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永佳：「0-0」的意義

明報  「星期日生活」  2015-09-13

9月3日的「中港大戰」，結果港隊將士用命，以「九○一」的「泊大巴」戰術守和了無論世界排名或球員質素都比我們好得多的中國國家隊。這場平局，讓港隊奪得寶貴一分，但港隊出線的道路還是非常漫長，我們當然不宜過分興奮。上周對賽小組的強隊卡塔爾，雖然在先失三球之後，發揮了「獅子山精神」（特首網誌），完埸前連追兩球雖敗猶榮，但可惜未能搶得一分。

大家都明白，港人對賽果興奮，和對手是中國國家隊離不開關係。有博客直言，港隊當晚的表現，「正好為近年香港人，舒了一口悶氣」，反擊了「強國」對香港核心價值的蠶食、紅色資本的入侵，及水貨客的橫行。最近，《進擊的巨人》電影版上映，又引動港人把中國形容為作品中的吃人巨人。現在，把港隊比喻為漫畫中的「調查兵團」，為了自由， 「在強權面前而無懼」，也並不為過。

不過，雖然「中港矛盾」，是這場「大戰」的最「理所當然」的解讀，但也只是眾多可能解讀方向之一。「足球高於生死」是利物浦已故名帥辛奇利的名言，這場比賽在中港矛盾的氛圍下，彷彿也體現了這種精神。但在比賽進行中，小兒的一個問題，卻令我感受到，在中港恩怨之外，我卻更希望以另一角度來詮釋這場比賽。

老三今年十二歲，也是一名小球員，熱愛足球，但平常並不在電視上看球，今次我特別和他一起觀戰，希望豐富他的比賽意識。開賽不久，他就問， 「點解香港隊嘅球員咁黑？」我聽到之後，就乘勢對他進行「公民教育」，指出港隊不單有黃皮膚、黑皮膚，更有白皮膚，無論是什麼膚色，只要他們熱愛香港，球技出色，願為香港榮譽而戰，他們就可以是港隊球員（那些什麼居港年期的，以後再解釋吧）。後來徐德帥82 分鐘入替高梵，我也特別指出他是在內地出生長大的。老三是正宗「小學雞」，平常看的是《哈利波特》、《刀劍神域》，又不看直播足球，對於球場上的種族多元，不大敏感，所以正好藉這個機會將他「點醒」。

後來，在比賽中，我看到高梵不惜氣力的在邊路助攻助守，積施利在右路的「淡定」（當然他的速度也真的有點慢），法圖斯和基藍馬在中路防守的人肉長城，麥基「跑狗」式的「防守型前鋒」踢法。當然還有白鶴、黃洋在中場的掃蕩，再加上「英雄輝」的神級撲救、「虎哥」李志豪的冷靜包抄，和全隊前仆後繼，首尾呼應的聯防。我深深感受到，能把這麼多來自「五湖四海」，不同種族，不同背景的人集合在一起，成為一個整體，做好一件工作，這可能才是真正有價值的香港精神。

來自「五湖四海」的組合

在當晚連後備上陣的14位球員中，有三位（基藍馬、法圖斯、高梵）來自非洲（喀麥隆、尼日利亞、加納），麥基和積施利祖籍英國，白鶴、黃洋、徐德帥都是來自內地的「新香港人」。當然我們更不能無視，在場邊還有一個緊張大師、大叫大喊的 Kim sir 金判坤是來自大韓民國。

今次世界盃外圍賽開賽之初，中國足協的一張「有層次」足球海報的渲染之下，港隊球員的來源與膚色，就已成了本賽事的焦點。不過，我們應該知道，無論是基藍馬、法圖斯、高梵，還是沒有落場的安基斯，都已經在香港度過了起碼七年歲月，在港落葉歸根，和你我很多人一樣拿了身分證，有權投票（雖然也一樣不能選特首）。麥基10 歲就已來香港定居，更是我的港大校友，積施利據報道也在5 歲時已隨父親來港居住。內地球員雖然只需居港兩年就可以入選港隊，但無論是白鶴、黃洋、徐德帥，還是另外兩位「內援」鞠盈智、王振鵬也是在香港成名，並已經在香港開始他們的職業足球生涯。而更「Man」的當然是Kim sir，曾公開向香港示愛，說「我真的屬於這個地方。當這個地方需要我，我可以為它而死」，真的有韓劇「男主」的風範。

香港球壇和社會一樣，從來是華洋雜處（非洲人算不算「洋人」又是另一問題），我們小時候已經是看着居里、華德等蘇格蘭球員長大，其後也有譚拔士等英格蘭球員，巴貝利等土生洋將。後來香港愈來愈全球化，回歸後英國球員沒有了殖民地時代的簽證優惠，又身價太高，因此其他歐洲、以致南美球員也漸多。最近的「全球化2.0」新趨勢是來源更多元。當年大兒子在愉園踢青年軍，球隊還在乙組，但已有一個來自格魯吉亞的球員，因為常和青年軍一起練球，也令他們認識了有這樣的一個國家在中亞。後來有一位非洲球員更厲害，入選了本國的奧運國家隊，當年要請假個多月去踢外圍賽。因此足球場上的改變，其實也只是社會上的縮影，折射着香港由英帝國殖民地，蛻變成一真正的全球城市。

方志恆稱「不以種族血緣為分界，而以我城核心價值為感召」的精神面貌，為「港式國族主義」。用國族主義來形容不拘種族、甚至國籍的香港精神，可能有些語病，而「香港革新論」的年輕人們當然也知道，他們理想的「港式國族主義」其實也只是一種理想，現實是當然有點複雜。例如早前港隊對菲律賓的比賽中，有些球迷的現場反應就不大和開放、包容的「公民價值論」（Civic Nationalism）脗合。

球壇限制外援的爭議

所謂香港的本土意識，以往其實有很多成分是小市民式的庶民心態與文化。港隊所表現的精神，如其說是一種開放共融的意識，當然也是有「七十二家房客」中低下層市民求生存，放下內部分歧，眾志成城抵抗外力，保衛現有生活方式的味道。也因此，港人的「開放」本土意識有些時候還是避免不了誰才是本土，或本土優先的爭議。例如大部分港人，無論多開放或接納多元，多少也會對自由行的亂象感到困擾，而我們對新移民才會有眾多不同的看法和意見。

就算在足球圈，大家對外援球員，或「歸化」球員也有不同的意見。港超球隊現在每隊可以有六位外援（非本地）球員，其中一位需要來自亞洲足協成員國，上陣比賽則只可以有四名非本地球員。根據維基的資料，不計已「歸化」球員（如高梵、積施利等），港超球隊除了黃大仙外，都最少有五位「外援」，而有四隊更擁有全部六位外援。

在這情况下，當然本地球員能「出頭」的機會就更少，而港隊大部分由歸化球員組成，也絕不出奇。本港球壇，甚至世界上大部分足球圈，對應否限制外援的數字都曾有不少討論和爭議。在歐洲，因為「一體化」的影響，歐盟成員國的球員大致上在各國可以自由流轉，再加上非歐盟球員（各國聯賽對此規則相異），例如英超各強隊中的「真」本土（英倫三島）球員屈指可數。這種本地/外來的張力，不是我們一句「有容乃大」就可以抹殺。我的大兒子十八歲，自小就在發他的足球夢，如果香港限制外援，他能「踢職業」的機會當然高了很多。不過，這是一件好事嗎？當我們在本地職業足球比賽中，看到一些本地球員的腳法粗糙，最簡單是連「控定」一個高空球也做不好的時候，而一些相當廉價的外援（我想起幾年前愉園的34 歲非洲外援盧加路），能把一個半空掉下來的高球控得穩穩，我就不會再投訴太多外援了（當然他們更多時候，憑身體質素已可以「硬食」本地球員）。如果我家老大要在政策保護之下才能踢得上職業，倒不如轉踢業餘「衞生波」好了。

當然，事情總有兩面。就像所有開放勞工市場的討論一樣，對受影響的本地工人，都應該有補償和支援的政策。例如某行業如果受引入外工影響的話，對行業中工人應該有援助或再就業的政策。如果整體勞工市場受勞動力開放影響的話，對本地工人的培訓和就業服務，以致失業援助，都應加強。當我們指摘本地青年沒有能力和外來人才（如港漂）競爭的時候，我們有沒有反思我們為他們提供了怎麼樣的教育、訓練，怎麼樣的支援？

我們要求青年人要有世界視野，要擁抱「中國機遇」，但我們又如何準備他們呢？年輕人向外闖，並不容易，老大現時在新加坡念書，兼在S-League青年軍比賽，其實他有幸得到家人的支援，但家境普通的青年又可以怎樣？單就足球角度看，我們現在能為有志足球的青年人提供足夠、高水平的訓練嗎？他們射術不精，控球不靈，和訓練的強度和密度都不夠總有點關係吧。當然，我們可以說，以往胡國雄、尹志強還不是自學成才？但在全球化的世代， 「天才波」大概已不太管用了。現在球會連為青年軍每星期多安排兩、三課訓練的場地都有困難，那教本地足球小將們如何面對外援的挑戰？

因此， 「中港大戰」的真正意義，可能在於揭示了香港在全球化世界中的機會與困局。一方面，我們在「海納百川」吸收了各地人才，再齊心合力，就可面對強敵都「打高一皮波」。但我們在開放本土的同時，也會引發不少副作用與社會矛盾。我們不應過分樂觀，認為一種開放的本地國族主義必然會出現。正如1998年世界盃法國以「黑、白、阿拉伯」（Black, Blanc, Beur）的球員征服了世界球壇，一時間大家以為這就正是法國民族融和的象徵。但在其後十多年，法國社會的種族衝突（甚至騷亂）不斷，而球圈也出現不少種族矛盾，甚至2011 年國家隊教練白蘭斯（Blanc）也曾被指認為法國太多「外來」球員，而暗示要限制非白人青年球員進入法國足總的精英足球學院。

這樣看來，中、港恩怨，可能不是對「中港大戰」的唯一解讀。如何在全球化世代，決定香港如何看待與面對從四方八面（當然包括內地）投奔這「我城」的「他們」，應該也是「我們」可以思考的方向。

趙永佳：「一國兩制」這樣教 可以怪年輕人嗎？

明報「星期日生活」

2015年3月15日 星期日

最近，反內地自由行、水貨客的本土主義行動風起雲湧，其中年輕人似乎是行動的骨幹，而同時不少民調亦說明較年輕者的中國意識較弱，本土意識卻較強。這令人不禁問，為什麼回歸多年，年輕一代對中港關係，不少還是會較為偏向本土主義，而否定中港兩地的聯繫？有內地學者評論香港青年問題時，也認為香港教育界和社會對「一國兩制」理解和觀念並不準確，存在很多誤解、歪曲， 「對去殖民化教育，要補這門課」。另一位中方人士也要求今天香港社會，必要進行「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再啟蒙」。

我家老三的小六常識科，不久前的小考就正好是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單元，當中也包括「一國兩制」及「港人治港」的內容，正好可以用來說明，今天在本港小學中，對這類「國民教育」的題材是怎樣來教的。我想指出，若中、小學還是這樣教「一國兩制」等公民教育的議題，建制派可不能怪責年輕人，對一些重大公共議題，出現對他們來說「偏頗」的看法。

強調內容資料忽略概念

除了一般的升旗、奏國歌之類的儀式之外，常識科可算小學生接觸國民、公民教育的途徑。小學常識科一般在小四教授有關中國歷史的單元，在小五時包括香港歷史與經濟發展的議題，到小六上學期就會進行香港政治公民教育的學習。老三的教科書，可算「政治正確」，以「基本法的保障」為主題來討論「一國兩制」及「權利與義務」，亦有另一單元以「港人治港」為主旨，來交代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組成與運作。從建制角度看，可能會嫌教科書不夠愛國，對「一國兩制」、「基本法」等制度，冷靜有餘，熱情不足。以一般人眼光看來，卻還算是持平，有些人憂慮的「洗腦」情况並沒有出現。課本也討論了「權利與義務」、「為什麼要有選舉」這些重要的公民教育議題。

不過，在和老三搏鬥了幾天來為考試溫習的過程中，我卻深深體會到，為什麼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孩子們對一國兩制的了解還是基本上欠奉。首先，從教科書所見，和常識科其他單元的教學一樣，本科過分強調知識內容和資料，而不是概念。例如，在討論「一國兩制」一節中，課本只是以鄧小平的兩次發言來強調中國對香港擁有主權。問題是， 「小學雞」們對「主權」概念都未了解，又怎樣能了解「一國兩制」中「一國」的概念？

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一節中，課本的建議教學活動，是閱讀「基本法」第二條和第十二條，以找出，港作為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包括行政管理、司法，和立法權。驟眼看來，這不太難，老三在溫習時，雖然能夠列出三種自治權，但他坦言不知道「這是乜東東」，純粹是把它們背下來。對成年人可能是「常識」的概念，對小學生卻是「火星文」。當然也可能是老三的「常識」不足，悟性不夠，不過他在全級成績一直緊守中游，相信也代表了普遍同學的反應。

大量資訊遠超學生負荷

其次，小學常識科的第二個通病，是在短時間內要同學理解大量資訊，造成他們超負荷，反而達不到教學目的。在「權利與義務」一節中，雖然課本嘗試扼要帶出「有權利就必要義務」的重點，但課文中也好像「指定動作」地列出一大堆權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享受社會福利、選舉與被選舉權……）及義務（遵守法律、參與投票、當陪審員等等）。老三表示，最感困難的地方，是去了解特區政府的行政架構，特別行政長官下面有幾個司長，再下面有幾個決策局等等。我們學校還算有「人性」，不需要同學「知道」決策局是哪十二個，但有朋友的孩子在他校就花了不少時間來背誦它們的名字。最最討厭的還算是有關司法機關的內容，因為課本中強調香港司法制度的架構與組織。大專同學們可能知道「終審法院」和「高等法院」哪個較「大」，但他們知道「裁判法院」和「區域法院」的分別嗎？還有什麼是「審裁署」、「死因裁判法庭」嗎？因為課本過分強調資料，而且在短時間內對同學「灌輸」大量的資訊，因此同學除了「死記硬背」之外，卻沒有其他辦法來應對。「記性」好的孩子會「着數」一點，但資質中庸的老三就只有投降了。

考試側重記憶語文能力

第三，香港是一個「分數第一」的社會，因此考評往往會決定教學方法與內容。翻查老三的作業，以「填充」題為主，到了高小，一般都不會「供詞」，意即不會提供答案選擇，因此上面提及的兩個問題就成為死穴。因為重資料，不重概念，又包含大量資訊，就會令填充所評測到只是同學的記憶力或語文能力，而不是他們對課程內容的理解。例如有一題關於駐港解放軍不干預香港地方事務，是體現「高度自治」和什麼的管治方針？老三從課文中找到「一國兩制」填上，但「正確」答案是「港人治港」。當然我們成年人可能會分辨到當中的細緻差別，但小孩子根本不會理解那幾個大概念的微妙分野，自然除了把這道習題記下來之後，就沒有辦法了。還有一道「是英國自_____後開始管治香港」，老三答了「1840 年」，正確答案卻是「鴉片戰爭」。這類問題，考的不是對概念的理解，只能是對一些內容資料的掌握和正確回應。在「權利與義務」一課中的填充題，就是爸媽和我到公園遊玩，其中權利可以使用公園的______和義務是遵守公園______。（答案：設施、規則），這完完全全是語文題！

因此，內地官員、學者怪責本港教育當局和教育界，沒有認真做好教育同學們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時候，往往會歸咎香港殖民地教育制度遺害的影響，卻忽視了現有教育制度重資料、輕概念，和重記憶、不重理解的情况下，就算教育局官僚和學校老師們不在政治上和中央對着幹，也不可能會教得好。例如有學校的國民教育，是要學生背誦中國各省名字，或中國各少數民族的名稱和位置，這又有什麼可能會令同學對中國產生感情？愈認真推動這種「國民教育」，反而會令同學愈反感。

守舊教育觀念制度之過

這點對現在熱議中的「中史科」問題，也有同樣意義。無論是「重古輕近」或「重近輕遠」，如果只是要同學背誦大量史實，無疑又是要扼殺小朋友對中國歷史的興趣。老三本來對中國歷史無大興趣（他可是《哈利波特》、《波西傑克森》的粉絲），但我先以「三國無雙」（一款電玩遊戲）作餌，給他把三國中各個人物都操縱了一遍之後，再讓他閱讀橫山光輝的大河漫畫《三國志》，然後才開始看文字書。有一天我們不知為何談起三國名將張遼，老三居然知道他原本是董卓的下屬，後來才改投曹操麾下。順帶一提，我為老三設計的中國歷史課，下一個課題是秦始皇，再下來應該是水滸傳，靠的就是日本動漫來攻破他的「心防」。中史之外，文憑試的中文科變成「死亡之卷」，又過分強調應試（中文科問題可參考文友陳漢森著作），相信對培養學生的中國文化認同「有百害無一利」，反而不及以前「A Level」的中國文化科。與其急於硬銷中史科，不如先「優化」一下（套用內地用語）中文科，令同學能真正從中國文字之美出發，培養出文化認同感。

正如北大饒戈平教授所言，國民教育應該根據香港的具體情况，從中國歷史、文化、文字入手，不一定要涉及意識形態。如果真的能這樣進行「國情」教育，我相信除了激進本土主義者之外，反對的人也不一定太多。不過如何來做，也是一個問題。假如還是好像現在常識科一樣教，那麼，愈認真其實愈不會見成效。

寫這篇文章的目的，並不是要鼓吹國民教育（我個人倒不反對柔性的國情教育），也不是說教育能解決所有社會和政治問題。如果說和老三一般的小學生，讀完這單元之後，還是對「一國兩制」一知半解的話，這並不一定是殖民地餘孽作祟，而是我們某些過時、守舊的教育觀念制度之過。當然，如果填鴨教育也是殖民教育制度一部分的話，我們也可把帳記在殖民地的頭上，但我們這種死記爛背的學習方式，似乎也並不光是英國人帶來的殖民教育理念。常識科的問題，其實並不單純是國民教育的問題，而是關乎香港學生的整體人文、科學、公民素養的培養。我很希望，有一日香港的小朋友可以「正常」地學習日常生活必要的「常識」（其中應該包括一國兩制及中國文化的真義），而不是要「硬食」一大堆「生字」與資料。這樣，國情教育與公民教育，才會水到渠成，理想達到。香港目前的現實是，主流教育制度確實未有處理好公民教育這課題，雖然未至於如某些建制意見般「教壞」青年人，令他們變得激進，但學校課程實在也未能從小開始，有效地向他們提供基本的公民知識與思考的工具。到了高中才來從通識教育中學習，如何在四方八面轟炸他們的資訊與意（偏）見中作出正確的判斷，可能已經太遲了。

趙永佳﹕一個現代奴隸主的自白（上）

明報「星期日生活」

2015年2月15日 星期日

我搞社會學，做了奴隸主

  

【明報專訊】Erwiana案最近審結，令公義得到彰顯，也說明了香港的警察、法庭有時也挺管用。事發之後，外傭是「現代奴隸制」一說，成為維權組織和媒體「建構」問題的主要框架。這篇文章，是我作為一個當了18年、6位外傭的港人「現代奴隸主」的自白。

18年前，我的大兒子快將出生，我們就考慮要不要聘請外傭（那時以菲籍為主）。我家兩老的身體都不好，自顧不暇不能幫忙。外母也長居加拿大，因此尋求「外援」是唯一選擇。當時老妻還在上班，大兒出生後找外傭照顧，在當時而言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不過，在決定之前，也躊躇了一陣子，因為我們「晚婚晚育」，二人世界過了好一段時間，才出了「意外」生孩子。因此，孩子之外，再加一位「外人」在家中，心中也是有點忐忑，不知道她是否能幹、能否和她相處，更擔心會否碰上一些媒體中常渲染的「恐怖外傭」會虐待寶寶。不過，最後當然需要壓倒一切，我們經一位鄰近相熟的年長菲傭介紹下，把她的姪女Melba從菲國請來。因為不希望她被中介公司「剋扣」中介費，找到一家在菲傭中間口碑不錯的中介公司來處理。但這樣就比通過一些大規模中介公司從本地或外地、約滿或要離職外傭中聘請要花更多時間。結果，她在孩子滿月之後才抵達香港。我們兩口子就要「雞手鴨腳」的在外母遙控下撐了個幾月。到了Melba抵港，我們當然是歡天喜地去機場接她，慶幸可以「逃出生天」。

「剝削」還是「善待」？

我是搞社會學的，專業又是發展研究和勞工問題，當然完全明白菲傭出外打工的政治經濟背景和移民勞工所碰到的問題。所以，當時心中在要不要、是不是「剝削」她們的問題上糾結了好一陣子。當然後來是只能把這些意識形態問題拋諸腦後，患得患失地迎接我們第一位家傭的來臨。我不敢自認「左翼」進步人士，只是一個改良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當然也有小資特徵的人道主義，因此當時在和外傭的相處上，也下了一番心思。例如Melba的年齡比我們稍大，因此我們都叫她「Auntie」，希望營造一種她是來幫忙遠房親戚的氛圍。進步人士會指出這改變不了資本主義「剝削」的本質，不過我們覺得，「善待」她們是我最起碼能做到的事情。

後來孩子年紀稍大，也是這樣稱呼歷任「Auntie」們。而且孩子們都能尊重她們，真的視她們為長輩。孩子小時候，「Auntie」們最津津樂道的事情，是當孩子還在幼兒園時，見到家傭來接放學，會飛奔上前擁抱，熱情地大叫「Auntie」，然後自己揹着書包（我們堅持書包要自己揹）和她們手拖手地回家。這讓她們在一眾鄉親面前也面上有光。

Melba工作了4年，儲了一筆積蓄，就回到鄉下買地建屋。這也是我們的預料之中，因為從她抵港開始，老妻就做她的思想工作，叮囑她不要亂花錢，不要把工資都寄回家（因為老公會把錢都花掉），盡可能每月都存起一點私房錢。老妻常常和她討論將來子女（她來港時也是剛誕下一子）的教育問題，提醒她哪裏也是一樣，將來念書要用很多錢。Melba很「聽話」，4年下來，存了數萬港元，足夠她回鄉買地建屋。

請的不止是一個工人

我們歡天喜地把她送走，迎來了她的表妹Gemma。社會學告訴我們，「熟人介紹」是招聘這類僱員的有效途徑，而且我們認識Melba，也認識了從Melba家鄉來的其他親人，發生了什麼事也可以向他們求助。「社會網絡」也是「社會控制」的一種方式，我們知道，請來的不光是她一個人，還有她背後的家人，和她在香港的朋友和社會關係。因此Melba在港時，我們會讓她在特別日子時把親友請來我家開派對，也好認識一下她身邊的人。

第二位Gemma是一年輕女孩，比老妻還要小，人很聰明。Melba的英語不太靈光，不會和老大講太多說話，但Gemma就很努力的教一歲多的老二講話，後來老二的語文能力超強，雖然孩子們的天賦應該有差異，但後天環境不同可能也有影響，說明了外傭對孩子的成長，也是其中一個有影響的因素。Gemma留了兩年，就可以回家做小生意，之後我們從她的親屬網絡中繼續招聘她的繼任人。有一段時間，當老二出世後，我們更因為擔心一位家傭應付不來太辛苦，而同時僱用兩位。後來老大老二年紀漸長，我們才趁有一位Auntie要回鄉動手術並休息一下的機會來「裁員」，讓她妹妹留下來繼續為我們工作。

我們家的「歷任」Auntie都可算努力工作，雖然多多少少都有未如人意的地方。例如做菜，因為我們一般從菲律賓直接請過來，所以她們都不太會做廣東菜，幸好我們兩夫婦的要求都不高，反而孩子們吃得高興（只要是煎炸食物）就可以了。她們有的「一點就通」，但也有將勤補拙的，因此僱用外傭，也只能碰運氣。

對家傭的理財教育

當然也不是每位都順風順水，外傭僱主群組中常提到的問題，我們也碰到不少，也有要提早和其中一位解約的慘痛經驗。Judy是Melba的同鄉，工作方面非常好，但她在金錢方面有很多問題，家裏需索很多。工作了幾年後，我們接到財務公司的追債電話，起初我們還希望和她一起解決，但她「死口」不承認有借高利貸，最後我們收到財務公司的通知，和她一起到財務公司對質，她不知為何，還一口否認。此時，我們覺得彼此已沒有互信可能，當然不可以把當時只有四歲及一歲的老大及老二交她手上，結果老妻含着眼淚，和她一起收拾細軟和買機票。最後連同法定的一個月代通知金之外，還共補給她一萬塊希望幫她回家後渡過難關。以後我們對家傭的理財教育就更着緊，不但要她們審慎理財，還要她們如果有金錢困難，一定要首先來找我們商量，千萬不要重蹈Judy的覆轍去借「貴利」。外傭的金錢問題五花八門，例如為同鄉擔保借錢，又或者因為家中出了事要向我們借糧。有一位因為家中兒子要求買電單車「上學」而要借錢，我們召開家庭會議來討論，最後結論是他其實並不需要電單車，而且更不應對兒子過分遷就，因此沒有借給她。

我們也有一段時間是同時請兩位親姊妹或表親為我們打工，以為這樣可以避免兩位Auntie摩擦的出現。但原來親生姊妹可能更容易出現問題。有一次她們兩位出現爭執，我們也調解不了，結果要把她們在港的一位長輩「出馬」，進行四方會談才把問題拆解。僱用外傭，固然可以「合則來，不合則去」，但我們迎接入家中的可不只是一個工人，而是一位家庭新成員，要磨合自然要付出心思與時間。

把「桃姐」留在家中

我們的上一位Auntie Mynra在任差不多8年，一手把老三帶大，但到了前年，她就宣布會申請到加拿大打工，理由除了薪水之外（是香港的兩倍多），是有標準工時，更重要的是工作兩年後可以入籍加拿大。去年大年初一，Mynra終於等到簽證出發去加拿大工作，所以我們當天的節目不是拜年，不是去大埔林村許願，而是到機場送機。老三當時十歲，起初還若無其事，在機場推着行李手推車來「飛車」，又興高采烈地看舞獅表演。但到了離別一刻，他給Auntie一個緊緊的擁抱之後，就頭也不回掉頭就走。後來我們追上他之後，平常嘻皮笑臉的他才開始放聲大哭，直至在回家途中，才在車上累極睡倒。

每位來到香港的外傭背後，都有一個故事。不單在我家裏，在其他30多萬個有外傭工作的家庭也當如是。我有一位學生，家中外傭由他出生至今，已和他一起生活了29年，但他現在就擔心他的「桃姐」在約滿之後，會因為已年過六十，不能買到勞工保險，而不能繼續留港工作。不過我家Auntie就告訴我，她認識不少鄉親年過六十仍然留港的例子，會打聽一下，希望可以幫他把「桃姐」留在家中。

一個現代奴隸主的自白（下）

趙永佳﹕ 一個現代奴隸主的自白（下）

明報「星期日生活」

2015年2月15日 星期日

問題的根源，怎解決？

【明報專訊】和外傭「結緣」18年，當然對她們情况有點了解，佩服她們的堅毅和對家人的大愛之餘，也希望為她們發聲，讓港人多點認識她們的處境。我在10多年前也和一個勞工組織合作做了一次調研來了解她們的勞動條件和有否被侵權的情况，當時的結論（後來不幸言中），就是當時還是少數的印尼外傭群體，將來會是勞動爭議及權益受到損害的溫牀。我在高中通識科（liberal-snapshots.blogspot.hk）也以外傭為題目設計教材，好讓學生能從不同角度了解她們。

我也常撫心自問，把她們請來香港工作，是否剝削她們（雖然我家工資從來都高於最低工資），是否偽善？我明白資本主義的僱傭關係，從來都未必對等，外來勞工的處境就更淒涼，不過當我問現任Auntie Nida（Mynra的姊姊）她不來香港打工，會否更好？她回應說，她的學歷不足以到加拿大（需要完成4年制大學文憑），所以只能到其他亞洲地區。香港以外，最大的僱主就是沙特阿拉伯和新加坡。沙特阿拉伯和其他中東地區對外地勞工的保護一向不足，比香港各執法部門的效率差天共地。而新加坡因為有外傭徵款的關係，外傭實收工資只有香港的一半（另一半去了政府庫房）。香港當然有萬般不是，但比起鄰近地區，也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了。她們來到香港，除了加拿大之外，待遇大概已比其他地區為佳。

薪酬看齊最低工資 勞僱雙輸

香港外傭制度，需要改善的地方當然很多，例如解約後必須在14天內找到新僱主，或外傭無論工作多久都不能在港定居這兩點，個人覺得都應檢討。現在的外勞組織的兩點主要訴求，是要取消強迫留宿規定和將外傭與本地最低工資看齊。我不否認後者確有歧視成分，前者也易令外傭受到苛待。不過如果一旦全面執行這兩條規定，本港家庭對外傭的需求，必然隨着聘請外傭成本大幅提高而降低。在本地最低工資下，外傭就算在8小時工作下，也會有每月9000多元薪水。若取消強迫留宿，僱主按理也要支付住宿津貼，現在最便宜的外傭宿舍，大概也要2000元，聘請外傭的成本也必然要大為提高。

有組織指外傭制度令富裕家庭可以聘用外傭解決家務問題，令中產婦女可以自由擇業，而基層家庭則別無選擇，低收入婦女仍然被束縛在家庭當中，因此增加中產家庭聘請外傭的成本無可厚非。不過我們分析2011年人口普查資料，發現有16%聘請外傭住戶每月入息低於20,500元，低於30,000元的更達四分之一。由此可見，對外傭的依賴，不限於中高收入家庭，不少雙職中低收入家庭，其實也靠外傭來維持家務運作。我們當然要逐步改善外傭待遇，但若操之過急，只會令本地家庭與外傭出現「雙輸」的局面。如果大幅增加本港家庭聘請外傭的成本，只會將外傭變成少數高收入家庭的專利，令她們困在菲律賓出不了來，又或把她們「趕到」其他比香港可能更不堪的地方，這未必是在幫她們的忙。

本地家庭服務市場 長期萎縮

不久前，政府通過買位一定程度上成功發展了一個安老院舍市場（當然大部分院舍的質素和價錢還有待改善），但資助託兒服務，不論暫託、日託都遠遠滿足不了該類服務的需求。最近，政府更否決了對「長全日」（到下午六時）幼稚園的資助，令家長更別無選擇。長期以來，香港把護幼、安老、照顧殘疾的工作「內判」了給外傭，我們是否到了時候要思考如何減低對外傭的依賴？

因為有了外傭，香港的各種家庭服務市場長期萎縮，政府也彷彿有了理由對這方面的責任視而不見。有組織也主張要由公營資助機構吸納外地勞工來提供家庭服務，不過到時，又難保不會有「香港人優先」的訴求，也變相令外傭更難到香港工作。我的立場是希望能為基層家庭提供可負擔的家庭服務，但同時又不會損害外傭來港工作的機會。

受剝削噤聲 如何支援外傭？

我認為本港外傭僱主「正正常常」的還是多數，但不應單靠僱主個人的「好心腸」來善待外傭，也應在制度面入手來加強對外傭的保護，務求做到「有法必依」。現在的情况是，外傭受虐時常常只有「受害者」而沒有「投訴人」，其中菲、印兩國的外傭的不同處境對我們有啟示作用。菲籍外傭的社會支援網絡較完善，因此出事後她們都較可能得同鄉或組織援助，例如大部分菲傭的教會都會為她們提供支援，但印傭就比較受孤立，受到虐待都未必能報案求助。我們要扭轉這情况，應該從建立印傭（及其他國籍外傭）的支援網絡入手。

為了維護外傭免受剝削，並令隱藏個案浮上水面，政府計劃除了加強查察違法僱主和中介公司外，可以考慮首次來港的外傭必須接受外傭職前權益工作坊，我們建議這個工作坊必須由勞工處與外傭組織合作，例如菲傭由菲籍傭工組織安排，印傭由印尼籍傭工組織舉辦，因為他們對自己相同國籍的傭工來港工作過程、家鄉背景、常見問題等等最為熟悉，亦較易獲傭工信任，舉報如中介公司濫收中介費用等問題。政府外判給外傭組織舉辦工作坊，向他們提供資源，也有助於加強維權活動的能力（例如24小時求助熱線），以至為外傭提供各種個人和生涯規劃支援。勞工署和警隊都曾被投訴，對外傭受虐事件反應過慢，我們更應考慮借助公民社會的力量，來盡可能減少侵權問題的出現。

這篇「自白」的目的，不是要為外傭制度辯護。世界並不完美，移民勞工（尤其是家務工種）的問題，是當下全球化世代最棘手的問題之一，並不是一時一地可以完全解決。而且家傭或其他勞工移民到外地打工，當然都是因為在外打工環境無論有多差，都比呆在家鄉好一點點。我們改善外勞待遇的努力，必定也要考慮會否抹殺他們出外工作的機會。而且我們對外傭依賴甚深，要取代外傭，也先要解決家務問題。最最理想當然是由政府或公營機構聘用本地及外地工人來提供可負擔的家庭服務，令本地基層婦女也可在家務市場分一杯羹，又可外出工作，但又不完全抹殺外地婦女來港工作的可能性。

幫助她們盡快脫困歸鄉

作為「現代奴隸主」，我們覺得除了善待她們，其實最能幫助她們的就是讓她們盡快擺脫出外打工的處境，我家Melba及Gemma的經驗就比較理想。Mynra在港工作8年，仍然要到加拿大再打拼，其實也是有苦自己知。早前老妻到當地探親，開車4小時到多倫多市郊的一個小鎮探望她，雖然新僱主待她不薄，但當她們見面，談到家鄉種種問題（例如工資多了家人要求更多），兩人也不禁摟在一起先哭一會兒再詳談。

我們3個兒子都已長大，老三也快要升中，也曾商量是否可以不再僱用外傭減輕負擔。但Nida現在53歲，希望繼續留港工作，因此我們除了提醒她要把錢存起來之外，也承諾她在我們這裏要工作多久就多久。在Nida退休之前，大概我還會扮演這個現代奴隸主的角色，盡量把她當家人看待，大概是我這刻在這不完美的世界能做的少數事情之一。

一個現代奴隸主的自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