增加了， 但這在整體就醫次數裏所佔的比例並不高。以2012年為例，向私家中醫求診的次數佔整體就醫次數的比例是11.7%，但向醫院管理局轄下的中醫診所或中心 的中醫求診的次數比例就只有1.1%。中醫愈來愈多，但看中醫的人愈來愈少，無論對醫管局，大學的中醫系，還是中醫師而言，都是一個很尷尬的處境。

　中醫師的願景

香港的中醫發展處在如斯境况，中醫院的設立就是一個讓中醫能良好地發展下去的契機。一個有責任的政府，應該正視這群新生代的心聲。中醫師們所提出 的，不止是反對一所「偽中醫院」，他們有着更長遠的願景，就是香港政府為香港的中醫發展提供一個良好的制度環境，以讓中醫能更好地服務市民。香港中醫的發 展關鍵，在於政府如何從制度上給予中醫一個與西醫在醫療體系上同等的地位和資源，如何納入本地的醫療體系。另外也有賴香港的中醫師一起探討未來的中醫發展 模式，並在中醫院建設以至中醫制度完善化的過程裏建言。中醫院如何發展，正是給醫管局以及中醫師一個考驗，以此作為對中醫發展前景的承擔。

趙永佳: 《來自星星》的通識意義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年3月30日

過去一陣子，香港的負面消息甚多，我和很多人一樣，逃避這些負面情緒的方法是「煲劇」。於是上星期我狠下心來「煲」完了剛播完的韓劇《來自星星的你》。

在播放期間，《星星》完全是一社會現象，每天的娛樂版都在大幅報道，大結局前幾天更已經在描述結局是大團圓，好讓粉絲們放心。到了早前「兩會」期間，中央領導人王岐山公開「表白」他也在看《星星》，令本劇不但稱霸娛樂版，也上了中國版，甚至蔓延港聞。

在內地和香港，《星星》的威力充分表現在它的「植入式廣告」如何成功地為韓國輸出文化。由「炸雞配啤酒」到手機與手機Apps，外景場地，主角在劇中穿著之背包、便服和戶外休閒服品牌，千頌伊所用的化妝品，以至都教授推介的經典文學作品如《九雲夢》等都在兩地熱賣。

網上很多評論都集中於《星星》好不好看的問題，又或者是日劇與韓劇的優劣比較。不過，對於這些潮流現象，好不好看其實是次要，很多人會因為愛看而追看，也有人會一邊罵一邊看（例如被女友「迫看」），但這也無損它的受歡迎程度。我追看一半是因為王岐山，一半是因為全智賢（我可是車太炫的好兄弟，對傲嬌型女角一向沒有免疫力），本文算是一個韓劇新丁的幾點讀後感。

熱潮成因： 互聯網

今次《星星》熱潮的成因，在中港兩地大概有一半是因為互聯網。香港、內地劇迷對日劇、韓劇、美劇，甚至最近的泰劇，其實都不陌生。除了各大有線「煲劇」台之外，互聯網上充斥着不同的來源。以往主要是以BT 和網盤為主，但近來最重要的來源就變成內地的視頻網站。今次內地的愛奇藝與PPS 兩大視頻網站，買下了本劇的網絡播映權，首次與南韓同步直播，而幾小時後就已做好中文字幕。因此，還未計其他「非認可」視頻網的流量，就已達到超過13 億點閱率。在最後兩集，愛奇藝更與專業翻譯公司合作，在直播畫面加入同步滾動中文字幕。

互聯網的威力，在《星星》中表露無遺，但其實對其他電視節目的傳播作用，在粉絲群中也已是心中有數。熱門的節目在節目播放之後，大概一兩天之內，都會有（偉大的）字幕組大人把字幕弄好，並找來片源，將兩者以「外掛」或「內嵌」方式同步後，上載至網站以BT、網盤或視頻途徑給粉絲們「學習之用」。字幕組大人們的無私奉獻與無償勞動，對我國人民（包括香港）的資訊與娛樂的全球化與對無綫電視霸權的打擊，其實比王維基更厲害。現在很多內地視頻網站（包括愛奇藝與PPS）對香港都會封鎖，但網民們的「過牆梯」更犀利，逆向「翻牆」訪問內地網站欣賞心愛節目( 「小米盒子」的信徒們，你懂的）。在今天中港矛盾激化的當下，各大字幕組與視頻網站對促進中港融合與了解，應該算是起了一定作用。

《来自星星的你》的同步字幕翻译

世代交替從日劇到韓劇

在內地，有統計指出《星星》的觀眾年齡集中在10 至35 歲，女性觀眾佔八成以上，19至24 歲的粉絲更達到45％。我在近年上課時也粗略統計一下同學們的觀劇傾向，發覺觀看日劇與韓劇同學（多是女同學）的人數，已達一比四之譜。我輩哈日族的比例，已經是愈來愈低。

念社會學的人，都知道世代的影響力，我們年輕時候的經歷，對以後的人生都有影響。以英超球迷為例，我們六十後的，很多都是利物浦球迷，年輕一點的多是曼聯，年輕一點的八十後，就可能是車路士，而曼城的擁躉，就可能是平均年紀最低的。原因很簡單，在我們七十年代開始睇波之時，正是利物浦眾星（奇雲基瑾、魯殊、杜格利殊等）風華正茂的時代，我們自然很容易就成為了他們的粉絲。再晚一點才「進入」球壇的，就碰上曼聯稱霸的紀元，於是也順理成章的成了他們的球迷。真正的鐵杆球迷，不會輕言「效忠」其他球隊，因此我們如果知道一位朋友的年紀或他開始看球的時候，就很容易可以猜到他擁護的球隊。

同樣地，回想我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開始哈日，每周買的是「平凡」、「明星」（那時還未有Yes），流行曲的偶像是中森明菜、小泉今日子（最近在《海女》中重逢、不勝唏噓）、安全地帶，當然還有《龍珠》等動漫。到了2000 年後，從《東大特訓班》開始被日劇俘虜，每星期都會上網update 一次有沒有新作「全集打包」。後來驚豔於《官僚們的夏天》及《派遣員的品格》等社會派日劇，就積極以日劇作教學材料。近年雖然韓劇行情走俏，但我還是堅持對日劇效忠，不過今次終於「失守」了。

女同學們的「朋輩」壓力，令我這大叔也覺得好像非看不可。當然社會學的特權，就是奉旨「八卦」，煲劇也可自我安慰是研究、備課的一部分。不過最令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都教授的一眾「高中低」齡女粉絲的中毒程度。在偶然機會，和辦公室的女同事談起都教授的「真正」身分，其實只是講師（第一集有暗示）而不是教授，她就好像和我有「不共戴天之仇」，說我為什麼要中傷、詆譭他，說什麼「哈佛畢業的為什麼還不是教授！？」最後我唯有祭出「殺手鐧」，指出他不是教授的最有力證據——他沒有個人辦公室、只有一張辦公桌——她才悻悻然掉頭而去。

現在網上有不少帖子比較日、韓劇的分別，對韓劇多有針砭，如日劇短小精悍，韓劇比較冗長；日劇不斷創新，韓劇卻非常謹守類型；日劇的社會性強，反映現實，韓劇則是骨子裏都是愛情劇，幫助觀眾逃避現實云云。不過正如我起初所言，好看不好看，其實是見人見智，我輩日劇迷也自知大勢已去，世代交替似乎在所必然。

全球化下地球內製造不了別離

我開課教的是全球化，學生說我幾乎什麼事情都可以和全球化扯上關係，但我今次要扯上的全球化關係可不是人云亦云的「韓流襲地球」般的老套。我想說的是，《星星》是一個只有在全球化時代才可能發生的故事。

我還記得我在八十年代中到美國留學，和那時的女友（現在的老妻）分隔兩地。那時要互通款曲，只有兩個辦法，一是長途電話，但那時的長途電話費超貴，我的室友每天都打電話給在香港的女友，整月下來，電話費有時達四百多美元（我們當時的獎學金只有每月六七百元）。二是寫信，不過空郵一來一回要兩星期，有什麼重要心事要互通，都會變成已過去的小事情！後來老妻在九十年代到英國念書，電郵已經出現，雖然還不是實時同步，但一個早上也可以交換幾次信息。到了今天，無論兩人分開多遠，電郵、online chat、面書、視像電話都令我們幾乎可以不論何時何地都能「見面」。

不過當然這只限在地球而言。為了製造戲劇效果，《星星》要把男主角設定為外星人，又要他三個月後離去。試想想，如果都教授是地球人，劇情就不能發展下去了。雖然後來大結局的「蟲洞」理論令人有點耐人尋味，但在今天全球化的年代，大概只有相隔銀河的兩邊才會有真正「一水隔天涯」的戲劇效果。

所以在外星人之前，其實時空穿越（《閣樓王世子》、《仁顯王后的男人》）已成為韓劇的王道，主要也是因為在全球化之下，以地球為單位的空間距離，已沒有懸念，製造不了別離的效果。

《閣樓王世子》 

「後知後覺」的我在全智賢的傲嬌與眼淚的攻勢下也淪陷了。不過，浸淫日劇多年的堅持還是有點底蘊的，百度了一下其他人氣韓劇，都有點提不起勁來開葷看下去。老妻就更是誓死不看，我們一起看劇的時候還是要回歸《海女》的溫情與幽默。現在身邊的韓劇粉絲正在着緊地要介紹心愛韓劇給我，希望把我「踢入會」，我也於是只好默默地等待另一套韓劇來給我來一下「第二次衝擊」

趙永佳 ﹕ 一本童書的兩種公民教育解讀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年2月16日

年初二陳惜姿在明報專欄中介紹了一本繪本《團圓》。同時，又收到她的「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的「公民教育小書單」，拿來一看，赫然發覺《團圓》不在其中，按捺不住要做「架両」，要向他們推薦本書，因為這不單是一本我非常喜歡的書，而且對今天香港而言，它的公民教育意義非常豐富，我們最少可以從兩方面來令小朋友思考本的「教訓」。

本書作者余麗瓊和插畫師朱成梁都是南京人，但本書中文版是由台灣信誼基金出版，而且來頭甚猛，不但獲香港「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評為第一屆（2009年）「最佳兒童圖畫書首獎」，其英譯本(“A New Year’s Reunion”， Candlewick Press)更厲害，被《紐約時報》評為2011年十本最佳兒童繪本之一。

本書主角是四歲的小女孩毛毛，她的爸爸在外邊打工，一直在「在外面蓋大房子」（作者爸爸也是長年在外的建築師），和大部份內地出外打工的人一樣，每年只有過年的時候才能回到家裏。本書並不「催淚」，起初描寫的都是毛毛和爸爸一家團喜氣洋洋的場景。到了最後，爸爸也只是靜靜地給毛毛一個「抱抱」，然後最後一幕，已是毛毛和媽媽和去得遠遠的巴士揮手。為免「劇透」太多，書中情節就不多講。

孩子們看過了之後，其實可能未必有太大感觸，只是被書中好像傳統年畫般色彩斑斕的插畫及充滿童趣的情節吸引，反而大人卻會正如一位山東的母親所說﹕「有一點點心酸」。作為爸爸，我也會自動「對號入座」，想像自己如果整年都要在外工作，只有春節才能回家幾天的心情。當讀到毛毛一覺醒來，看到媽媽（在插畫中）一邊抹眼淚，一邊幫爸爸整理行李時，也會有點「眼濕濕」。

作者說她本來只是希望寫她的父親的故事，但無論是80後作者的父親母親，還是作者她們這一輩，其實都有一大批人在外務工的經驗。好像2010年，官方數據就指有1.53億人在中國在家鄉外打工，而全國父母在外的留守兒童更達到5千8百萬人。所以在中國，本書被大部份讀者看成是時代的描寫，毛毛的爸爸就是千千萬萬個農民工父親的代表。老美的看法也是一樣，《團圓》在美國也被介紹為一個「農民工與親人團圓的故事」，而英文版最後更補上一個說明﹕「這是一個虛構的故事，但中國有超過1億農民工在遠離家鄉的地方打工，只有在假日裏才能和家人團聚。」

《團圓》是一個感人的兒童故事，但對香港人而言，「出外打工」常年不見，除了在九七年前移民潮中的「太空人」現象外，卻不是一個很普遍的經驗。不過，我們卻有超長的工作時間，港人家裏的「留守兒童」，雖然不會整年見不到爸媽，但也可能會到周末才能和他們說話、遊戲。從這點出發，香港的小朋友可能才會有所共鳴。

雖然能讓我們珍惜和親人在一起的時間，但我覺得本書最重要的還不是有關我們自己，而是能讓我們認識中國。我常認為，最佳的國民教育，就是讓孩子們全面認識真正的中國。公民教育和國民教育，其實可以並行不悖。我還記得我家老二對內地人的印象，以前一向只有是在香港揮金如土和在深圳主題公園不斷插隊的人。但當他中一那年參加了一個服務團去了廣西一個農村「義教」之後，他才察覺到原來在這些「定型」以外，有血有肉的「中國」人原來也可以很真誠，很可愛。

如果我們的為政者和愛國團體，不是諸多顧忌，而是設計活動讓孩子們通過近距離接觸內地來認識真正的中國和並非樣板的內地人，我們的國民教育不用洗腦，不用濫情，也會有效果。因此，本書的第一重公民教育的意義，就在於能讓我們（不論大人細路）認識內地人其實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一樣深愛家人，一樣會拼命工作來令家人過好日子，和家人別離時還是會非常傷心。就這樣，我們才能感受到，「中國」人其實並不全是「土豪」、「強國人」。能讓孩子認識這一點，當然勝過所有紅色洗腦團。

除了認識中國之外，個人覺得《團圓》在今天香港社會的脈絡下，還可以有另一層公民教育的解讀。前面提過，我們沒有大批長年在外務工的人，但有整天上班的家長。大部分陪伴這些香港「留守兒童」的是誰？有些家庭是祖父母，但更多的可能是外地家傭。

今年大年初一，在我家工作十年的Auntie（孩子對家傭的稱呼）終於等到簽證出發去加拿大工作，所以我們當天的節目不是拜年，不是去大埔林村許願，而是到機場送機。老三今年十歲，由Auntie一手帶大，起初還若無其事，在機場推着行李手推車來「飛車」，又興高釆烈地看舞獅表演。但到了離別一刻，他給Auntie一個大力擁抱之後，就頭也不回掉頭就走。後來我們追上他之後，他才開始放聲大哭，直至在回家途中才在車上累極睡倒。

我們常對孩子解釋，Auntie家中也有孩子，其中女兒和老三的年紀相若，她來香港照顧我們一家，為的是令她的孩子們能過好一點日子。我們對Auntie，不但要常懷感激之情，也要明白她的家人也是在和我們「分享」他們的媽媽。我們在Auntie出發前，也和孩子們解釋，她到加拿大工作，不是因為不愛他，而是因要兩年後，她就可以把女兒接到加國念書，一家團聚。

這本書正好令孩子們感受到，父母長年不在的孩子們的心情，和Auntie每次假期結束時和家人道別的情景。他們不一定會和父母有別離之苦，但通過毛毛的故事，他們大概能稍為領會到自己的「姐姐」們和她們在菲律賓、印尼、甚至孟加拉家中孩子的心境。年紀稍大的青少年(如我們十四歲的老二)，我們也可以和他們討論人生抉擇的問題，如媽媽必須要到外地打工，家裡才不會捱窮的話，他們寧願捱窮，還是情願和媽媽分隔兩地？很多「港孩」的最大問題，是缺乏同理心和覺得所有事情都是「理所當然」。《團圓》會令他們感受到「幸福並非必然」，而且書中的情節、情感，其實在他們身邊都會發生，應該會幫助他們以不同角度感受生活和「發現」中國。

我們的公民教育，除了反思我們應該成為怎麼樣的中國人之外，也應該是世界公民教育。《團圓》正如是一本書滿足了我們兩種願望，在此誠意和大家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