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口良藥」？傳統中醫藥與現代公共衛生

中醫藥是中華文化中的重要傳統，但不知道到了同學們這一代，中醫藥是否還是大家的集體回憶？傳統中醫藥在現代華人社會的公共衛生問題中，是否還佔一席位？中醫藥的發展，又受到甚麽因素影響？

西醫與中醫

西方國家自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採用現代科學方法的生物醫學 (biomedicine)脫穎而出，成為主流的醫療系統。自明朝萬曆年間開始，生物醫學陸續傳入中國，威脅當時盛行的漢醫學。國人為了區分外來與本土醫學，遂把盛行中國數千年的漢醫稱為「中醫」或「傳統中醫學」，於是剛來自西方的生物醫學稱為「西醫」或「現代西醫學」。香港人沿用此名詞，故在本文「西醫藥」是指來自西方的科學生物醫學。

古典專業中醫學與西方科學醫學一樣，同屬高度系統性醫藥，已約有三千多年歷史，以傳統的宇宙觀為基礎，建立陰陽平衡、五行生剋、內因（七情）和外因（六淫）的整體性等醫學理論。中醫學的臨床經驗、疾病分類、藥物性能和配製技術，以及診斷治療的方法，皆詳載於歷代經典著作中，例如《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本草綱目》等，可見中國醫藥學是一個既「古」且「典」的專門學科。嚴格來說，傳統中醫藥並不算是一門循證科學 (evidence-based science)，但其知識是建基於自然主義和理性主義的原則，並由受過專業訓練的醫師執行。

中醫藥在香港的位置

表一 政府統計處就醫情況調查十四天內曾向中醫求診佔曾求診的人士比例

資料來源	年份	人數	次數
綜合住户調查第六號專題報告書	1989	6.7%	N/A
綜合住户調查第七號專題報告書	1990	6.1%	N/A
綜合住户調查第十五號專題報告書	1996	7.5%	N/A
第三號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報告書	1999	19.9 %	22.7%
第八號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報告書	2001	16.9%	18.4%
第十二號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報告書*	2002	11.4%	19.6%
第三十號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報告書*	2005	13.2%	15.4%
第四十一號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報告書*	2008	11.4%	13.6%

備註：

自二零零二年，第十二號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報告書開始，政府做同一項目的調查時間由「調查前十四天」改為「調查前三十天」，故上表帶*者，即為「調查前三十天內曾向中醫求診佔曾求診的人士比例」的數據。

在殖民地時期香港的醫療系統，西醫佔了絕對主導地位。在1989年l月、1990年7月和1996年6月，香港政府統計處曾分別進行「綜合住戶統計調查」，估計在這四個期間接受訪問前14天內曾就醫的居民中，分別有93.3%、93.9%和92.5%人士上次是向西醫求診，不是中醫（表一）。四度調查的資料甚有一致性，顯示超過九成居民生病時會先看西醫。

表二 市民對中西醫藥效用的看法（%）

 

	年份	中醫藥	差不多	西醫藥
治療肝炎、心臟病等較嚴重疾病時會採用哪種醫藥？	1993	5.0	18.7	76.3
	2004	6.7	13.1	80.3
治療頭痛、感冒等普通疾病會採用哪種醫藥？	1993	11	12.2	76.8
	2004	22	16.7	61.3
採用哪種醫藥來補身或增進健康？	1993	63.4	28	8.5
	2004	82.4	9.4	8.2
哪種醫藥較多的副作用？	1993	3.9	31.4	74.7
	2004	1.9	8.1	90
你對哪種醫藥較有信心？	1993	12	25.1	62.8
	2004	15.8	30.4	53.9
		很不同意/不同意	看清況	很同意/同意
生病時中西醫兼用，你同意嗎？	1993	58.9	24.7	16.4
	2004	44.9	24.9	30.2
你贊成政府撥款資助中醫中藥的發展嗎？	1993	3.9	21.5	74.6
	2004	2.3	6.4	91.2

資料來源：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社會指標調查1993、2004。

有趣的是，香港人習慣既用西醫藥，又用中醫藥，七十年代有調查顯示，在過去三年內有45%人只看過西醫和僅有4%只看過中醫，但高達53%人既看過西醫也看過中醫，後來其他調查也有類似結果。中西兼用的原因之一是對兩者有不同信念。根據以往研究，大多數香港人相信西醫藥預防傳染病的效能較好，治療病症的收效較快，對中醫藥則認為它對補身或病後調理的功效較好、藥物副作用少、偏重治本非治標，尤長於治療麻疹、風濕、貧血和扭傷駁骨等病痛。參考九十年代全港的「社會指標調查」，我們亦可看到相近的研究結果（表二），例如有六成多（65%）人認為中醫藥補身的功效比西醫藥佳，只有一成（11%）人持相反意見；同時，超過七成（75%）人認為西醫藥治病的副作用較大，甚少（4%）人認為中醫藥副作用較大。值得注意的是：超過四成人贊成（16%）或不反對（25%）生病時既用西醫藥又用中醫藥，且有九成多人贊成（74%）或不反對（21%）政府撥款支持中醫藥發展。這些態度和信念，使中醫藥在西醫當道的醫療市場中不但有存在的空間，而且可以靜候發展機會，不致完全被社會抹殺。

到了九十年代回歸前的渡期，中醫藥在香港逐漸為社會主流接受。如表二所示，「於調查前14天內曾向中醫中求診的被訪者」就佔「總曾就醫人數」的百份比，就由1989年的6.75%上升至1999年19.955%（不過該系列調查十分討厭，不斷修改其問題與定義，好像1996之前為「調查前十四天內最後一次看醫生的種類」，1999至2001則是「十四天之內有沒有看中醫」，而在2002年及之後則改成「三十天內有沒有看中醫」。因為問題不同，所以很難把答案比較，但起碼在2002年後的幾次調查，看中醫的比例相當穩定）。而在1993及2003兩次的社會指標調查中，就詢問了被訪者在一年內有沒有曾看中醫，從1993年的36.7%到2003年大幅上升至57.9%，顯示大部份港人都有往中醫處看病的經驗，對中醫並不抗拒；而身體不適時自行服藥時服用中藥或中西藥皆用的比例則由35.4上升至41.5%。從兩次調查可見，港人對中醫藥療效的評價明顯越來越正面（表二）。

中醫藥在香港為何復興？

在公共衛生單元，一條核心問題是公共衛生範疇的科學與科技發展，是如何受不同因素影響。而在香港，中醫藥由被邊緣化到重新進入主流，其實和社會政治因素有很大關係。

多年來，中醫藥在殖民地時代長期被邊緣化，雖然社會各界常有人主張政府資助和推動中醫發展，但聲音微弱和缺乏組織。這個劣勢一直至八十年代，政治形勢發生變化，才有所改變：中國政府決定收回香港主權，民族意識亦隨之而興起，各界人士就藉此政治時機要求政府重視中醫中藥的發展。當中最直接的莫如1990年，中國政府訂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其中第138條規定特區政府自行制定發展中西醫服務的政策。這項條文，一鎚定音地顯示將來的特區政府要考慮發展中醫中藥，獲得中醫藥界、學術界和社會人士群起響應，殖民政府也基於政治考慮和順應民情，改變其一貫政策，由容忍和少干預變為開始關注和推動中醫藥改革。

回歸之後，香港華人的民族意識與支持中醫藥的發展相輔相承，盼求政府給予中、西醫療平等地位。1997年10月，當時特區首長董建華於其第一份施政報告就提出要把香港發展為國際中醫藥中心的策略，引發社會各界人士熱烈響應，推動政府各部門積極展開工作，如立法規管中醫執業和中藥使用、資助大學的中醫藥教研計劃，監管中藥的生產和銷售等。由此可見，一方面政府的施政方針，對中醫藥發展有關鍵性影響；另一方面，顯示民族主義也是一項重要的價值取向，對醫療系統間的相對地位頗有影響。兩者都為許多行業、企業和社團提供一個良好的時機，爭取投資、開辦或推廣中醫藥服務。

除了政治形勢改變和民族意識抬高外，八十年代末期出現數宗市民吃中草藥（如龍膽草）中毒事件，亦引起各界人士關注中藥質素和監察問題。殖民政府的容忍兼無視政策在受到壓力的情況下， 遂於1989年成立「中醫藥工作小組」，檢討中醫藥人員的執業和培訓情況，並且研究中醫藥的濫用問題和防止措施。據小組的建議，政府於1995年成立「香港中醫藥發展籌備委員會」，研究促進和規管中醫藥發展的策略和措施；委員會又於1995年9月至1996年l月期間進行「香港中醫登記計劃」，結果有6,890位中醫師成功登記。

九十年代後期，中醫藥教研活動的蓬勃發展，與香港中醫藥發展籌備委員會的建議有關。該會主張逐步把中醫藥納入香港醫療保健系統，設立一個法定的監管機構，推行中醫專業註冊和紀律制度，鼓勵大學與中醫團體合作加強中醫藥人員的培訓和科學研究，以及管制中藥入口、製造、銷售與使用等。以上各項的建議於近年陸續落實，例如1999年7月立法會通過《中醫藥條例》，政府隨即成立「中醫藥管理委員會」，負責統一規管和協調中醫中藥的發展。在衛生署協助下，中醫藥管理委員會於2000年8月中旬至年底前接受中醫註冊，並於短期內展開中藥材及中成藥監管工作。與此同時，香港中醫學教育亦出現改變：香港浸會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分別於1998年和1999年創辦由政府資助的全日制中醫藥學位課程，成立中醫學院，編印教材和開設社區診所。

除了加強中醫藥教研之外，醫藥的社會地位的提升亦使其社會功能也日漸強大。傳統上香港各大醫院均屬西醫藥界，但亦有愈來愈多研究和應用中醫藥，西醫修習短期中醫藥課程也日漸增多。監管西醫的醫務委員會已開始研究在專業守則中加入新條文，指引西醫如何採用中醫療法和如何轉介病人。近年來，私營中醫院與診所數量不斷上升，其中有不少是由慈善醫療機構開辦，如廣華醫院、東華醫院、仁濟醫院、博愛醫院、仁愛堂、黃大仙嗇色園等。由於慈善機構收費廉宜，亦可加強中醫藥在醫療市場的競爭力。近年來，愈來愈多社會人士要求政府早日建立中醫院和中醫門診，為市民提供價廉質優的中醫藥服務。到了如2003年年尾，政府決定接納民意，把中醫藥納入公共醫療體制，開設第一批中醫診所，到現在已共有十六間，並期望達盡快做每區都有一間中醫門診，可見中醫藥的社會功能將會更強大。

近年來，香港中醫藥力求復興，除了外圍環境因素的配合，中醫藥本身採用科學化策略推廣，亦有正面影響。在大學和各大醫院中進行的中醫藥研究，皆講求客觀的科學鑒定，研究人員大多是受過西醫藥或生物化學訓練的專家，雖然未必都深明中醫學理，但只少都懂「西醫式」，以循證研究方法運用科學實驗的程序，檢定中藥或針灸等方法的療效。當前香港的中醫藥研究項目眾多，大多是由這些科學專家主持而由中醫藥人員提供意見或從旁協助。事實上，大學開辦的中醫藥學課程，也相當重視現代基礎科學的訓練，包括解剖學、生理學、生物化學、病理學及診斷學等知識。中醫科學化及其與西醫藥的科學結合，既切合現代社會的科學潮流，又使中醫藥的社會認受性得以加強，對病人來說無疑是一大福音。

中醫藥在當代中國又如何？

這方面，香港的中醫藥發展蒸蒸日上，那方面，但在中國的境況卻完全相反。新中國成立後，中醫藥大受推崇，因而在中國成為和西醫同等地位的主流醫藥系統；在改革開放後，中醫藥的使用情況卻大不如前。中文大學社會學系的金蕾教授2010年撰文分析了中醫藥在1991至2004年間在中國的使用情況。根據其間五次大型調查，詢問了中國內地被訪者或其家人在有需要時是使用中醫西醫還是其他醫療服務，確認了中醫藥在近年來為民眾使用的程度正逐步下降。

                     中國大陸住户通常選用中西醫百分比(%)

	城市		農村
	西醫	中醫	西醫	中醫
1991	69	25	62	20
1993	73	20	64	20
1997	75	20	67	19
2000	78	17	66	19
2004	80	14	67	16

註：尚有「其他」選擇如鄉村醫生和助產士等 Jin (2010: p.1065)

在城市中使用中醫藥的比例由1995年的25% 拾級下降至2004年的14%，而在農村也在同期由20% 下降至16%。通過統計方法，金蕾認為住戶背境特徵 (例如教育程度、收入、健康狀況等) 與中、西醫的使用機率並無顯著關係，反倒和與中國快速的西化有關：在城市的快速西化的帶動下，西醫的使用率增加也較快，而西醫藥的價格高，利潤也較高，也可能令到西藥在收入較高城市中的供應增加，從而提高使用率；不過她強調，對中國內地中醫的「生態」，還未有很好的分析，所以這些都只能算是猜想。

話說回來，比較中港兩地近年的中醫藥發展，我們看到中國傳統中醫藥的「現代化」和醫藥本身的療效可能並無絕對關係：香港因為回歸的契機，中醫藥界成功藉著民族主義抬頭而令中醫藥能開始在社會主流爭得一席之位；相反在中國內地，卻因改革開放時期醫療制度之改變與和香港相反的社會西化過程，令中醫的主流位置受到挑戰。

結語：全球化、中華傳統與中醫藥

事實上，傳統中醫藥在內地的境況是頗為特別的情況，因為傳統醫藥復興的現象其實是個大趨勢，不僅出現在香港，也相繼出現在台灣、日本、韓國、印度、甚至美國等現代化社會。有論者認為世界各地傳統醫藥的復興趨勢，與20世紀下半期的全球化有關：當一個地區受到外來文化的沖擊和對比，常會引起文化自覺和民族認同的意識，促使其政府、知識分子和民眾有意地保留甚至加強原有的、傳統的生活方式，如飲食風俗、宗教信仰、建築藝術和醫藥傳統等。在全球化過程中每個地區既傳入外地文化，也保留原有文化，社會生活就變得愈來愈豐富，民眾的選擇也就更多。

除了激活本土文化以外，全球化也帶來醫藥文化的多樣化。20世紀初期，科學醫學自西方向全球各地迅速散播，不斷擴展和日益強大，到20世紀下半期以後，傳統醫藥（尤其是有組織的制度性醫藥）在強調保育本土文化中得到復興的機會。在這個全球化的揉合過程中，以科學理性為基礎的環球醫藥得到流傳，代代相傳的本土醫藥也沒有放棄，希望兩者都發展起來，產生互補的作用，或讓民眾有更多的過擇。

此外，除了文化自賞與民族主義的因素以外，各地傳統醫藥也可能與國際組織的積極推動推動有關，例如世界衛生組織於1997年5月第13屆世界衛生大會通過一項決議，要求各國政府重視其傳統醫藥，加以發展，並制訂適當的規例以配合國家保健制度。此後，世界衛生組織、不斷向各國宣傳和在多個國家進行研究，努求提高傳統醫藥的質素和擴大其服務範圍。另一個例子是，在全球多個國家行醫的中醫學界於數年前組織起來，先後舉辦了7次規模龐大的「世界中醫大會」。最近一屆的大會，是於1998年8月在美國著名的加州大字柏克萊分校舉行。中醫藥組織的全球化，加以世界衛生組織與著名學府的支持，應有助於傳統中醫藥的復興。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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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ung Yuet-Wah, Stephen W.K. Chiu, Rance P.L. Lee. (2005). Health: Perceptions and Practices. In Lau .S.K., Lee M.K., Wan P.S. & Wing S.L. (Eds.), Hong Kong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2004 (pp. 57-122).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政府統計處(1990)。綜合住户調查第六號專題報告書。香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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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統計處(2009) 。《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四十一號報告書》。香港：作者。

李沛良

中文大學伍宜孫書院院長，社會學系榮休教授，致力研究傳統中醫藥發展。

趙永佳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副所長，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長期關注中學通識科發展。

(原文刋於2012年6月14日《明報》「通通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