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一個大學夢

相信有很多通識老師都和我一樣，有—個不知是好還是壞的習慣，就是每次看報紙時都會慣性地把某些新聞變成模擬通識科試題。最近看到《明報》的一則新聞，就「試」興大作地擬了以下一條問題：

細閱以下資料：

資料A：

《明報》試場外調查文憑試考生如何計劃出路 (可選多項)

出路	人數（百分比）
八大	204 (68%)
副學位	104 (34%)
海外升學	68 (22%)
重讀	44 (14%)
求職	37 (12%)
自資學位	14% (8%)

訪問人數：300人

資料B：

教資會資助大學第一年學士學位課程學生人數（1965/66至2010/11）

 

(a) 描述資料A所顯示的文憑試考生的出路，安排計劃。

(b) 參考資料B，分析資料A所揭示的考生出路計劃是否可行？

這當然不是甚麼好題目，因為資料B的資料太多，而相關的只有最近期的資料，不過因為以下討論會用上其中數據，所以把歷史數據也一併奉上；而且問題也有立場，因為我覺得68%的同學在八大升學的願望明顯和現實有距離，而八大學士學額只有相關年齡組別（17-20歲）人數的19%，有49%的同學注定會失望。此外，在《明報》的調查中，大部份的考生對達到「3322」成績的信心也只有「一半半」，卻仍然期望能升讀八大。

愛作試題的癮過了，上述有關年青人升學與展現的資料與報導卻值得我們深思：學生的願景與學額的衝突，要如何處理？學生作為教育制度內的「玩家」，又應該採取甚麼策略？

在討論這個議題之前，且再多看一段相關報導：有青年團體於2010年對末代會考生進行調查，發現被訪者對「追求更高學歷」的意欲非常高，超過五成 (52.9%) 表示希望能達到學士或碩士以上學歷，只求有中五程度者只佔極少數。

由此看來，相信新高中學制的同學依然會以升讀更高程度的課程為目標，而當中又以能升讀八大資助學位課程為主流。刻下的香港，高中升讀大學好像是理所當然的目標；就算不能立刻升讀大學，或升讀資助大學，也會先報讀副學士課程，以搏取多一個機會升讀大學。其他的升學課程，好像如高等文憑或其他職業導向的課程，就不太受同學歡迎。家長在這方面的偏向就更明顯：我最近和多位子女在低 banding學校就讀，成績一般的同學的家長交談，他們也異口同聲的希望子女能升讀大學，就算不成，也要先唸副學士，希望遲一點能再有機會報讀大學。

然而，再看看上表的數字，抱歉，同學們最終會是失望居多。

那麼，我們會問：「為甚麼中學生在升學與就業出路的理想與現實會產生這麼大的落差？」這條問題在通識科中，是個人成長的問題，也和香港年青人的生活素質有絕對的關係。但要回答這問題，我相信我們要用一點「社會學的想象力」。

我們唸社會學的，都知道這一個概念，就是五十年代美國社會學家 C. Wright Mills 提出，指社會學的角度就是要「把個人生命歷程 (biography) 和放在歷史與社會的交集中分析」。對正在唸高中通識的同學來說，當下最重要的生命歷程莫過於升學。對大部份同學來說，現在苦讀通識以至其他科目，都是為了爭取更好的成績，祈求將來可以升讀理想的課程和科目。但大家又有沒有想到，升學這個看來理所當然的生命歷程，其實正是社會與歷史交集下影響的結果？我們是否也應該能夠以多角度思考來分析升學這個非常重要的個人成長階段？

在分析之前，先來說說故事。

時光倒流四十年，我是在七十年代渡過我的中學階段，如果你調查當時中學生的升學目標，相信調查的結果會和現在的截然不同 — 那時認為自己會唸大學的，大概沒有幾人 — 那是因為在不同的社會歷史條件底下，我們的個人成長歷程，可以有非常大的差異。

首先，當時對很多人來說，「升讀中學」已經不是每個人都能達到的目標。那時候沒有「九年免費教育」，而且還要考「升中試」來決定誰可以升讀中學。升中試是啥？就是要小六學生考中、英、數三科，一方面以總成績來決定學生是否能升讀中學，另一方面把合資格的同學按成績派到不同中學。還記得當時我的成績是中文2級，英文4級，數學4級，總成績是7級(忘記計算方法了)，成績勉強能升中，不過就要跨區派到還剩餘學額的地區。於是家住旺角的我，就被派到當時還未有地鐵時代，算是個「偏遠之地」的慈雲山上學。

當時的我可真既驚且喜：一方面我已是家族中第一個能升讀中學的成員 (父母長輩們都只有小學學歷)，也是同班同學中唯一能升中的 (他們都去了打工) ；另一方面，中學是上到了，卻要「長途跋涉」地，到當年《龍虎門》等漫畫渲染下的「九反之地」慈雲山上學，當父母的難免非常擔心，深怕我會誤交損友而「學壞」。回想起來，現在「讀中學」這個同學們理所當然的必經成長階段，原來對於來自七十年代的「我們」來說，已是一個珍貴的機會。

說回中學時代的「那些年」：後來當然是發現漫畫上對慈雲山的描寫是過份誇張，雖說區內球場深夜不時有「開片」械鬥，但其實「真正」的黑社會根本無暇兼顧我們這些黃毛小子，於是又無驚無險下讀到中五；中五會考考得不錯，就轉到油麻地升讀預科，1981年高考又是一世夠運，「掹車邊」進了港大，大學畢業後並在港大升讀碩士，後來更「竟然」能獲得獎學金到美國唸博士。

這樣說來好像不痛不癢，是理所當然的一回事，但當時的我有多幸運，大家可以見看看資料B：要知道在1980年代，能升讀大學的年青人只有2%！大學入學率只有2% 是怎樣的一回事？換句話說，假設一間中學有五班，其約二百人來計算，當中像我那樣能進大學的，就只有區區四人。那個年代就算能成功升上在預科，能直接考上大學的是少數，反而重考大學才是最普遍：我就有一個同學足足考了三次才能考上香港大學。事實上，在我進了港大之後，像我這類家庭背境出身 (非名校中學、父母只有小學學歷、收入層於低下階層) 的也只是極少數。

那麼，那些上不到大學的「大多數」，又是怎樣的呢？例如我「那些年」時候的死黨，都是成績平平的「波牛」，所以大多在會考後已經著手找工作，以至到了放榜之時，不少人已經開工一個月了。還記得當時我中五的死黨當中，大部份也是選擇就業，其中有一位就是後來曾經大紅大紫，「TVB五虎」之一的黃日華（他當年的選擇就是足球員或藝員）；據說當年同在東九龍唸中學，後來在會考之後進入TVB藝員訓練班的好像還有劉德華。

雖然死黨們在中五之後都沒有繼續升學，不過七十年代的香港經濟正值黃金時間，勞工市場相當緊張，手持中學「文憑」其實己足以令他們找到一份不錯的工作：有的找到白領文員工作，有的從事銷售，最好的當然是能考進政府、銀行或大機構工作。當然，那時刻大學畢業生的市場處境更好，但就算只是中學畢業，也可以找到一位安穩的工作。

話說回來，把中學的日子都挖出來，是想帶出一點，雖然身份一樣，同是唸中學的年青人，但生在七十年代和生在今天，在不同的教育制度和經濟結構的配合下，我們那一代和今天這一代就走上了完全不同的成長路，體驗到的生命歷程也就有著徹底的分別。從這個角度看來，升學與就業，其實不是個人的選擇，而是社會條件的結果。

我們那一代，大學是那樣的「可望而不可及」；時至今天，雖然大學入學率只有19%，但大學學位已成大部份年青人「可觸及」的目標。這個轉變歸因於90年代，政府為了應付經濟轉型的要求，成立了科技大學，並把之前兩家的理工學院、浸會和嶺南升格為大學。於是，政府一舉便把學額由1990年的 8571個 擴大至 1995年的 15070個，足足增長近倍。在大學聯招之下，大學學位已經變得沒有那麼「虛無飄渺」，尤其那些順利跨過中五會考這一關的同學 (只有近四成中五學生在舊制下能升讀預科)，當中就差不多有一半能從預科升讀大學。

然而，雖然擁有大學學位的人數增長加倍，但勞工市場中適合大學畢業生的工作卻增長緩慢，不少工種甚至是消失了，結果大學生人浮於事的情況，時有所聞。去年有新聞報導了一位擁有碩士學位的青年，見工二百次還未能找到工作，於是在論壇發公開信希望找工作做。這個案當然是特例，畢竟現在大學生的失業率還是非常低，但大學畢業同學能學以致用的，又能有幾人？

呂大樂曾經在《中產心事》中指出，香港一般人心目中的向上流動路徑很單一，「大量人士沿同一途徑，以同一方向猛衝」。今天香港社會的向上流動機會，雖然沒有減少，但爭奪有限機會的人 (大學畢業生) 卻增加了，於是大學生的就業形成兩極化的局面：少數精英能找到很好的工作，但「一般」的畢業生就大多要屈就以往可能是預科畢業生擔當的工作。比方說系內一份普通文職的工作，以往是中五、預科畢業同學的工作，但現在我們會發現有碩士畢業生來爭取。這些改變都是因為經濟結構與教育制度等社會環境不同所導致，身處重重制度當中的我們，面對這等改變，有時個人的力量可能相當有限。

除了經濟結構與教育制度等社會條件的改變，影響著一代人的成長與生命歷程的，還有價值觀念，而價值觀念的轉變，往往和現實有着很複雜的關係。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是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我們那一代，學位難求，考不上預科就唯有「馬死落地行」找工作；但唸上預科，考不到大學的，通過重考以求一個大學學位的也大有人在。在大學學額大量擴充的影響下，這種傳統觀念就更被放大  — 現實地看，現在的大學學額其實還不到20%，但大部份中學生（和家長）卻感性地認定自己「應該」唸大學。

除此之外，傳統勞工市場中藍領職位的萎縮，又令到大家對「白領工作」的偏好更為加強。當然我們在「那些年」也會覺得白領工作比藍領工作好，但因為大學學額較少，在工種分配的情況下，最後從事藍領工作也是不少人的出路。今天唸大學的人增加了，唸不上的人也會通過副學士、私立大學、海外升學等不同途徑去謀取大學學位。在這個情況下，對大學畢業生來說，從事藍領工作固然是「不可想像」的，就是對沒有大學學位的年青人來說，藍領工作和所謂「粉領」(pink-collar)的服務工作也好像變成迫不得已的下策。

這種對藍領和粉領工作的偏見，最明顯反映在同學如何看待職業導向的課程。雖然高級文憑或文憑這一類職業導向課程每年都有大量同學報讀「超額認購」，不能說不受同學歡迎，但相信對很多同學來說，這類課程的吸引力遠不及大學學位，大概只有少數確信自己升大學無望，或者不受主流思想影響的同學才會認真考慮職業課程。

不過，這種偏見卻不見得是對同學們最有利的：現在的勞工市場中，技術工種其實是長期的「事求人」，大量工作 (尤其是藍領和粉領工作) 的僱主也不需要大學畢業生來擔當，可見從事相關行業前景不一定較差，但為甚麼大部份的年青人和家長還是堅持「大學 + 白領」的方程式呢？

《明報》最近又報導了職訓局屬下的青年學院招生的情況：學院的中專教育文憑，中三離校已可報讀，但報名者不少有更高學歷。報導強調報名人數大幅上升，有逾3000人爭奪2200學額。最近我有機會到青年學院參觀，覺得學院受歡迎毫不出奇，因為其環境和師資都比一般中學優勝，而且對很多年青人來說，課程也較主流文法中學有趣。不過，以我的「逆向思考」看來，學院的報名人數不是很多，反倒是太少：家長和同學們只把這類職業導向的升學途徑看成不得已的選擇，好像只是成績不理想，在文法中學待不下去的同學才會考慮；但大家細心想一想，每年八萬多高中生當中，未能升上大專的起碼佔一半，而當中不能真正在主流文法中學中好好學習的，又豈止三千人？

當然，現在正閱讀這篇文章的同學們暫時都不需要作這方面的思考，但我們實在值得去想一想：為甚麼大部份同學或家長都沒有認真地看待「多元進路」的問題，而是大家一窩蜂地希望擠進大學之門？

我當然不是提倡「大學無用論」，但大學確實並不是適合所有人。英國經濟學家 Alison Wolf在著作〈Does Education Matter?〉中就質疑英國政府企圖藉擴充大學學額來解決英國經濟增長放緩及青年失業增加問題的做法。她認為擴大專上教育不一定會帶來更高的經濟效益：她以一位巴士司機為例，指出他/她可能是一位技術工人，駕駛技術精湛，卻未必需要有大學的培訓訓練；但在一個大學學額泛濫的地方 (如台灣)，卻很大機會是「拿著沙紙揸巴士」。她認為這種學歷錯配的情況並不符合經濟原則。

當然 Wolf並不反對為追求學問而唸大學的傳統目標，她質疑的只是功利的升學主義。事實上，若是單純功利的計算，歐美不少地方已經出現讀大學更不化算的情況，例如在市場主導的美國大學制度，學費不斷上升，唸大學往往會令學生欠下一屁股的債，但大學畢業生的經濟回報卻越見兩極化，因此失業/無業的大學畢業生在早陣子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我很同意呂大樂的說法：「香港的升學、培訓人才的概念極其狹窄，主要聚焦於十七八歲的階段；推行教改以後，其實亦無任何改變。我們都知道，很多年輕人不一定在那個階段最有學術上的學習動機，而他們在那個時期最需要的，也不一定是立即銜接的升學。」在高中時期或中學畢業後，全面審視自己的情況和客觀的環境，再考慮是主流升學途徑，還是嘗試職業導向課程，可能是中學同學必須經過的思考過程。

通識科最看重的是獨立的批判思考。當我們面對自己個人成長最重要的決定，又有沒有認真的來批判思考？究竟升學或就業比較適合自己，又哪一種的課程能為自己開創更美好的將來？大家是否能夠思考一下，自己的個人成長是如何受社會、歷史條件和主流價值觀念甚至偏見所影響？

延伸閱讀

呂大樂 「重新認識香港社會問題」 明報   2012年2月21日

香 港 青 年 協 會「 會 考 生 升 學 與 出 路 」調查  二 ○ 一 ○ 年 四 月 十 五 日

明報 「文憑試考生升大信心一半半  逾半報副學士出國「買保險」」2012年04月23日

明報 「中三離校可讀 中專報名人數升五成」2012年04月23日

趙永佳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副所長，長期關注中學通識科發展。

(原文刋於2012年5月10日《明報》「通通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