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Style」的全球想像

趙永佳

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副所長，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長期關注中學通識科發展。

(原文刋於2012年11月22日《明報》「通通識」)

時至今日，這個地球上不知道或沒有聽過「江南Style」或向其致敬仿效之作的大概沒有幾個了。執筆之時，在Youtube上，南韓藝人Psy（原名朴載相）的音樂視頻(MV) Gangnam Style（江南風格）已累積了有史以來最高的八億三千萬的點閱次數。和它有關的視頻也超過九萬條（以中文「江南Style」搜尋則有八千多條結果），大量的模仿、「惡攪」作品在Youtube上廣泛流傳。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韓國人）指「江南Style」是一股「和平的力量」，而美國總統奧巴馬也是粉絲。在世界各地的音樂排行榜，「江南Style」都能名列前茅，到了九月，亦被堅尼斯世界紀錄大全確認為在Youtube上最多觀眾「喜愛」的視頻。

「江南Style」與全球化的關係驟眼看來是如此明顯，很多同學可能都會認同這是一個文化全球化的現象，是現今在全球化的世界，普及文化商品在互聯網上快速流通並透過媒體的相乘效應（multiplier effect）而成為全球性文化現象。很多同學也會懂得如何以「江南Style」在不同地方都同樣受歡迎來說明它是如何成為一個全球現象，也可能會把它放在「K-pop」的脈絡中分析。

不過，在這些全球化分析「基本動作」之外，同學們又可知道有什麼其他角度來發揮我們對「江南Style」的全球想像？

「江南Style」的出現和全球化有何關係？

首先，我們可以分析「江南Style」的出現的全球化背景。「江南Style」的音樂風格，和其他「K-pop」MV有不少相似之處，如電子音樂、嘻哈（Hip Hop）、誇張的舞步等等。但大家是否知道，無論K-pop，或「江南Style」本身都是全球化下美國流行文化「東漸」的結果？

當代流行音樂的發源地是英、美兩國，而南韓因為和美國關係密切，通過美軍基地、駐軍，和美國媒體的影響，美式流行音樂其實比在其他亞洲國家的影響更深。節奏怨曲（R & B）、Hip Hop、說唱（Rap）等典型美式音樂風格在南韓是早早生根。所以有評論更指K-pop也只不過是美式流行音樂的變種。而Psy的音樂風格，就更是「美國製造」。原來他最愛的音樂是英式搖滾樂如Queen、Bon Jovi、Guns N’Roses等（偶像是Queen的Freddie Mercury），但他在2000年前後在美國波士頓大學中途退學，並曾在當地的巴克利音樂學院進修（也沒有畢業），當時正值嘻哈（Tupac、 Notorious B.I.G.、 Eminem）當紅之時，因此「江南Style」中的反諷、戲謔的說唱風格，本來就深深地刻上了美式黑人音樂的烙印。而MV中Psy的造型，他也曾在訪問中承認是參考荷里活喜劇片「Naked Gun」和「Dumb and Dumber」中主角的屌絲造型。

也有不少論者聚焦於「江南Style」MV與歌詞中的含意與反諷刺意象。南韓首都首爾被漢江一分為二（所以前稱為漢城）。原來市中心在漢江以北，但在韓國經濟起飛之後，逐漸飽和，於是政府在八十年代開始開發漢江以南地區，成為新的經濟、商業中心，「高檔」中產住宅小區林立，傳统名校紛紛進駐，餐飲、娛樂設施發達，甚至美容醫療(整容)事業也是高度集中。逐漸「江南」地區就成為時尚、繁華的代表，而江北就變成老土與粗俗的象徵。

無獨有偶，今年的韓國賣座電影《初戀築跡 101》（Architecture 101）也有談及首爾的南北問題。在電影開始時，在建築學概論的課堂上，大學教授要同學把每天由家裏到大學的路線畫在地圖上，發覺同學多來自江南中產區域，對江北的地標以至首爾的歷史都不甚了解。而男女主角則碰巧同樣來自江北，每天都乘同一跳線巴士上學，因此男孩就開始暗戀女孩，但男孩一直沒有勇氣表白，直至15年後重逢。有點老套的「那些年」故事，但也很好地點出了江南、江北的階級分歧在韓國的集體回憶中的分量。

Source: Kim, Jea. 2012-08-09. “Korean Music: Psy’s “Gangnam Style” and “Gangnam Oppa” in “Architecture 101”” http://mydearkorea.blogspot.hk/2012/08/korean-music-psys-gangnam-style-and.html

江南地區的奢華，是「江南Style」的核心，騎馬、桑拿、高級會所的泳池、夜總會、美艷、性感的少女、型男帥哥、遊艇、高價的咖啡、狂歡達旦等都是MV和歌詞中的重點，但這些「江南現象」，其實在所有全球化下帶動成長的全球城市（Global City）都有出現，並非首爾獨有。一方面，全球化在韓國帶動經濟起飛，令首都經濟快速增長，市民收入普遍增加。但另一方面，全球城市發展卻往往以金融業為主要發動機，資金的大量流出流入令金融及周邊的商業和高檔服務業一枝獨秀。於是，貧富懸殊愈見嚴重，收入差距不斷拉開。因此大都市內的高收入人士的生活方式，和「一般」民眾的差異也日見明顯。「老土」與「時尚」，實用與浮誇，就成為城中不同階層的文化標記。因此，歌曲中對江南風格和品味的諷刺，才會在韓國得到巨大的迴響與認同。在全球城市中貧富差距擴大的情况與社會結構的改變在不少亞洲城市，如上海、香港、東京、台北都有出現。香港可能沒有一個如「江南」地區般由一新開發區變成時尚潮人聖地，但「中環」與「MK」（旺角）、「尖嘴」與深水埗在城市面貌和生活風格上的確也是有巨大差異。

而Psy最特別的地方，就是他本身就正正代表了在全球化下的既得利益階層。他是娛樂企業少東，曾在美國遊學，「江南Style」爆紅之後會和Justin Bieber的經理人相談合作。由他唱出對「江南風格」的嘲弄，本身就是對全球化對韓國帶來的社會影響的極大諷刺。「江南Style」成為一全球現象，也很好的說明了全球文化現象大多有「在地」基礎，「江南Style」如果不是先在韓國走紅，大概不會在網絡上為人「狂推」。

文化全球化的內在邏輯

網絡是文化全球化的重要媒介，因此了解兩者之間關係也是明白「江南Style」現象的關鍵。「江南Style」背後的「YG娛樂」巧妙的利用了互聯網來把「江南Style」炒熱，早早把MV上載至Youtube，而原來「江南Style」也是2012年的即時戰略遊戲「星際爭霸II﹕自由之翼」在韓國舉行的全球聯賽的主題曲，在7月就開始在國內走紅。到了9月，在斯得哥爾摩舉行的歐洲總決賽，冠軍Stephano與其他參賽者和觀眾也在賽後隨着音樂大跳騎馬舞，於是網絡上也就出現「江南Style」式的集體快閃活勳的視頻。

群眾外包 / 眾包「Crowd-sourcing」也是在網絡空間上的主要「生產模式」，在「江南Style」的走紅也扮演了主要角色。「YG娛樂」和很多唱片公司不同，並沒有強調版權，除了把MV上載至Youtube之外，又沒有阻止後來出現的「惡搞」和模仿作品。在互聯網2.0年代，「人人都是作者」，於是張三李四都可以搖身一變成MV製作人，以手機及其他簡單影音器材，製作一套「山寨」視頻，再配上原來音樂，就可以上載至網站和公眾分享。

Source: http://blogs.yahoo.co.jp/blogger2005jp/28104424.html

亦因為互聯網在不同社會的不同在地發展形態，我們也見到「江南Style」在各地的不同傳播路徑。它在南韓首先通過互聯網走紅，當然與當地的寬頻互聯網滲透率全球數一數二有關，而Youtube在美國和西歐也是非常流行，反而在日本，Youtube並流行，而k-pop一直傳播的途徑是電視、現場表演和唱片等傳统媒體。在網絡世界中反而充斥着「嫌韓流」，網上論壇往往是散布反對南韓娛樂企業「操控」日本傳统媒體言論的地方。因此日本人對以Youtube為主要擴散手段的「江南Style」並不感冒，實在不足為怪。反而有評論指日韓外交關係緊張而連累「江南Style」卻是有點上綱上線了，亦無視k-pop在日本其實一直都有不俗的發展。

在網絡世界中，「江南Style」和無數在地或其他全球性文化元素進行「雜交」，也有推波助瀾的作用。如到了美國，它可以成為總統競選話題，又可以和美式啦啦隊校園文化結合，在遊戲世界內又有無數Minecraft及Lego版。在香港，變成諷刺南下蝗蟲的工具，到了馬來西亞，它可以和沙巴州的客家文化雜交而產生了「Orang Sabah Style」和「Sabah Hakka Style」。在台灣，就有二百多個「雷音三太子」（一種民俗表演藝術中的巨型人偶）一起跳「江南Style」挑戰世界紀錄。連南韓的死對頭北朝鮮也要參上一腳，以江南Style來諷刺南韓總統候選人朴槿惠（已故獨裁者朴正熙的女兒）。當然南韓也有藝人還擊，以「江南Style」諷刺北朝鮮領導人。

對大部分境外人士看來，原版MV的在地意象其實都不大了了，他們看到的只是強勁的節奏，反覆的歌詞，以及獨創有趣的舞步，這和1996年西班牙河邊人二重唱演唱的「瑪卡雷娜」(Macarena)有很多相同之處。對於不懂韓語的人，MV大概給他們最強烈的感覺就只有「超搞笑」。在Youtube上的「Teens React」頻道中，把MV給一班十來歲的青少年觀看，然後問他們的感覺，而最常見的回應是「不知道他在唱什麼，但就是覺得爆笑！」而在Youtube上的大量仿效之作，也只是把MV中的舞步及場景照搬一遍，如錢國偉的「Hong Kong Style」及俄勒岡大學的吉祥物Oregon Duck的「Gangnam Style Parody」等都如是。芸芸「A貨」中，網站College Humour的「Mitt Romney Style」是少數真正做到「江南Style」的反諷功能，大力挖苦美國落選總統候選人羅姆尼，大唱「我有很多錢，所以你們要選我！」而高登音樂台的「核突支那Style」諷刺內地民眾在香港的種種不文明行為，也有「江南Style」的神髓。

美國文化評論人Andrew Lam指出，普及文化商品，如流行音樂與電視等，要由文化邊緣「越界」到中央，一般而言，「都要求作品『背叛』原來的文化，以致需要重新發明(reinvention)」。就如周潤發的電影和Rain的音樂，就太忠於自身的文化傳統（香港和南韓）而未能在美國大紅大紫。反而，美國的MTV（Michael Jackson）和電視劇（ER等），就因為是由全球文化核心產生，而能毫不掩飾地以美國文化來征服全世界。反觀K-pop的Wonder Girls等作了大量努力去重新包裝並以英語演唱歌曲，但在西方社會還是不能走入主流。

在文化現象的全球化過程中，「失真」的情况相當嚴重，大家在「熱炒」某話題現象時，其實都不會深究其背後的深層內在意義。所謂「得其形，而不得其神」，而「外表」（form）和「內容」（content）分離，是文化跨境傳播的常見現象。好像荷李活的電影在全球風行的，大多都不是有什麼深意的劇情片，而是以動作和奇幻等元素在美國以外吸引觀眾眼球。這說明了就算是在全球化的世代，不同文化之間的鴻溝是仍然存在，而這差異也做成了「江南Style」跨境擴散的成功及其獨特邏輯。

通過深入分析「江南Style」的來龍去脈，我們能進一步了解文化全球化的現象與內涵。下次同學要交IES題目之時，不妨考慮以「江南Style」為個案，以內容分析方法來剖析不同時地不同版本的「江南Style」，來找尋文化全球化的內在邏輯。

後記：雖然中國還未有國產「江南Style」出現，但有論者指出2009年雙人組合鳳凰傳奇的「最炫民族風」(過百萬點擊)是最接近此「神曲」的例子。不過網上的大量「全球」紅星演出版本其實剪輯而成的，並非真人演出，反而Youtube上MV(http://www.youtube.com/watch?v=FHEOfXOqp1Y)的逾千条留言就「別有洞天」，由中華文化的復興到海外華人的民族認同都有觸及，同學如能仔細分析，當能寫成一上佳IES報告。

參考材料

Kim, Jea. 2012-08-09. “Korean Music: Psy’s “Gangnam Style” and “Gangnam Oppa” in “Architecture 101””  http://mydearkorea.blogspot.hk/2012/08/korean-music-psys-gangnam-style-and.html

香港網絡大典. “Gangnam Style”

http://evchk.wikia.com/wiki/Gangnam_Style

董思齊. 2012-11-05.「天外「騎」蹟──非典型韓流的〈江南style〉」

http://www.wretch.cc/blog/heisdsc/11911230

Dixon, Tom.  2011.  "The Journey of Cultural Globalization in Korean Pop Music"

http://www.e-ir.info/2011/08/17/the-journey-of-cultural-globalization-in-korean-pop-music/

Lam, Andrew.  "'Gangnam Style': Crossing Over in the New World"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andrew-lam/gangnam-style_b_1953241.html

「不可能的夢？」制度短板與中國足球困局

趙永佳  劉碩

明報  2010年7月11日星期日

(舊文章 ，供老師與同學参考)

最近全球熱話的當然是世界盃，在內地也不例外。雖然中國國足未能出線南非，但也有三位「足球寶貝」，一名球證及大量記者成為世界盃上的「中國元素」。而國足也有幸能為法國隊暖身，並以一比零搶先驗証了這支前世界冠軍的衰敗。不過這始終不能掩蓋中國足球在世界盃盛事中斯人獨憔悴，不但國足已經兩屆未能進軍世盃，而且近年來除了在熱身賽及次級賽事（如最近的東亞四強賽）表現神勇以外，大型比賽的戰績都不濟，再加上中超球會在亞冠盃的賽事被韓國球隊集體PK，有「低處未見低」之感。中國足球多年來「衝出亞洲，走向世界」，似乎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夢。

有關中國足球的「不勝史」，坊間有幾種直觀式的解釋。首先是中國人的人種問題，體質不能應付身體碰撞較多的運動。還記得2002年國足在世盃一球未進而小組出局，而土耳其和南韓分別奪得三、四名之後，就有內地足壇人士主張嚴選維吾爾族和朝鮮族人加以訓練成為國足骨幹。另外是文化論，因為中國文化不論是儒、釋、道，皆以和為貴，不好爭鬥，我們文化上就已不能適應足球運動。還有是庸俗社會因素論，例如「一胎化」下的小皇帝的抗逆能力極低，所以國足球員的心理質素不佳，在大賽壓力下往往首先崩潰。

當然，還有足協和球會管理層的貪污腐敗、球員的假球、球証的黑哨等種種問題，都是最近國人一般用來解釋中國足球不振的原因。不過，過分簡化的文化、社會論顯然不能充份解釋中國足球的困局，而當今球壇的種種亂像，從宏觀角度審視，都只是表徵，並非原因。本文企圖以政治經濟體學的制度角度來了解中國足球發展，並以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國家與市場的轉型和互動來指出，「制度短板」才是中國足球困局的深層次原因。

和其他社會範疇一樣，足球也是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由國家主導的社會主義體制過渡至市場體制。在中國社會主義時期的體育管理制度，一般統稱為「舉國體制」。「舉國體制」作為中國競技體育的管理體制，其產生其實是受到了當時國內外環境的影響。從國外環境來說，在冷戰期間，體育有著更多的外交意義。各大世界賽場特別是奧運會成了蘇美所代表的兩大集團展示和比較雙方社會制度優劣的舞臺。從國內環境來看，由於當時物質條件極度困難，可支配的資源有限，且受到「人民公社」熱潮和「大躍進」指標的影響，國家體委集中權力對體育進行獨家指導和管理，集中人力、物力、財力，來保證部分重點項目形成優勢。這也就是「舉國體制」的由來。在各項體育項目的國際競賽中，如排球、乒乓、羽毛球、舉重、跳水等，「舉國體制」都為中國揚威世界體壇扮演重要角色。

改革開放後，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變化，計劃經濟體制被市場經濟體制所取代。因應整體大環境的變化，中國體育也開始進行市場化改革。足球被選為體育體制改革的突破口，一方面是由於作為三大球之一，足球水準無疑可以反映一個國家綜合體育實力；另一方面，在「奧運戰略」的影響下，人員編制多、耗資大、競技水準相對低的足球項目成了傳統「舉國體制」的棄兒，因此，市場化改革在當時成為中國足球最為現實的出路。

改革初期，市場尚未形成，職業足球球會多數是在專業隊的基礎上，由省、市政府直接或間接投資建立起來。隨後中國足球又經過了協會實體化、球會改制等一系列改革。表面上看起來，中國足球的市場化改革很徹底，很「一步到位」；但實際上，中國足球的市場化改革並沒有解決很多深層的制度性矛盾，反映到比賽結果上，就是國足、中超球會在國際賽場上的「屢戰屢敗」。

市場化的職業聯賽中，球會本應是理所當然的主角。但中國足球的職業聯賽中，舊制度的殘留使得球會和地方政府或單位還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自然要服務於國家隊、國奧隊所肩負的「衝出亞洲，走向世界」的歷史任務。球會利益在國家的利益面前顯得微不足道。這一點從中超、中甲的賽程改革上可見一斑。

中國甲級職業聯賽從首屆開始就採用升降級制度，但中國足協於2000年底對這一賽制做出了重大調整，如2001-2002年暫停聯賽的升降級，之後又將15支球隊的甲級聯賽壓縮成12支球隊的中超聯賽。足協對於這一調整的解釋是為了解決市場化改革以來的種種問題，如球會為著奪冠保級導致的惡性競爭、球會運營成本失控等等。但事實上，不管是賽制上的調整，還是中甲中超為了遷就國家隊國奧隊集訓而變得支離破碎的賽程安排，多少是為了給國家隊衝擊02年的韓日世界盃提供更長的集訓時間。種種措施導致的後果是沒有升降級壓力的國內聯賽市場迅速冷卻，原本就經營困難的球會面臨雪上加霜的局面，卻被要求要以「大局為重」而對此無可奈何。類似的措施在08年北京奧運會前又如法炮製了一次。即使2010年新足協主席韋迪上任後，情況也沒有很大改善，依然有足協官員發表類似「國奧踢中超」這種聯賽為國家隊、國奧隊服務的觀點。

從以上種種，我們無疑可以看出「舉國體制」遺留下來的「金牌戰略」依舊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力。體育總局擔心失去控制而無法完成「金牌戰略」，因此絕不會將聯賽的經營權下放。球會既然是從國家組織「體委」內分化出來的，享有的權利是國家「讓渡」出來的，無可避免要服從於國家的政治利益。新舊體制交替中，中國足協得以保留其作為行政機構的權力，可以運用行政手段來隨意控制及更改聯賽的賽制、賽程，甚至犧牲聯賽運營主體的經濟利益（如要求可以穩定票房的大牌球員參加國家隊、國奧隊更長時間的集訓）以滿足政府對於政治利益的追求。球會既是執行現代企業制度的獨立法人，同時又不得不扮演足協屬下的地方訓練隊。角色混亂的背後實際上體現的是市場和政府這兩種制度的角力。而目前看來，舊體制還是占了上風。然而，這樣的市場/政府組合效果顯然並不理想。反觀日本和韓國卻一路打入2010年世界盃十六強。這實在是極大的諷刺。

扭曲的政府市場搭配所導致的另一個嚴重後果是職業聯賽變得混亂無序。足協掌管聯賽經營大權，本應維持聯賽應有的紀律和秩序。但是，足協在維持聯賽秩序時，依靠的卻不是法律，而是行政命令；其在聯賽市場上所扮演的角色也不是中立的規則制定者和維護者，而是有著切身利益的主動參與者。對於足協來說，只要不觸犯其核心利益「金牌戰略」，球會的投機行為某種程度上是可以被容忍的，因為聯賽還是要靠球會捧場才能進行得下去。作為各個球會利益之間的協調者，在維持聯賽秩序時，足協自然的反應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之前幾次足壇反黑風暴之所以雷聲大雨點小，原因就在於此。另一方面，任何試圖挑戰足協對聯賽控制權的行為，都被人為地上升到了「政治」高度。因此，當七名球會投資人不滿混亂的聯賽，試圖以退出聯賽來挑戰足協對聯賽的控制權時，足協憑藉其體育總局轄下機構的行政身份聯合地方體育局對參與其中的球會施以重壓。要知道很多球會無法自負盈虧，需要依靠地方政府和當地企業的支援。因此，這一招尤其奏效。轟動一時的G7革命就此被滅於無痕。

市場、國家的二元對立，是中國足球制度短板的主要成因。和發展經濟的一帆風順不同，在改革後的足球界，國家和市場的利益總是不能好好的調和並進行良性互動。在國家利益的壓制下，以聯賽、球會為主體的市場機制未能建立起來，而國家在市場往往失效的基礎建設中也長期不作為，未能制約市場的違規和尋租行為，更沒有一套全方位的青訓制度。在往後的改革中，盲目的鼓吹國退民進，或一味加強國家介入（如重提舉國體制），都不一定能為中國足球帶來生機，必定要在制度層面釐清國家和市場的定位和分工，國人才有機會實現衝出亞洲，走向世界的美夢。

香港 南亞裔共融

近年常常從大眾媒體聽到一個相當「神秘」、感覺似遠還近的詞彙，叫做「南亞裔」。其實，他們不是想像中那樣遙遠，教育局為第一屆通識科文憑試設計的練習卷中，就有討論本港少數族裔的問題。

然而，大概除了「咖喱」之外，我們對於南亞裔人的了解仍然相當有限，本文將以最新的2011年人口普查數字為基本，談談本地南亞裔人的概况，以及討論他們在港的教育狀况、他們作為移民身分的故事與議題，以及他們與通識科的關係。

南亞裔包括多種族

首先，我們先要了解「南亞裔」是指什麼人。

傳統上，「南亞」是用作劃分亞洲不同國家地域的政治用語，意指地理學上的「印度次大陸」，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等國，「南亞裔」自然就是指從這些地方而來，現時在港定居和生活的人，當中包括來自當地的移民，以及他們在港出世的第二、三代。

然而，「南亞裔人」本身是包含極大差異性的名詞，因為南亞各國宗教、語言、風俗都不一樣，光用一些字眼、一些形象概括他們，其實不太合適：例如信奉伊斯蘭教與印度教的南亞裔人，就有相當不同的生活方式與習慣；印度與巴基斯坦更是素有積怨的國家，一不小心搞錯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鬧出「馮京作馬涼」的笑話，倒是十分尷尬。

在稍稍介紹過南亞裔人的背景後，我們先看看一些有關他們的數字。

二零零一、二零零六及二零一一年按種族劃分的香港人口

種族	2001		2006		2011
	數目	百分比(%)	數目	百分比(%)	數目	百分比(%)
華人	6364439	94.9	6522148	95.0	6620393	93.6
印尼人	50494	0.8	87840	1.3	133377	1.9
菲律賓人	142556	2.1	112453	1.6	133018	1.9
白人	46584	0.7	36384	0.5	55236	0.8
印度人	18543	0.3	20444	0.3	28616	0.4
巴基斯坦人	11017	0.2	11111	0.2	18042	0.3
尼泊爾人	12564	0.2	15950	0.2	16518	0.2
其他*	62192	0.9	58016	0.9	66376	1.0

*：包括報稱多過一個種族的人士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2012）。2011年人口普查 - 簡要報告。頁37。

根據最新2011年度人口普查的基本數據(見表)，現時在港的「非華裔人」共有45萬人，佔總體本港人口約6.4%，較2006年增長1.4個百分點。這批非華裔人當中，以印尼人和菲律賓人最多，各佔本港人口的1.9%，合共逾26萬人；至於本文的「主角」南亞裔人，若以「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泊爾人」為代表，三者合共佔本港人口總數約1%，共有6.3萬人。

6萬多人在本港700萬人口中不算很多，但他們的人口增長速度卻相當快：若將2011年人口普查與2006年中期人口普查的數字比較，增長最快的種族是巴基斯坦人、印尼人和印度人，增長率介乎四成到六成二不等。事實上，居住在新界西的市民對「南亞裔人」並不陌生，只不過主流社會對他們的了解和認識仍然不多。

面對人口老化，南亞裔人在港擔當補充新血的作用：比較01、06和2011年的年齡中位數，南亞裔人的年齡中位數比起華人族群年齡最少年輕近10歲，當中巴基斯坦族群更有明顯的年輕化趨勢，可見南亞裔人將是本港人口的重要生力軍。

值得留意的是，本港的印尼和菲律賓人大多是以外傭身分留港(這也解釋了為何本港印尼人口大幅增長)，換言之，至少在外傭居港權問題有最後判決前，這批本港最主要的外籍人口未必會在港落地生根；然而，本港的南亞裔人多是以移民身分，帶着家庭來港展開新生活，是「新香港人」的一分子，這個基本而重要的分別，足以使港府對南亞裔人有不同的政策發展及設計。

教育程度差距礙融合

既然本港南亞裔年輕一代佔該種族的大多數，那麼最直接的議題，自然就是他們的教育。

根據平等機會委員會《少數族裔教育工作小組報告》，按2006年中期人口普查數字和教育局在報告中提供的數字，有專上程度的少數族裔僅佔總體的0.59%，遠比他們與在港的人口比例為低；但同時少數族裔學生卻由2008年的1萬人增至2011年的1.2萬人。

若 把焦點放在南亞裔學童上，再看看最新2011年的人口普查數據，比較2001年到2011年不同種族「15歲或以上具專上教育程度的人口比例」，華人在這 10年由15.5%增至27.1%，增幅為11.6百分點，比例領先同期所有南亞裔人。若把10年間的3次調查獨立計算，華人與南亞裔人具專上教育程度的 人口比例差距愈來愈大。

這反映近10年來南亞裔年輕一代跟不上本港教育快速發展的列車，長遠來說，這對他們的生活素質與階級地位，以至整個族群在香港社會的融合帶來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

事實上，身為移民的下一代，如何融入主流社會，從來都是一大問題；年輕一代的南亞裔學生站在祖家和本港的生活與文化中間，面對的掙扎與壓力，亦不易被理解。 平機會及理大社會科學學者古學斌等曾在不同調查報告指出，本港南亞裔(以及其他少數族裔)學生最大的難題與障礙，仍然是學習閱讀和書寫中文，不過，現在他 們要面對的問題似乎已不止那麼簡單。

學中文升學求職兩難

學習外語最重要是外圍環境配合，但對於南亞裔新一代，特別是來自基層 家庭的學生來說，卻彷彿站在「升學與中文」的掙扎之中：一方面，主流文法中學多以中文為教學語言，中文水平欠佳的南亞裔學生要跟上其他同學的進度，自然倍 感壓力，加上公開試要求中文科及格，南亞裔學生的升學機會自然受影響。

另一方面，若入讀專為本地非華語學生而設的「指定學校」，報考程度較 淺的英國「綜合中等教育證書」(GCSE)中文科課程，雖然本港大學聯招已經承認該試成績，升學之路應變得較平坦，但課程的中文水平遠不及本地課程，以至 學生基本上不能應付日常職場上的基本中文要求。平機會建議當局可以藉着另設一項中文評準試來解決這個問題，但當中牽涉的資源調配，似乎又是另一個問題。

以上這些都清楚說明，南亞裔學生面對的制度問題往往比我們所想象中嚴重，還有一個更加值得我們關注的原因：不同報告均指出，南亞裔學生在家庭方面，不論是家長教育水平還是資源方面都缺乏支援，使得學校的幫助變得尤其重要。

了解過本地南亞裔學童的問題及相關背景後，下次當扭開電視機看到無綫電視記者利君雅(Nabela Qoser)報告新聞，或者「阿V」Vivek Mahbubani棟篤笑之時，會不會多點欣賞他們的努力，以及想多點了解他們的故事？

香港人身分認同   

除了生活素質和教育議題，本港南亞裔人亦與我們如何界定「香港人」的身分問題有莫大關連。比方說，當談及「香港人」的身分，我們每每會自動預設「香港人」為「黃皮膚、母語為廣東話(最少要聽得懂)的華裔人」；可是當我們遇上深色皮膚，以印地語、烏爾都語為母語，卻手握「香港永久居民身分證」的南亞裔人，這個典型的「香港人」概念便顯得不那麼穩固了。

這個議題可以從一個小故事看到：有個通識教師說過，以往他習慣以「祖國」、「家鄉」等字眼來形容內地，往往不自覺地用上「祖國國情」等字眼來表達；但當遇上南亞裔學生時，他們的「祖國」和「家鄉」卻是孟加拉或巴基斯坦，結果有時師生都會搞糊塗，到底「祖國國情」是哪「祖國」的國情，「現代中國」單元更往往成為南亞裔學生學習通識科的軟肋。通識科課程對於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南亞裔學生來說已經甚為吃力，他日「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正式上馬，百上加斤的文化衝擊與學習壓力，情况可謂相當無助。

當然，從種族融合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重要的了解與學習過程，讓南亞裔人建立「香港人」的身分認同；換個角度看，由此亦可見，身分認同本身不是一成不變的古板事，而是一種流動、不斷變更的概念。

此外，南亞裔人的身分認同說明了香港人身分問題的多樣與複雜：事實上，現時大多「香港人」的上一二代也是移民來港，香港社會亦一直是內地移民的重要落腳點，只是南亞裔移民來自截然不同的文化圈而已——「他們」本來就是「我們」。

全球移民潮     

同學或感奇怪，我們的社會怎麼「無端端」來了幾堆陌生人，然後又成了「香港人」？其實，當我們抽離香港的脈絡，嘗試從全球化人口流動的理論去看，南亞裔人的移民現象並非偶然，它是二戰後全球重大人口遷徙過程的其中一波，甚至某程度說，我們是「很晚」才趕上了這波，因為不少歐美發達地區早在70、80年代已經面對外地移民以至移民第二代的議題，例如美國的拉丁美洲裔移民，法國的北非與阿拉伯裔移民等。

外來移民一向予人印象一般，除了文化差別，階級地位亦有關：大部分移民都處於社會基層，面對比他們原居社會階級下降的經歷。學者薩斯基亞莎辛(Sakia Sassen)曾提及，作為不少移民落腳地的全球城市，內部社會結構往往呈兩極化(polarisation)的趨勢，移民則往往分佈在低下的一極，以服務業勞工為主要職業，生活素質較差，是社會不平等的主要來源。

把焦點放回香港，似乎莎辛的分析亦不無道理。根據《2006年中期人口普查主題報告：少數族裔人士》(2011年數字仍未公布)，全港最多人任職「文員/服務工作及商店銷售員」，有33.2%，其次為「專業人員/輔助專業人員」，約22.2%；然而，除了印度人外，最多巴基斯坦人及尼泊爾人任職的工種卻是「非技術工人」，分別為31.1%和42.9%，遠比全港數字的18.8%為高。

若加入「每月主要收入的數字」來看，2006年月入最低的3個群組，即是「少於4000元」、「4000至9999元」及「10,000至14,999元」，共佔本港整體的68.6%；但放到南亞裔人身上，這3個群組相加的比例分別佔巴基斯坦人和尼泊爾人的75.2%及87.7%，可見他們的收入普遍較本港的水平為低，生活素質自然較差。

有趣的是，既然很大可能面對較差的生活素質，為什麼還有南亞裔人移民到港生活？他們一家大小來港開展新生活的背後，又有什麼故事？我們對南亞裔人的生活、背景與文化，認識仍是相當有限。

從本港的人口普查談到全球的移民潮，移民的故事既在地球的另一邊發生，也在我們每天身邊發生。通識科鼓勵我們以日常生活有趣的事為鏡子，看看事情背後的社會關係與脈絡，從中訓練思考層次與高度。假如下次在學校碰到南亞裔同學，不妨與他或她交個朋友，讓他們說說他們的生活，他們的文化，那些咖喱以外的故事，應會很動聽。

延伸閱讀：

政府統計處（2012）。2011年人口普查 - 簡要報告。擷取日期2012年5月29號。

http://www.census2011.gov.hk/pdf/summary-results.pdf

政府統計處（2007）。2006年中期人口普查主題性報告：少數族裔人士。擷取日期2012年6月2號。

http://www.bycensus2006.gov.hk/FileManager/EN/Content_962/06bc_em.pdf

平等機會委員會（2012）。有關南亞裔人士對種族之間接觸及歧視經驗的研究。擷取日期2012年5月31號。http://www.eoc.org.hk/EOC/GraphicsFolder/InforCenter/Research/content.aspx?ItemID=10125

平等機會委員會（2012）。少數族裔教育工作小組報告。擷取日期2012年5月31號。

http://www.eoc.org.hk/EOC/Upload/UserFiles/File/EducationReportC.pdf

KU, Hok-bun, Chan, Kam-wah, SANDHU Karamjit Kaur. (2005). A Research Report on the Education of South Asian Ethnic Minority Groups in Hong Kong, Retrieved June 1, 2012,from http://www.unison.org.hk/DocumentDownload/Report_Education_MAY_after%20Ben.doc,

各位有興趣了解更多本港現時較新的南亞裔人士，以至最新的本港人口數據資料，可以到2011年香港人口普查網站瀏覽：

http://www.census2011.gov.hk/tc/index.html

想知道一些基本的人口資料及圖表，可到網頁中的「互動圖解」瀏覽：http://www.census2011.gov.hk/tc/interactive-visualisations.html

趙永佳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副所長、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長期關注中學通識科發展

洪進芳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研究助理，關注本土通識教育發展，熱愛旅遊、音樂與電影

(原文刋於2012年6月28日《明報》「通通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