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14日 星期一

趙永佳:「0-0」的意義

明報  「星期日生活」  2015-09-13

9月3日的「中港大戰」,結果港隊將士用命,以「九○一」的「泊大巴」戰術守和了無論世界排名或球員質素都比我們好得多的中國國家隊。這場平局,讓港隊奪得寶貴一分,但港隊出線的道路還是非常漫長,我們當然不宜過分興奮。上周對賽小組的強隊卡塔爾,雖然在先失三球之後,發揮了「獅子山精神」(特首網誌),完埸前連追兩球雖敗猶榮,但可惜未能搶得一分。

大家都明白,港人對賽果興奮,和對手是中國國家隊離不開關係。有博客直言,港隊當晚的表現,「正好為近年香港人,舒了一口悶氣」,反擊了「強國」對香港核心價值的蠶食、紅色資本的入侵,及水貨客的橫行。最近,《進擊的巨人》電影版上映,又引動港人把中國形容為作品中的吃人巨人。現在,把港隊比喻為漫畫中的「調查兵團」,為了自由, 「在強權面前而無懼」,也並不為過。


不過,雖然「中港矛盾」,是這場「大戰」的最「理所當然」的解讀,但也只是眾多可能解讀方向之一。「足球高於生死」是利物浦已故名帥辛奇利的名言,這場比賽在中港矛盾的氛圍下,彷彿也體現了這種精神。但在比賽進行中,小兒的一個問題,卻令我感受到,在中港恩怨之外,我卻更希望以另一角度來詮釋這場比賽。

老三今年十二歲,也是一名小球員,熱愛足球,但平常並不在電視上看球,今次我特別和他一起觀戰,希望豐富他的比賽意識。開賽不久,他就問, 「點解香港隊嘅球員咁黑?」我聽到之後,就乘勢對他進行「公民教育」,指出港隊不單有黃皮膚、黑皮膚,更有白皮膚,無論是什麼膚色,只要他們熱愛香港,球技出色,願為香港榮譽而戰,他們就可以是港隊球員(那些什麼居港年期的,以後再解釋吧)。後來徐德帥82 分鐘入替高梵,我也特別指出他是在內地出生長大的。老三是正宗「小學雞」,平常看的是《哈利波特》、《刀劍神域》,又不看直播足球,對於球場上的種族多元,不大敏感,所以正好藉這個機會將他「點醒」。

後來,在比賽中,我看到高梵不惜氣力的在邊路助攻助守,積施利在右路的「淡定」(當然他的速度也真的有點慢),法圖斯和基藍馬在中路防守的人肉長城,麥基「跑狗」式的「防守型前鋒」踢法。當然還有白鶴、黃洋在中場的掃蕩,再加上「英雄輝」的神級撲救、「虎哥」李志豪的冷靜包抄,和全隊前仆後繼,首尾呼應的聯防。我深深感受到,能把這麼多來自「五湖四海」,不同種族,不同背景的人集合在一起,成為一個整體,做好一件工作,這可能才是真正有價值的香港精神。

來自「五湖四海」的組合

在當晚連後備上陣的14位球員中,有三位(基藍馬、法圖斯、高梵)來自非洲(喀麥隆、尼日利亞、加納),麥基和積施利祖籍英國,白鶴、黃洋、徐德帥都是來自內地的「新香港人」。當然我們更不能無視,在場邊還有一個緊張大師、大叫大喊的 Kim sir 金判坤是來自大韓民國。

今次世界盃外圍賽開賽之初,中國足協的一張「有層次」足球海報的渲染之下,港隊球員的來源與膚色,就已成了本賽事的焦點。不過,我們應該知道,無論是基藍馬、法圖斯、高梵,還是沒有落場的安基斯,都已經在香港度過了起碼七年歲月,在港落葉歸根,和你我很多人一樣拿了身分證,有權投票(雖然也一樣不能選特首)。麥基10 歲就已來香港定居,更是我的港大校友,積施利據報道也在5 歲時已隨父親來港居住。內地球員雖然只需居港兩年就可以入選港隊,但無論是白鶴、黃洋、徐德帥,還是另外兩位「內援」鞠盈智、王振鵬也是在香港成名,並已經在香港開始他們的職業足球生涯。而更「Man」的當然是Kim sir,曾公開向香港示愛,說「我真的屬於這個地方。當這個地方需要我,我可以為它而死」,真的有韓劇「男主」的風範。

香港球壇和社會一樣,從來是華洋雜處(非洲人算不算「洋人」又是另一問題),我們小時候已經是看着居里、華德等蘇格蘭球員長大,其後也有譚拔士等英格蘭球員,巴貝利等土生洋將。後來香港愈來愈全球化,回歸後英國球員沒有了殖民地時代的簽證優惠,又身價太高,因此其他歐洲、以致南美球員也漸多。最近的「全球化2.0」新趨勢是來源更多元。當年大兒子在愉園踢青年軍,球隊還在乙組,但已有一個來自格魯吉亞的球員,因為常和青年軍一起練球,也令他們認識了有這樣的一個國家在中亞。後來有一位非洲球員更厲害,入選了本國的奧運國家隊,當年要請假個多月去踢外圍賽。因此足球場上的改變,其實也只是社會上的縮影,折射着香港由英帝國殖民地,蛻變成一真正的全球城市。

方志恆稱「不以種族血緣為分界,而以我城核心價值為感召」的精神面貌,為「港式國族主義」。用國族主義來形容不拘種族、甚至國籍的香港精神,可能有些語病,而「香港革新論」的年輕人們當然也知道,他們理想的「港式國族主義」其實也只是一種理想,現實是當然有點複雜。例如早前港隊對菲律賓的比賽中,有些球迷的現場反應就不大和開放、包容的「公民價值論」(Civic Nationalism)脗合。

球壇限制外援的爭議

所謂香港的本土意識,以往其實有很多成分是小市民式的庶民心態與文化。港隊所表現的精神,如其說是一種開放共融的意識,當然也是有「七十二家房客」中低下層市民求生存,放下內部分歧,眾志成城抵抗外力,保衛現有生活方式的味道。也因此,港人的「開放」本土意識有些時候還是避免不了誰才是本土,或本土優先的爭議。例如大部分港人,無論多開放或接納多元,多少也會對自由行的亂象感到困擾,而我們對新移民才會有眾多不同的看法和意見。

就算在足球圈,大家對外援球員,或「歸化」球員也有不同的意見。港超球隊現在每隊可以有六位外援(非本地)球員,其中一位需要來自亞洲足協成員國,上陣比賽則只可以有四名非本地球員。根據維基的資料,不計已「歸化」球員(如高梵、積施利等),港超球隊除了黃大仙外,都最少有五位「外援」,而有四隊更擁有全部六位外援。

在這情况下,當然本地球員能「出頭」的機會就更少,而港隊大部分由歸化球員組成,也絕不出奇。本港球壇,甚至世界上大部分足球圈,對應否限制外援的數字都曾有不少討論和爭議。在歐洲,因為「一體化」的影響,歐盟成員國的球員大致上在各國可以自由流轉,再加上非歐盟球員(各國聯賽對此規則相異),例如英超各強隊中的「真」本土(英倫三島)球員屈指可數。這種本地/外來的張力,不是我們一句「有容乃大」就可以抹殺。我的大兒子十八歲,自小就在發他的足球夢,如果香港限制外援,他能「踢職業」的機會當然高了很多。不過,這是一件好事嗎?當我們在本地職業足球比賽中,看到一些本地球員的腳法粗糙,最簡單是連「控定」一個高空球也做不好的時候,而一些相當廉價的外援(我想起幾年前愉園的34 歲非洲外援盧加路),能把一個半空掉下來的高球控得穩穩,我就不會再投訴太多外援了(當然他們更多時候,憑身體質素已可以「硬食」本地球員)。如果我家老大要在政策保護之下才能踢得上職業,倒不如轉踢業餘「衞生波」好了。

當然,事情總有兩面。就像所有開放勞工市場的討論一樣,對受影響的本地工人,都應該有補償和支援的政策。例如某行業如果受引入外工影響的話,對行業中工人應該有援助或再就業的政策。如果整體勞工市場受勞動力開放影響的話,對本地工人的培訓和就業服務,以致失業援助,都應加強。當我們指摘本地青年沒有能力和外來人才(如港漂)競爭的時候,我們有沒有反思我們為他們提供了怎麼樣的教育、訓練,怎麼樣的支援?

我們要求青年人要有世界視野,要擁抱「中國機遇」,但我們又如何準備他們呢?年輕人向外闖,並不容易,老大現時在新加坡念書,兼在S-League青年軍比賽,其實他有幸得到家人的支援,但家境普通的青年又可以怎樣?單就足球角度看,我們現在能為有志足球的青年人提供足夠、高水平的訓練嗎?他們射術不精,控球不靈,和訓練的強度和密度都不夠總有點關係吧。當然,我們可以說,以往胡國雄、尹志強還不是自學成才?但在全球化的世代, 「天才波」大概已不太管用了。現在球會連為青年軍每星期多安排兩、三課訓練的場地都有困難,那教本地足球小將們如何面對外援的挑戰?

因此, 「中港大戰」的真正意義,可能在於揭示了香港在全球化世界中的機會與困局。一方面,我們在「海納百川」吸收了各地人才,再齊心合力,就可面對強敵都「打高一皮波」。但我們在開放本土的同時,也會引發不少副作用與社會矛盾。我們不應過分樂觀,認為一種開放的本地國族主義必然會出現。正如1998年世界盃法國以「黑、白、阿拉伯」(Black, Blanc, Beur)的球員征服了世界球壇,一時間大家以為這就正是法國民族融和的象徵。但在其後十多年,法國社會的種族衝突(甚至騷亂)不斷,而球圈也出現不少種族矛盾,甚至2011 年國家隊教練白蘭斯(Blanc)也曾被指認為法國太多「外來」球員,而暗示要限制非白人青年球員進入法國足總的精英足球學院。

這樣看來,中、港恩怨,可能不是對「中港大戰」的唯一解讀。如何在全球化世代,決定香港如何看待與面對從四方八面(當然包括內地)投奔這「我城」的「他們」,應該也是「我們」可以思考的方向。

2015年3月16日 星期一

趙永佳:「一國兩制」這樣教 可以怪年輕人嗎?

明報「星期日生活」
2015315 星期日

最近,反內地自由行、水貨客的本土主義行動風起雲湧,其中年輕人似乎是行動的骨幹,而同時不少民調亦說明較年輕者的中國意識較弱,本土意識卻較強。這令人不禁問,為什麼回歸多年,年輕一代對中港關係,不少還是會較為偏向本土主義,而否定中港兩地的聯繫?有內地學者評論香港青年問題時,也認為香港教育界和社會對「一國兩制」理解和觀念並不準確,存在很多誤解、歪曲, 「對去殖民化教育,要補這門課」。另一位中方人士也要求今天香港社會,必要進行「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再啟蒙」。

我家老三的小六常識科,不久前的小考就正好是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單元,當中也包括「一國兩制」及「港人治港」的內容,正好可以用來說明,今天在本港小學中,對這類「國民教育」的題材是怎樣來教的。我想指出,若中、小學還是這樣教「一國兩制」等公民教育的議題,建制派可不能怪責年輕人,對一些重大公共議題,出現對他們來說「偏頗」的看法。

強調內容資料忽略概念

除了一般的升旗、奏國歌之類的儀式之外,常識科可算小學生接觸國民、公民教育的途徑。小學常識科一般在小四教授有關中國歷史的單元,在小五時包括香港歷史與經濟發展的議題,到小六上學期就會進行香港政治公民教育的學習。老三的教科書,可算「政治正確」,以「基本法的保障」為主題來討論「一國兩制」及「權利與義務」,亦有另一單元以「港人治港」為主旨,來交代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組成與運作。從建制角度看,可能會嫌教科書不夠愛國,對「一國兩制」、「基本法」等制度,冷靜有餘,熱情不足。以一般人眼光看來,卻還算是持平,有些人憂慮的「洗腦」情况並沒有出現。課本也討論了「權利與義務」、「為什麼要有選舉」這些重要的公民教育議題。

不過,在和老三搏鬥了幾天來為考試溫習的過程中,我卻深深體會到,為什麼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孩子們對一國兩制的了解還是基本上欠奉。首先,從教科書所見,和常識科其他單元的教學一樣,本科過分強調知識內容和資料,而不是概念。例如,在討論「一國兩制」一節中,課本只是以鄧小平的兩次發言來強調中國對香港擁有主權。問題是, 「小學雞」們對「主權」概念都未了解,又怎樣能了解「一國兩制」中「一國」的概念?

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一節中,課本的建議教學活動,是閱讀「基本法」第二條和第十二條,以找出,港作為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包括行政管理、司法,和立法權。驟眼看來,這不太難,老三在溫習時,雖然能夠列出三種自治權,但他坦言不知道「這是乜東東」,純粹是把它們背下來。對成年人可能是「常識」的概念,對小學生卻是「火星文」。當然也可能是老三的「常識」不足,悟性不夠,不過他在全級成績一直緊守中游,相信也代表了普遍同學的反應。

大量資訊遠超學生負荷

其次,小學常識科的第二個通病,是在短時間內要同學理解大量資訊,造成他們超負荷,反而達不到教學目的。在「權利與義務」一節中,雖然課本嘗試扼要帶出「有權利就必要義務」的重點,但課文中也好像「指定動作」地列出一大堆權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享受社會福利、選舉與被選舉權……)及義務(遵守法律、參與投票、當陪審員等等)。老三表示,最感困難的地方,是去了解特區政府的行政架構,特別行政長官下面有幾個司長,再下面有幾個決策局等等。我們學校還算有「人性」,不需要同學「知道」決策局是哪十二個,但有朋友的孩子在他校就花了不少時間來背誦它們的名字。最最討厭的還算是有關司法機關的內容,因為課本中強調香港司法制度的架構與組織。大專同學們可能知道「終審法院」和「高等法院」哪個較「大」,但他們知道「裁判法院」和「區域法院」的分別嗎?還有什麼是「審裁署」、「死因裁判法庭」嗎?因為課本過分強調資料,而且在短時間內對同學「灌輸」大量的資訊,因此同學除了「死記硬背」之外,卻沒有其他辦法來應對。「記性」好的孩子會「着數」一點,但資質中庸的老三就只有投降了。

考試側重記憶語文能力

第三,香港是一個「分數第一」的社會,因此考評往往會決定教學方法與內容。翻查老三的作業,以「填充」題為主,到了高小,一般都不會「供詞」,意即不會提供答案選擇,因此上面提及的兩個問題就成為死穴。因為重資料,不重概念,又包含大量資訊,就會令填充所評測到只是同學的記憶力或語文能力,而不是他們對課程內容的理解。例如有一題關於駐港解放軍不干預香港地方事務,是體現「高度自治」和什麼的管治方針?老三從課文中找到「一國兩制」填上,但「正確」答案是「港人治港」。當然我們成年人可能會分辨到當中的細緻差別,但小孩子根本不會理解那幾個大概念的微妙分野,自然除了把這道習題記下來之後,就沒有辦法了。還有一道「是英國自_____後開始管治香港」,老三答了「1840 年」,正確答案卻是「鴉片戰爭」。這類問題,考的不是對概念的理解,只能是對一些內容資料的掌握和正確回應。在「權利與義務」一課中的填充題,就是爸媽和我到公園遊玩,其中權利可以使用公園的______和義務是遵守公園______。(答案:設施、規則),這完完全全是語文題!

因此,內地官員、學者怪責本港教育當局和教育界,沒有認真做好教育同學們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時候,往往會歸咎香港殖民地教育制度遺害的影響,卻忽視了現有教育制度重資料、輕概念,和重記憶、不重理解的情况下,就算教育局官僚和學校老師們不在政治上和中央對着幹,也不可能會教得好。例如有學校的國民教育,是要學生背誦中國各省名字,或中國各少數民族的名稱和位置,這又有什麼可能會令同學對中國產生感情?愈認真推動這種「國民教育」,反而會令同學愈反感。

守舊教育觀念制度之過

這點對現在熱議中的「中史科」問題,也有同樣意義。無論是「重古輕近」或「重近輕遠」,如果只是要同學背誦大量史實,無疑又是要扼殺小朋友對中國歷史的興趣。老三本來對中國歷史無大興趣(他可是《哈利波特》、《波西傑克森》的粉絲),但我先以「三國無雙」(一款電玩遊戲)作餌,給他把三國中各個人物都操縱了一遍之後,再讓他閱讀橫山光輝的大河漫畫《三國志》,然後才開始看文字書。有一天我們不知為何談起三國名將張遼,老三居然知道他原本是董卓的下屬,後來才改投曹操麾下。順帶一提,我為老三設計的中國歷史課,下一個課題是秦始皇,再下來應該是水滸傳,靠的就是日本動漫來攻破他的「心防」。中史之外,文憑試的中文科變成「死亡之卷」,又過分強調應試(中文科問題可參考文友陳漢森著作),相信對培養學生的中國文化認同「有百害無一利」,反而不及以前「A Level」的中國文化科。與其急於硬銷中史科,不如先「優化」一下(套用內地用語)中文科,令同學能真正從中國文字之美出發,培養出文化認同感。

正如北大饒戈平教授所言,國民教育應該根據香港的具體情况,從中國歷史、文化、文字入手,不一定要涉及意識形態。如果真的能這樣進行「國情」教育,我相信除了激進本土主義者之外,反對的人也不一定太多。不過如何來做,也是一個問題。假如還是好像現在常識科一樣教,那麼,愈認真其實愈不會見成效。


寫這篇文章的目的,並不是要鼓吹國民教育(我個人倒不反對柔性的國情教育),也不是說教育能解決所有社會和政治問題。如果說和老三一般的小學生,讀完這單元之後,還是對「一國兩制」一知半解的話,這並不一定是殖民地餘孽作祟,而是我們某些過時、守舊的教育觀念制度之過。當然,如果填鴨教育也是殖民教育制度一部分的話,我們也可把帳記在殖民地的頭上,但我們這種死記爛背的學習方式,似乎也並不光是英國人帶來的殖民教育理念。常識科的問題,其實並不單純是國民教育的問題,而是關乎香港學生的整體人文、科學、公民素養的培養。我很希望,有一日香港的小朋友可以「正常」地學習日常生活必要的「常識」(其中應該包括一國兩制及中國文化的真義),而不是要「硬食」一大堆「生字」與資料。這樣,國情教育與公民教育,才會水到渠成,理想達到。香港目前的現實是,主流教育制度確實未有處理好公民教育這課題,雖然未至於如某些建制意見般「教壞」青年人,令他們變得激進,但學校課程實在也未能從小開始,有效地向他們提供基本的公民知識與思考的工具。到了高中才來從通識教育中學習,如何在四方八面轟炸他們的資訊與意(偏)見中作出正確的判斷,可能已經太遲了。

2015年2月15日 星期日

趙永佳﹕一個現代奴隸主的自白(上)

明報「星期日生活」
2015215 星期日

我搞社會學,做了奴隸主
  
【明報專訊】Erwiana案最近審結,令公義得到彰顯,也說明了香港的警察、法庭有時也挺管用。事發之後,外傭是「現代奴隸制」一說,成為維權組織和媒體「建構」問題的主要框架。這篇文章,是我作為一個當了18年、6位外傭的港人「現代奴隸主」的自白。

18年前,我的大兒子快將出生,我們就考慮要不要聘請外傭(那時以菲籍為主)。我家兩老的身體都不好,自顧不暇不能幫忙。外母也長居加拿大,因此尋求「外援」是唯一選擇。當時老妻還在上班,大兒出生後找外傭照顧,在當時而言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不過,在決定之前,也躊躇了一陣子,因為我們「晚婚晚育」,二人世界過了好一段時間,才出了「意外」生孩子。因此,孩子之外,再加一位「外人」在家中,心中也是有點忐忑,不知道她是否能幹、能否和她相處,更擔心會否碰上一些媒體中常渲染的「恐怖外傭」會虐待寶寶。不過,最後當然需要壓倒一切,我們經一位鄰近相熟的年長菲傭介紹下,把她的姪女Melba從菲國請來。因為不希望她被中介公司「剋扣」中介費,找到一家在菲傭中間口碑不錯的中介公司來處理。但這樣就比通過一些大規模中介公司從本地或外地、約滿或要離職外傭中聘請要花更多時間。結果,她在孩子滿月之後才抵達香港。我們兩口子就要「雞手鴨腳」的在外母遙控下撐了個幾月。到了Melba抵港,我們當然是歡天喜地去機場接她,慶幸可以「逃出生天」。

「剝削」還是「善待」?

我是搞社會學的,專業又是發展研究和勞工問題,當然完全明白菲傭出外打工的政治經濟背景和移民勞工所碰到的問題。所以,當時心中在要不要、是不是「剝削」她們的問題上糾結了好一陣子。當然後來是只能把這些意識形態問題拋諸腦後,患得患失地迎接我們第一位家傭的來臨。我不敢自認「左翼」進步人士,只是一個改良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當然也有小資特徵的人道主義,因此當時在和外傭的相處上,也下了一番心思。例如Melba的年齡比我們稍大,因此我們都叫她「Auntie」,希望營造一種她是來幫忙遠房親戚的氛圍。進步人士會指出這改變不了資本主義「剝削」的本質,不過我們覺得,「善待」她們是我最起碼能做到的事情。

後來孩子年紀稍大,也是這樣稱呼歷任「Auntie」們。而且孩子們都能尊重她們,真的視她們為長輩。孩子小時候,「Auntie」們最津津樂道的事情,是當孩子還在幼兒園時,見到家傭來接放學,會飛奔上前擁抱,熱情地大叫「Auntie」,然後自己揹着書包(我們堅持書包要自己揹)和她們手拖手地回家。這讓她們在一眾鄉親面前也面上有光。

Melba工作了4年,儲了一筆積蓄,就回到鄉下買地建屋。這也是我們的預料之中,因為從她抵港開始,老妻就做她的思想工作,叮囑她不要亂花錢,不要把工資都寄回家(因為老公會把錢都花掉),盡可能每月都存起一點私房錢。老妻常常和她討論將來子女(她來港時也是剛誕下一子)的教育問題,提醒她哪裏也是一樣,將來念書要用很多錢。Melba很「聽話」,4年下來,存了數萬港元,足夠她回鄉買地建屋。

請的不止是一個工人

我們歡天喜地把她送走,迎來了她的表妹Gemma。社會學告訴我們,「熟人介紹」是招聘這類僱員的有效途徑,而且我們認識Melba,也認識了從Melba家鄉來的其他親人,發生了什麼事也可以向他們求助。「社會網絡」也是「社會控制」的一種方式,我們知道,請來的不光是她一個人,還有她背後的家人,和她在香港的朋友和社會關係。因此Melba在港時,我們會讓她在特別日子時把親友請來我家開派對,也好認識一下她身邊的人。

第二位Gemma是一年輕女孩,比老妻還要小,人很聰明。Melba的英語不太靈光,不會和老大講太多說話,但Gemma就很努力的教一歲多的老二講話,後來老二的語文能力超強,雖然孩子們的天賦應該有差異,但後天環境不同可能也有影響,說明了外傭對孩子的成長,也是其中一個有影響的因素。Gemma留了兩年,就可以回家做小生意,之後我們從她的親屬網絡中繼續招聘她的繼任人。有一段時間,當老二出世後,我們更因為擔心一位家傭應付不來太辛苦,而同時僱用兩位。後來老大老二年紀漸長,我們才趁有一位Auntie要回鄉動手術並休息一下的機會來「裁員」,讓她妹妹留下來繼續為我們工作。

我們家的「歷任」Auntie都可算努力工作,雖然多多少少都有未如人意的地方。例如做菜,因為我們一般從菲律賓直接請過來,所以她們都不太會做廣東菜,幸好我們兩夫婦的要求都不高,反而孩子們吃得高興(只要是煎炸食物)就可以了。她們有的「一點就通」,但也有將勤補拙的,因此僱用外傭,也只能碰運氣。

對家傭的理財教育

當然也不是每位都順風順水,外傭僱主群組中常提到的問題,我們也碰到不少,也有要提早和其中一位解約的慘痛經驗。JudyMelba的同鄉,工作方面非常好,但她在金錢方面有很多問題,家裏需索很多。工作了幾年後,我們接到財務公司的追債電話,起初我們還希望和她一起解決,但她「死口」不承認有借高利貸,最後我們收到財務公司的通知,和她一起到財務公司對質,她不知為何,還一口否認。此時,我們覺得彼此已沒有互信可能,當然不可以把當時只有四歲及一歲的老大及老二交她手上,結果老妻含着眼淚,和她一起收拾細軟和買機票。最後連同法定的一個月代通知金之外,還共補給她一萬塊希望幫她回家後渡過難關。以後我們對家傭的理財教育就更着緊,不但要她們審慎理財,還要她們如果有金錢困難,一定要首先來找我們商量,千萬不要重蹈Judy的覆轍去借「貴利」。外傭的金錢問題五花八門,例如為同鄉擔保借錢,又或者因為家中出了事要向我們借糧。有一位因為家中兒子要求買電單車「上學」而要借錢,我們召開家庭會議來討論,最後結論是他其實並不需要電單車,而且更不應對兒子過分遷就,因此沒有借給她。

我們也有一段時間是同時請兩位親姊妹或表親為我們打工,以為這樣可以避免兩位Auntie摩擦的出現。但原來親生姊妹可能更容易出現問題。有一次她們兩位出現爭執,我們也調解不了,結果要把她們在港的一位長輩「出馬」,進行四方會談才把問題拆解。僱用外傭,固然可以「合則來,不合則去」,但我們迎接入家中的可不只是一個工人,而是一位家庭新成員,要磨合自然要付出心思與時間。

把「桃姐」留在家中

我們的上一位Auntie Mynra在任差不多8年,一手把老三帶大,但到了前年,她就宣布會申請到加拿大打工,理由除了薪水之外(是香港的兩倍多),是有標準工時,更重要的是工作兩年後可以入籍加拿大。去年大年初一,Mynra終於等到簽證出發去加拿大工作,所以我們當天的節目不是拜年,不是去大埔林村許願,而是到機場送機。老三當時十歲,起初還若無其事,在機場推着行李手推車來「飛車」,又興高采烈地看舞獅表演。但到了離別一刻,他給Auntie一個緊緊的擁抱之後,就頭也不回掉頭就走。後來我們追上他之後,平常嘻皮笑臉的他才開始放聲大哭,直至在回家途中,才在車上累極睡倒。


每位來到香港的外傭背後,都有一個故事。不單在我家裏,在其他30多萬個有外傭工作的家庭也當如是。我有一位學生,家中外傭由他出生至今,已和他一起生活了29年,但他現在就擔心他的「桃姐」在約滿之後,會因為已年過六十,不能買到勞工保險,而不能繼續留港工作。不過我家Auntie就告訴我,她認識不少鄉親年過六十仍然留港的例子,會打聽一下,希望可以幫他把「桃姐」留在家中。

一個現代奴隸主的自白(下)

趙永佳﹕ 一個現代奴隸主的自白(下)

明報「星期日生活」
2015215 星期日

問題的根源,怎解決?

【明報專訊】和外傭「結緣」18年,當然對她們情况有點了解,佩服她們的堅毅和對家人的大愛之餘,也希望為她們發聲,讓港人多點認識她們的處境。我在10多年前也和一個勞工組織合作做了一次調研來了解她們的勞動條件和有否被侵權的情况,當時的結論(後來不幸言中),就是當時還是少數的印尼外傭群體,將來會是勞動爭議及權益受到損害的溫牀。我在高中通識科(liberal-snapshots.blogspot.hk)也以外傭為題目設計教材,好讓學生能從不同角度了解她們。

我也常撫心自問,把她們請來香港工作,是否剝削她們(雖然我家工資從來都高於最低工資),是否偽善?我明白資本主義的僱傭關係,從來都未必對等,外來勞工的處境就更淒涼,不過當我問現任Auntie NidaMynra的姊姊)她不來香港打工,會否更好?她回應說,她的學歷不足以到加拿大(需要完成4年制大學文憑),所以只能到其他亞洲地區。香港以外,最大的僱主就是沙特阿拉伯和新加坡。沙特阿拉伯和其他中東地區對外地勞工的保護一向不足,比香港各執法部門的效率差天共地。而新加坡因為有外傭徵款的關係,外傭實收工資只有香港的一半(另一半去了政府庫房)。香港當然有萬般不是,但比起鄰近地區,也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了。她們來到香港,除了加拿大之外,待遇大概已比其他地區為佳。

薪酬看齊最低工資 勞僱雙輸

香港外傭制度,需要改善的地方當然很多,例如解約後必須在14天內找到新僱主,或外傭無論工作多久都不能在港定居這兩點,個人覺得都應檢討。現在的外勞組織的兩點主要訴求,是要取消強迫留宿規定和將外傭與本地最低工資看齊。我不否認後者確有歧視成分,前者也易令外傭受到苛待。不過如果一旦全面執行這兩條規定,本港家庭對外傭的需求,必然隨着聘請外傭成本大幅提高而降低。在本地最低工資下,外傭就算在8小時工作下,也會有每月9000多元薪水。若取消強迫留宿,僱主按理也要支付住宿津貼,現在最便宜的外傭宿舍,大概也要2000元,聘請外傭的成本也必然要大為提高。

有組織指外傭制度令富裕家庭可以聘用外傭解決家務問題,令中產婦女可以自由擇業,而基層家庭則別無選擇,低收入婦女仍然被束縛在家庭當中,因此增加中產家庭聘請外傭的成本無可厚非。不過我們分析2011年人口普查資料,發現有16%聘請外傭住戶每月入息低於20,500元,低於30,000元的更達四分之一。由此可見,對外傭的依賴,不限於中高收入家庭,不少雙職中低收入家庭,其實也靠外傭來維持家務運作。我們當然要逐步改善外傭待遇,但若操之過急,只會令本地家庭與外傭出現「雙輸」的局面。如果大幅增加本港家庭聘請外傭的成本,只會將外傭變成少數高收入家庭的專利,令她們困在菲律賓出不了來,又或把她們「趕到」其他比香港可能更不堪的地方,這未必是在幫她們的忙。

本地家庭服務市場 長期萎縮

不久前,政府通過買位一定程度上成功發展了一個安老院舍市場(當然大部分院舍的質素和價錢還有待改善),但資助託兒服務,不論暫託、日託都遠遠滿足不了該類服務的需求。最近,政府更否決了對「長全日」(到下午六時)幼稚園的資助,令家長更別無選擇。長期以來,香港把護幼、安老、照顧殘疾的工作「內判」了給外傭,我們是否到了時候要思考如何減低對外傭的依賴?

因為有了外傭,香港的各種家庭服務市場長期萎縮,政府也彷彿有了理由對這方面的責任視而不見。有組織也主張要由公營資助機構吸納外地勞工來提供家庭服務,不過到時,又難保不會有「香港人優先」的訴求,也變相令外傭更難到香港工作。我的立場是希望能為基層家庭提供可負擔的家庭服務,但同時又不會損害外傭來港工作的機會。

受剝削噤聲 如何支援外傭?

我認為本港外傭僱主「正正常常」的還是多數,但不應單靠僱主個人的「好心腸」來善待外傭,也應在制度面入手來加強對外傭的保護,務求做到「有法必依」。現在的情况是,外傭受虐時常常只有「受害者」而沒有「投訴人」,其中菲、印兩國的外傭的不同處境對我們有啟示作用。菲籍外傭的社會支援網絡較完善,因此出事後她們都較可能得同鄉或組織援助,例如大部分菲傭的教會都會為她們提供支援,但印傭就比較受孤立,受到虐待都未必能報案求助。我們要扭轉這情况,應該從建立印傭(及其他國籍外傭)的支援網絡入手。

為了維護外傭免受剝削,並令隱藏個案浮上水面,政府計劃除了加強查察違法僱主和中介公司外,可以考慮首次來港的外傭必須接受外傭職前權益工作坊,我們建議這個工作坊必須由勞工處與外傭組織合作,例如菲傭由菲籍傭工組織安排,印傭由印尼籍傭工組織舉辦,因為他們對自己相同國籍的傭工來港工作過程、家鄉背景、常見問題等等最為熟悉,亦較易獲傭工信任,舉報如中介公司濫收中介費用等問題。政府外判給外傭組織舉辦工作坊,向他們提供資源,也有助於加強維權活動的能力(例如24小時求助熱線),以至為外傭提供各種個人和生涯規劃支援。勞工署和警隊都曾被投訴,對外傭受虐事件反應過慢,我們更應考慮借助公民社會的力量,來盡可能減少侵權問題的出現。

這篇「自白」的目的,不是要為外傭制度辯護。世界並不完美,移民勞工(尤其是家務工種)的問題,是當下全球化世代最棘手的問題之一,並不是一時一地可以完全解決。而且家傭或其他勞工移民到外地打工,當然都是因為在外打工環境無論有多差,都比呆在家鄉好一點點。我們改善外勞待遇的努力,必定也要考慮會否抹殺他們出外工作的機會。而且我們對外傭依賴甚深,要取代外傭,也先要解決家務問題。最最理想當然是由政府或公營機構聘用本地及外地工人來提供可負擔的家庭服務,令本地基層婦女也可在家務市場分一杯羹,又可外出工作,但又不完全抹殺外地婦女來港工作的可能性。

幫助她們盡快脫困歸鄉

作為「現代奴隸主」,我們覺得除了善待她們,其實最能幫助她們的就是讓她們盡快擺脫出外打工的處境,我家MelbaGemma的經驗就比較理想。Mynra在港工作8年,仍然要到加拿大再打拼,其實也是有苦自己知。早前老妻到當地探親,開車4小時到多倫多市郊的一個小鎮探望她,雖然新僱主待她不薄,但當她們見面,談到家鄉種種問題(例如工資多了家人要求更多),兩人也不禁摟在一起先哭一會兒再詳談。


我們3個兒子都已長大,老三也快要升中,也曾商量是否可以不再僱用外傭減輕負擔。但Nida現在53歲,希望繼續留港工作,因此我們除了提醒她要把錢存起來之外,也承諾她在我們這裏要工作多久就多久。在Nida退休之前,大概我還會扮演這個現代奴隸主的角色,盡量把她當家人看待,大概是我這刻在這不完美的世界能做的少數事情之一。

一個現代奴隸主的自白(上)

2014年11月9日 星期日

趙永佳:普世價值是怎樣煉成的?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119

「雨傘革命」的爆發,令許多建制中人急問青年人為何如斯擁抱「真普選」等「普世價值」,而質疑有中國特色的漸進民主。通常「急病亂投醫」,趕忙作出的分析結論,往往差之毫釐。今次其中一個「差不多、但搞錯」的結論就是「通識教壞青年人」。自從「反國教運動」的青年領袖們在通識科中取得好成績開始,社會上就不斷有建制聲音指新高中通識科令青年人變得激進,甚至有評論指出通識科受美國勢力影響(《香港藍皮書》中的多重張冠李戴推論)而宣揚普世價值,也有人驚呼通識科會製造「文革新一代」。到了「雨傘革命」時,矛頭就更指向通識科的公開試考卷偏重「政治爭議」及課程中香港單元有側重政治議題(法治與政治參與、身分認同)之嫌。

有關通識科是否應為青年的「激進」社會政治參與負責或「居功」,我在《明報》已有文章討論,最新一篇可參考上月三十一日的《此時此刻,我們更需要通識》。這裏我希望能更「拉闊」一點視野,探討今天我們明顯觀察到的青年擁抱的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究竟是怎樣煉成的?

我的基本分析是,青年人,甚至是所有人的社會意識,都是由多種複雜因素造成,不能歸因為單一甚至少數原因。而如老馬所言,我也相信「存在決定意識」,因此我們的價值觀也是我們整個成長過程、社會脈絡所構築而成,家庭、親友、學校、媒體都各有角色。單單歸功/咎學校,甚至某一學科,未免過分簡化事情。

我們(亞太研究所)上月做了一個電話調查,隨機訪問了80418歲以上的市民,發覺首四項港人覺得最重要的核心價值為「法治」、「自由」、「公正廉潔」、「民主」。其中,30歲或以下的被訪者而選擇這四項價值者,有30.3%選擇「自由」,23.4%選「民主」,只有10.3%選「法治」,19.3%選「公正廉潔」。而30歲至50歲的被訪者,有28.7%選「法治」、14.9%選「公正廉潔」、而只有18.7%選自由、8.5%選民主。這表明了港人的核心價值,從來都有明顯世代差異,而且18歲至29歲而念過通識科的青年人,大概並不太多(首屆通識科文憑試在2012年舉行),但與年紀較大港人比較,套用統計術語,已是有明顯差異。

那麼,究竟青年人發生了什麼事?令他們和上一代產生這麼明顯的分歧?「年少輕狂」、「青年人反叛」、「偏執」,當然可能是其中一種解釋,但我認為輕易將青年人對某些「普世價值」的追求貶為「暴風少年」的表現,未免太過輕率,更有認導之嫌。

社會學者都愛說「反話」,翻轉我們的「常識」。如果我們的「常識」將青年人的普世價值視之為一個社會問題的顯現,我卻更願意將之視為香港社會的一項「成就」。我認為香港青年人所呈現的對普世價值的嚮往與追求,是香港回歸以來,香港政府大力推行公民教育的結果,也是香港擺脫殖民地的桎梏後,香港人覺得自己終於能站起來,已不再是殖民地的臣民,而有了「當家作主」的自覺。試想想,無論我們是否認同「佔領運動」的手段,或其所追求的民主時間表,但大量參與者所表達對民主、自由的熱情,換了在殖民地時代,可能嗎?建制一方往往以「袋住先」方案已比殖民地時代進步得多來為政局解套,但他們忘記了很多香港人,尤其是青年人他們沒有經歷殖民地高壓統治,自然不能「憶苦思甜」。他們的尺度是一個「正常」民主社會,而不是殖民威權統治。換句話說,就是所謂符合「國際標準」、「普世價值」的政制。如果建制不能認同這點,雙方的對話也無疑是「牛頭馬嘴」,怎樣可以進行?

回歸以來,每一次大大小小選舉中,政府都會大力鼓勵市民參選、投票,盡市民責任。每項重要政策的論政過程中,政府都會強調諮詢工作,好像每年財爺會在預算案發表前上電視說要聽取市民意見,而施政報告也被宣傳為特首向市民的「報告」。老實說,平常市民或年輕人未必會對這些東西有很大興趣,但耳濡目染,久而久之,這些民主社會與基本價值,他們卻是「聲聲入耳」。

民主、自由這些普世價值,就好像「潘朵拉的盒子」,一旦打開了,內裏的種種「事物」,不論好好壞壞,都會飛出來。而港人就好像伊甸園中的亞當和夏娃,吃了「知識之樹」的禁果之後,就能分辨善惡、會知羞恥,會以衣服蔽體。當港人接受了「當家作主」的信息,又怎能怪其中有一部分人,會自己思考為什麼政府施政有這麼多問題、功能組別是否公平、推選委員會又是否能代表「我」?

學校其實也只是反映了這個大環境。備受爭議的通識科,是幾任特區政府上下大力推動的一項教改工程,當年每一位教局常秘、局長,都有出來護航、推薦。為的是什麼?除了是真心為了要實現「學會學習」之外,也有前面所說公民教育的背景(其實我們真的要感謝推動通識科發展的前輩們)。通識的課程目標,其中一項正正就是培養多層次的公民意識,包括世界、中國、本土。因此在課程的香港單元中,才會如斯「偏重」政治,而輕社會、經濟,三大主題中有兩道都是政治議題。當然公民教育也不是壞東西,但老實說,單從課程設計角度來看,這並不太理想。

青年人對普世價值熱中是香港推動公民教育的成果,其實是我最近幫家中老么溫習常識科時的體會。小學常識科的課程寫得不好,和通識科一樣有野心太大、幅度太廣的問題。好像他今次要考的兩個單元中,包括一國兩制、基本法、港人治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組成與運作、港人的權利與義務、如何關心社會。我的天啊!兩個月不到,要把這麼多東西塞到他們的小腦袋瓜中。其中有個別單元,例如權利與義務、如何關心社會、甚或一國兩制是什麼等都很有意思,但可惜課本中塞進了大量資料或內容,例如特區政府有多少個政策局,局長又是誰等。而且課本的不少概念,其實非常艱深,如三權分立、行政權與立法權的分別,香港的司法架構(如裁判法院和區域法院的分別)等等,小六的學生其實要多一點時間在課堂上講解和討論才可以明白。我寧願課本和課程能多花時間在概念上,如權利與義務、公民責任、港人治國、一國兩制、司法獨立等,而不是去生吞活剝大堆資料。老么的記性甚差,結果當然是「滿江紅」,一百分滿分只拿五十分(六十分合格)。

不過,最令我覺得有趣又有點驚訝的是撇開內容太多太廣之外,課本其實反映相當多普世價值,一點也不保守(當然也不激進)。例如談到「為什麼要有選舉?」時,課本會列舉兩種產生班長的辦法,老么明顯在老師提示下在表示委任制的圖畫上下了一個交叉,而在直選的圖畫上寫下了「民主」兩字(見圖)。而且更有同學們對一位由委任產生的班長的幾點憂慮(如「並非由同學選出,可能得不到同學的支持和認同」和「會顧及同學的意見和感受嗎?」)。當然課本另外只較詳細談到區議會選舉,也將「推選行政長官」看作是「選舉活動」的一種,但顯然一人一票選出代表的普世價值,是很正面的提出。



如果小學生從小開始,就被「灌輸」這種「普世價值」,連班長也要全民投票,到了中學,又要普選學生會,不要委任,那麼我們又如何禁止他們去思考香港的政制問題?防止他們其中有些同學會得出漸進政改方案不符合他們自身價值觀的結論?如果說通識科「教壞」年輕人,那麼「罪魁禍首」可不是通識科,而是常識科,甚至是特區政府和整個香港社會回歸以來在公民教育上所作的努力。

當然,香港不是北韓,也不是中國大陸,政府不能全面有效的控制信息,我們沒有防火牆,可以將「不良」信息隔絕在外。學生每天可以從各種「正常」或「反動」媒體,甚至短訊、社交媒體、網上論壇接觸到不少建制會認為是離經叛道的信息與言論。當學生開始思考這些問題,就如亞當和夏娃吃了知識之禁果一般,我們就沒有走回頭路的可能。香港社會的現狀是高度分化,學生一定、絕對會碰到種種「不良」信息,我們不可能再如在殖民時代一樣把學生、課室都關在一個封閉的無菌環境,反而只能因勢利導,幫助青年人們建立自身的「抗體」,再去決定自己的價值判斷與行動方向。

而且,青年人也不會輕易就信服所謂「正面」信息,如果他們要學習有關國民身分,那麼,國民教育就不可能只是升旗、紅色交流團或宣傳中國的崛起。大人們愈「欲蓋彌彰」,愈「硬銷」,只會令同學們反感,愈對「反面」的信息好奇。相信很多人都可能記得小時候在學校周會中,台上嘉賓或校長在侃侃而談一些大道理時,我們在台下是如何「無視」、甚至「作反」?所以我們現在只能以全面、平衡、開放的國民和公民教育來幫助和引導青年人建立一套他們經過深思熟慮的價值觀。而通識科更有令同學們獲得對不良信息、偏執言論、片面論據的「抗體」,和建立反思自身價值,認識與自己不同的立場的「本能」。這才是香港面對極度社會分化的出路。

我身邊的年輕人最近的一句潮言是「不怕神一般的對手,最怕豬一般的隊友」。所以拜託,建制的朋友們幫幫忙,不要再火上加油,以粗疏的「分析」和鹵莽的言論來進一步刺激青年人。每次這樣的言論見報,都會有更多青年人被刺激而走出來。大家應該向曾主席鈺成好好學習,昨天他直言通識科削政治議題建議「蠢到不得了」,好波!。就算要編「正向」的教材,來協助學校推行公民、國民教育,或平衡一些覺得偏頗的通識教材,他們也應該謹慎一點,不應無視社會中的分化,而只單向地介紹他們的正面信息與價值。我們不會忘記,如果沒有國民教育的「那套」教材,可能也就沒有後來的反國教運動。今後,無論我們在政治光譜的那一端,也應謹記,課室在香港從來都不是直接宣傳政治或價值觀的好地方。青年人在課堂中能學會如何思辨、如何找証據、如何理解、包容不同分析角度,他們自然就會有正確的立場與態度。

2014年10月31日 星期五

趙永佳、李子樂:此時此刻,我們更需要通識科

明報 20141031

過去幾個月,社會繼續就通識科是否偏重政治課題進行爭辯。正方認為,通識科的落實逐漸偏離教改原旨,出現「異化」,教學偏重政治議題及相關方面的資料搜集,另一方面公開試試卷設計偏重政治題,令課堂教學更為應試而集中火力放在本地政治議題上,其他「中國」、「全球化」等議題相對地受了輕視。反方則認為,通識科所探討的時事議題往往觸及「政治」,不應因此判斷通識科教學和考試評核上偏重政治課題,而且通識科是跨單元、跨學科的,不論教學或考核上,都不應把個別單元、主題割裂開來研究。與此同時,通識老師專業團體則堅持老師應當能在爭議性的議題上保持持平,不會為應試而偏教。

事實上,這個爭論背後有一個更大的社會關注點:通識科會否「淪為」政治灌輸的工具,令學生們的政治取向變得激進?無論是哪一方的立場,過往的論點多集中於該科課程架構、教與學和考試評核的具體實踐上。若把關注點放到通識科與學生政治參與之間的交集點上,我們要注意:首先,不可能把學生課堂所學的知識或考試答題內容,跟學生現實中的政治立場劃上等號;其次,通識科對政治課題上具體如何操作和其所帶來的影響,除了老師教學方面,我們也得看看學生「如何學」、「學得怎麼樣」、「學了什麼」。

知識與態度不可混為一談

我們討論通識科的實踐對學生政治參與的影響,有需要把「知識層面」和「參與態度」分清楚。不少外國研究顯示,公民教育或牽涉政治議題的課程與教學一般能提高學生相關的知識,但這不代表其政治參與度一定相應提高。例如學生對民主原則和相關議題認識多了,不一定能提高他們日後參與投票和政治競選活動的機會。青年人決定參與「政治」與否,更大機會受其他原因,例如可以取決於個人對參與個別政治事件之利弊得失的衡量。甚至乎有時候一些學生在學習政制議題的過程中,可能會出現「愈學愈有無力感」的情況,認為政治投入要求更專門的知識;自己既然未有足夠的專門知識,那「政治我就是搞不懂」便成為不參與的理由。又例如學生在課堂上學習到一些社會運動事件,看見其所面對重重困難的現實,看見年輕一代無力影響「政治」的一面,可能會因而對政治投入失去興趣或持懷疑態度。除了在極權社會,學校其實並非是意識形態灌輸的有效場所;這一點,也許我們從本港有不少宗教背景學校,卻未見有大量學生皈依,可略見一斑。

關於通識科之「政治影響」,我們因研究關係,過去兩年多訪問了幾十位新高中學生,了解他們相關的經驗和看法。從受訪學生的分享可見,整體上學生在通識科課堂上的學習過程和成效並非如一些輿論所言帶着政治色彩,對學生之政治取態的影響其實有限。不少受訪學生指出,通識科加深了他們對社區以至世界上不同議題的認識,並且從不灌輸單一觀點、立場,而是要求他們盡量從不同立場去討論時事議題,所以他們於平日習作和考試上思考問題都嘗試兼顧和平衡各種立場、各持份者所擔當的角色及所持理據。另外,與其他科目相似,學生面對通識科,多抱以考試主導的學習態度,即使學科內容涉及社會時事議題,學習態度往往還是比較被動和抽離。要是真的面對切身議題,他們大都能在老師的教導下學會對不同立場和觀點予以尊重;即使自己有既定立場,也要時刻警剔自己要作個人批判和反思。

由此看來,通識科的「可貴」之處在於對多角度思考、批判思考的重視,盡管課堂教學可能會出現政治議題或課堂以外日常生活、新聞、網絡言論充斥政治爭拗。通識科所帶來的思考工具,不但讓學生能盡量避免受別人誤導、煽動,而且讓他們抱持較持平、客觀冷靜和包容的態度去分析各大社會爭議。

社會分化更需要通識科

回頭看今次佔領運動,在有進一步研究之前,我們可以總結通識科可能的影響為,一方面令部份學生(中學生和曾修讀通識科的大學生)對政治比較關注,而在他們對民主的嚮往得不到回應之後,以至於網絡、媒體鋪天蓋地的報導下,建立了自己對運動的立場而決定投入抗爭。但在學生總體中他們畢竟是少數,因為新高中通識科推行至今已踏入第六年,我們高中以上、正修讀和已修讀的青年人約有四十二萬人(以每年七萬人計算),若通識真的有「教壞」學生的能力,那投身街頭抗爭的青年人又那會只有一萬數千人?

我們可以進一步說,通識對大部份青年人的影響,可能是令他們更能冷靜、全面地思考問題。他們因此不會收到手機短訊,或看到媒體報導,便立刻飛奔佔領區。他們會考量參與行動的對錯好壞,甚或成本與效益。因此無論是積極投入運動的少數,或暫時「置身事外」的大多數,都是青年人「深思熟慮」的結果,我們不應片面認為參與運動的同學是魯莽、偏執,而又或者不參與的青年人是膽小、怕事。他們從通識科中所學會的不是對某些政治議題的知識或片面立場,而是一套如何去全面評估這些議題、再決定自身立場與行動的工具。佔領運動的出現,通識不單不能「居功」,反佔領人士更不應將它打成為代罪羔羊;若建制不加以警惕,誤判形勢,只會激起更大的反響。

學生現時和將來的政治投入度牽涉因素複雜,關乎家庭背景、朋輩、新一代文化、公民社會發展、政經大氣候等等不同因素,當中通識科究竟擔當著什麼樣的角色正是社會關注並值得深究的地方。我們在此不單希望說明通識科的「政治成份」與學生參與抗爭運動未有緊密關連,我們更要指出,於目前社會愈趨分化的局面下,通識科在實際意義上顯得更為重要。我們不得不承認,面對現在社會上日益兩極分化、高度政治化的局面,學生們將難以繼續「獨善其身」。我們更不能期望可以像殖民時代一樣令學校「非政治化」,將學生與政治隔離,或只傳達「正面」訊息。青少年無可避免會被捲入政治議題,如果他們在一「無菌環境」中長大,又如何會有免疫力,來應付四方八面湧過來的政治訊息、動員、反動員?這正正是為什麼,此時此刻我們更需要通識科。


趙永佳為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聯席所長、兼任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通識科課程委員會(One Committee)主席。李子樂為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

2014年7月28日 星期一

趙永佳、李子樂 : 男孩危機?語文危機?

第三屆中學文憑試剛放榜,許多學生正等待他們的大學聯招申請結果,中文科成「死亡之卷」再次成為輿論焦點。不過,我們發現,這張死亡之卷的殺傷力,卻是「男女大不同」。坊間也有種說法,謂主流教育制度著重語文表現,令擅長語文科目的女生佔優,男生相比下變得較「吃虧」。新高中課程推行後,不少人感到這種情況似乎更為突顯。爲此我們必須問:究竟學業表現上的男女差異,會否因學習課程、科目類別而有所不同?而性別對學業上所造成的成績高低最終又如何影響男女長遠的教育機會呢?

大學生女多男少,文憑試女叻過男
「圖一」顯示近年學士學位資助課程(即一般所指的大學課程)一年級生男女分布。圖中可見,大學一年級的女生數目一直較男生多。其實大學生女多男少現象自九十年代中期開始出現,到二千年代這個差距都是相當穩定的(甚至到新高學制推行前有稍微收窄的現象)尤為值得關注的是,2012/132013/14年度是首兩屆文憑試學生考上大學的時間(2012/13年是新舊學制並存(double-cohort)的學年),那種女多男少的情況顯著擴大。這是否意味著新高中學制下女生的學業成績進一步跑贏男生?

圖一:近年大學一年級生男女分布



資料來源: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首兩屆中學文憑試男生女生又考得怎麼樣呢?據考評局資料,2012年和2013年文憑試考生都是男女數目相若的,我們可以參考「圖二」中考生在最佳成績的五科中取得4級或以上成績、各核心科目中取得4級或以上成績的男女比例(入大學的「實際最低門檻」往往是要達到4級或更佳的成績)。以2013年文憑試的中文科為例,男女比例為1:1.67,即在該科上考獲4級或以上成績的考生們當中,每100個男生就有167個女生。概括而言,兩屆文憑試相關數據均顯示,女生在中文、英文、通識科的成績上比例明顯高於男生,當中中文、通識科的成績差距比英文科的更大。在數學科的成績上,男生則比女生稍強。換句話說,四科核心科中,男生「輸」三科。在各核心科上取得更高成績(5級或以上)的考生群組中,這種女強男弱的情況越趨顯著。由此可見,文憑試中女同學的語文優勢,似乎是增加了她們入大學的機會。資助大學的新生男女比例,已相差百分之十,這算得上是高等教育的「男孩危機」嗎?


2013 文憑試
2012 文憑試

男(人)
女(人)
男女比例
男(人)
女(人)
男女比例
五科取得4級+
5717
7356
1: 1.29
5334
7106
1: 1.33
中文科取得4級+
7100
11872
1: 1.67
6788
11917
1: 1.76
英文科取得4級+
7080
10603
1: 1.50
6421
10138
1: 1.58
數學科取得4級+
12643
11223
1: 0.89
12882
10787
1: 0.84
通識科取得4級+
9823
14815
1: 1.51 
9049
15902
1: 1.76
資料來源: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男女學能差異普遍存在

事實上,這種男女學能差異已不是新鮮事,亦非香港獨有。過往不少研究均顯示,女生在語文方面表現普遍比男生優勝,相比之下男生則在數理表現上佔優。以2012年「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ISA)的結果為例,是次評估有65個國家和經濟體參與,結果顯示每個參與地區的女生在母語閱讀能力的平均分均高於男生;與此同時,有過半數參與地區的男生在數學能力評估上獲得比女生高的平均分。香港學生在PISA的表現存在類似的男女差異:男生的數學能力平均分比女生高15分(OECD平均分男比女高10分),排名第13,男女差距較大,而閱讀能力上則女比男高25分(OECD平均分女比男高37分),排名第56,男女差距相對較小。

先天、後天甚或體制性因素更為重要?

不少英美等先進國家早已注意到,近年學校制度因側重語文等不同因素而導致男生往往從學前教育開始以至中小學、大學上整體表現落後於女生,出現所謂種種「男孩危機」。也許有人會認為,男生學習語文方面先天性就是比女生遜色。可是,一直以來學者們對先天或後天哪一面才是造成性別差異的更重要因素爭議不休。腦神經學家Lise Eliot在其著作Pink Brain Blue Brain”中表示,男女學能差異其實絕少取決於孩童腦部因先天性別構成的差異,反而孩童腦神經的可塑性是跟成長環境的互動影響而形成的。孩童腦神經會隨年齡蛻變,而且父母、老師或朋輩的影響很大程度上能對它作出「改造」。甚至乎書中的數據顯示,學童的社經地位差距比性別差距對學業成就的影響更為顯著。要收窄男女語文能力的差距,Lise Eliot建議學校和家長應共同協力營造最適合男孩學習的環境(女孩亦然),從小做起,從小事做起。例如,學校方面應盡量讓男孩更投入校園學習,給予他們多一些小休;提早為他們進行閱讀和寫作教學;聘用更多男教師;使用融合多項選擇題和寫作形式的考試;實行實踐學習和電子學習等等。家長方面也應該盡量多與子女閱讀、說話、唱歌給他們;多跟他們一起去圖書館;營造一個安靜和家庭作業的時間和空間;培養他們對戶外活動、運動和音樂的熱愛等等。

無論如何,我們在此無意找出性別到底何以影響著男女學業成就的機制,這個重要課題應交由教育學者進一步探討。同時,雖然新高中課程仍有頗大空間進行微調,但我們亦非在倡議對現行新高中學制進行大規模改革。大家可要知道,新高中課程設計或多或少反映了社會對語文能力的高度重視;學生若沒有相當水平的語言能力的話是很難應付專上教育課程的需要。事實上,實現高等教育的兩性平等也未必是文憑試和大學聯招制度的首要目標。話雖如此,我們也確實應該徹底反思現行語文教育的做法,尤其是中文科,看看為什麼男生表現總是「差少少」。中文和英文科之間的男女差距有別,正好表明這不完全受制於先天性的性別差異,而是很可能關乎課程和教學法的問題。我們如何能幫助男孩在語文方面尤其是中文科上學得更好,又如何幫助女孩更好地學習數理學科,都是香港社會大眾亟須關注的教育議題。


作者趙永佳現任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兼亞太研究所副所長、李子樂為社會學博士候選人 (http://edufrontline.blogspot.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