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與大學教育的「貧富懸殊」現象

趙永佳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香港亞太研究所副所長、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長期關注中學通識科發展。

（原刊於　明報「全球化360」2013-03-21） 

相信每位高中同學，都會關心自己進入大學接受教育的機會。最近有研究指出，香港九十年代至今接受大學教育機會的貧富差距大幅擴大：1991年低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子女進入大學的比例大致相若，但到了2011年，卻出現嚴重「貧富懸殊」的情况。在本文，我將為大家解釋為何全球化在這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順帶一提，今次的统計圖表雖然較為複雜，但如同學們能仔細參透，將來就不用害怕卷一的資料回應問題了。

究竟所謂大學教育出現「貧富懸殊」是怎樣的一回事？坊間這類研究，一般建基於人口普查5%樣本的數據。簡單舉例，研究者把適齡接受大學教育（19-20歲）的年青人除以大學生人數，就可計算出大學入學率，如1991年為6.5%，2011年為19.1%。再按他們家庭收入劃分四等分(quartile)，然後找出其中的大學生人數，就可計算出不同收入家庭子女進入大學就讀的比率。如圖一所示，在1991年收入最低四分一家庭其19至20歲子女進入大學的機會是8.5%，還稍勝於收入最高的四分一家庭的5.1%。不過，到了2011年，兩類家庭子女進入大學的機會卻逆轉並大幅拉開，較高收入家庭的入學率激增至35.8%，而低收入家庭的年輕人進入大學的比例卻只有12.7%。大學入學率的「貧富差距」達2.8倍，大約每有1名較低收入家庭子女入讀大學，就有接近3名來自較高收入家庭。

單從這組數據看來，香港的大學教育機會均等，從殖民地時代到現今特區時期似乎是大幅惡化，「貧富懸殊」愈見嚴重。是不是香港大學學額自九十年代開始快速增加，反而令高收入家庭子女進入大學機會的增加幅度遠超低收入家庭？坊間也有循着教育制度的改變，如直資學校、名校世襲制度出現等來解釋這個貧富差距出現與擴大的現象。

不過這些分析，卻忽略了全球化因素的影響。我認為在這問題上，全球化最少從兩方面影響了大學教育的貧富懸殊現象。

第一，在全球化下，海外大學似乎已成為高收入家庭升學的重要途徑。如果我們仔細分析2011年普查數據中，19至20歲大學生就讀課程的地點，就會發現在海外就讀大學的本港學生已佔總大學生人數的37.3%。除卻最高收入的四分一家庭之外，餘下四分三家庭之中若有子女升讀大學的話，約有70%入讀本地大學，30%到海外升學。至於最高收入的四分一家庭入讀大學的情況，卻是有一半的大學生到海外升學，而且很明顯家庭收入越高，往海外升學的比例也更高。這說明了分析本港的大學教育機會，不能只着眼於本地教育系統，而應也注意高等教育全球化的影響。較高收入家庭中，往海外升學已是主流。高收入家庭年輕人的優勢，並不光在於競爭進入本地大學，而是他們有條件選擇升讀海外大學，在全球化的時代，這已是毫不出奇。

第二，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其實人口普查所得的數據也有了很大的變化，令比較1991年與2011年的大學升學率，變得完全不可能。在上面我們所以能從2011年普查數據中找到海外升學同學人數，是因為政府統計處從2000年開始已採用所謂「居住人口」（resident population）點算方法，當中包括「流動居民」（mobile resident），即是本港永久居民，在進行普查時間不必身在香港，但在普查時刻前或後的六個月內，至少在港逗留一個月，都會被點算。由本港到外地升讀大學的學生，由於他們大多會回港度假，所以理應也被包括在普查當中。

在2000年前的普查所採用的舊方法，卻是根據「廣義時點」（extended "de facto" method）的定義，只有在普查時刻中身在香港的人士，才會被包括在普查範圍。到了海外升學的學生，除非當時正回港度假，否則不在調查之列。人口點算方法的改變，原因也在於全球化所帶來的人口流動。試想想，在舊點算方法下，不但到外地升學的本港學生會被排除在外，連到外地旅遊或公幹的港人也會從普查中「人間蒸發」，而當時在港旅遊的外地人，反而會被調查。這在以往人口流動較少的時代可能問題不大，但到了二十一世紀，人口流動加快，來港旅客快速增長，把他們「點算」為本港居民會帶來誤導。

另一方面，到外地公幹、旅遊、升學的港人數目龐大，其中也包括大量到內地短期工作或居留的港人，舊點算方法把他們通通排除在人口普查數據外，也會嚴重影響普查資料對制訂政策的作用，令有關當局無法掌握「本港居民」的資料和他們對公共服務的需要。因此在2000年，統計處下定決心，改變了點算方法，但因此也令2000年前後的普查數據不能比較。在舊點算方法下的1991年人口普查中，我們找不到往海外升學的學生人數和資料，自然也無法知道全面的大學入學率，而只知道在本港大學升學的人數。因此，以當年普查數據進行分析，極有可能會低估高收入家庭子女的大學升學率，形成低收入家庭子弟進入大學比高收入家庭還要容易的「懸案」。

全球化的重要性，在這議題上顯露無遺，今天我們對任何重大社會議題進行分析，大概都不能無視全球化的影響。在這個「大學教育貧富懸殊」事件中，就是因為現有分析忽略了我在本文所指出的全球化兩方面影響，而令分析結果出現偏差。

教育機會均等和通識科中「個人成長」和「香港生活素質」當然都有莫大關係，和同學們也有切身關係。正因如此，我們更應充分審視全球化對這議題的影響，才不會有所偏頗。而且通識科强調的批判思考，也該應用來審視資料來源與解讀方法，才不會出現誤用的問題。同學們，您也能正確解讀今次的统計圖表嗎？

參考資料

政府統計處。2000。「修訂香港人口估計的編製方法」 香港統計月刊﹕2000年9月。香港﹕政府統計處。頁FA1-FA16。

圖1.  19至20歲青少年按所屬家庭總收入組別劃分就讀大學學位課程百分比

資料來源：1991至2011年人口普查5%樣本。

圖1 的統計資料

	1991年	2011年
最低收入四等分 (低收入家庭)	8.5	12.7
第二個四等分	8.1	12.9
第三個四等分	4.4	15
最高收入四等分(高收入家庭)	5.1	35.8

表1. 2011年19至20歲就讀大學學位課程學生的在學地點與所屬家庭總收入組別

	在香港就讀 大學學位課程		在海外就讀 大學學位課程
所屬家庭總收入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最低收入四等分 (低收入家庭)	98	70.9%	40	29.1%
第二個四等分	241	75.9%	76	24.1%
第三個四等分	288	70.1%	123	29.9%
最高收入四等分 (高收入家庭)	321	49.6%	326	50.4%
(總人數)	948	62.7%	565	37.3%

資料來源：2011年人口普查5%樣本

反全球化的前世今生

趙永佳

(原刊於 2013年1月24日 明報「通通識」)


談起反全球化運動，大家可能都會想到最近的全球「佔領」運動。由華爾街開始，差不多所有的全球金融經濟中心都被「佔領」過。在香港，我們也有「佔領中環」行動，轟轟烈烈的把中環匯豐銀行地下大堂「佔領」了超過10個月。

不過，今次我想為大家介紹的是兩個相隔幾百年，同樣較少人知道的「反全球化」運動。一個是最近在我附近發生的「中大校園反星巴克運動」，另一個是在日本中世紀的戰國時代的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的角力。


中大反星巴克運動

大 家可能都知道中大校園有書院制度。近年除了傳統的崇基、新亞、聯合、逸夫之外，也陸續成立了多家新書院。這些書院大小不一，但每家書院都設有宿舍和基本生 活設施，包括飯堂。善衡書院於2010年成立，創院院長為生物學家辛世文教授。善衡書院強調「全宿」和「師生共膳」的制度，所以有一家很大的飯堂，外判給 美心集團經營，並開放給書院以外的人。菜單和一般美心快餐店相似，以燒味為主，但價錢便宜不少。今年，因為雙學制的影響，學生人數增加，書院亦有意增加飯 堂食物的多樣性，所以在大飯堂中附設西式咖啡店。

根據《中大學生報》報道，2012年8月7日，善衡書院開始以電郵 諮詢學生，表示新咖啡店雖然不會由星巴克直接經營，但會售賣星巴克咖啡，其後接到學生投訴，中大學生會及學生報和善衡學生幹事會見面，以星巴克打壓工會、 壓榨咖啡農等惡行，反對星巴克「進入」中大。開學後，院方舉辦論壇公開諮詢學生，幹事會並舉行有關咖啡店售賣咖啡種類的調查，結果有266人回應（書院共 有學生600人），其中47％學生希望咖啡店售賣星巴克咖啡，也有32.7％希望只有公平貿易認證的咖啡，7.8％不希望有任何星巴克出品咖 啡，12.4％對咖啡品牌沒有意見。幹事會於是將意見交予院方參考再作決定。

10月9日，咖啡店正式開業，但之前已 有同學發現在善衡飯堂中正在裝修中的咖啡店出現星巴克餐牌及「We proudly brew Starbucks coffee」字眼，於是拍下照片並上傳至Facebook，並被廣泛流傳，引起同學關注。10月10日，善衡幹事會發出聲明，澄清只是售賣星巴克咖啡， 而非星巴克咖啡店，並指中大學生會拒絕面談。同日，善衡學生會決定對星巴克事件進行全民投票。10月11日，中大學生會發聲明，重申反星巴克立場，而有同 學及校友成立反星巴克行動，中大學生會幹事會及報社為支援組織。

10月16日，反星巴克運動行動升級，在善衡書院「師生共膳」期間，在咖啡店前作「血染星巴克」之「行為藝術」（見圖），此舉引起部分善衡學生反感。10月18日，反星巴克行動組在校園遊行，但行至善衡書院則鞠躬為早前行動向同學致歉。

最後，善衡學生會在10月24日及25日舉行公投，共有373名同學參與投票，其中283人（75.9％）支持繼續售賣星巴克咖啡，61人（16.4％）反對，其餘棄權，於是星巴克咖啡得以在飯堂繼續售賣，以筆者觀察，在早餐及下午茶時間，甚受顧客歡迎。

中 大學生報對此事件的報道相當詳盡，雖然報社早有立場，但仍極力維持平衡，並訪問善衡書院及反星巴克同學意見，大家有興趣可到學生報網頁進一步了解，並觀看 有關行動上載至Youtube上影片。這裏我並不打算就事件誰是誰非下判斷，因為事實上，在全球化/反全球化的爭議上，從來都是眾說紛紜，而各人都可能會 根據自己的社會位置、價值觀和利益立場來選擇支持和反對。例如在今次事件中，有同學「激於義憤」，發起「義理之爭」反對星巴克進入中大，但也有同學支持書 院增加食物種類，並希望有「高質素」之咖啡，因此並不能簡單地把任何一方標籤為「對」或「錯」。當然「全球化」（如金融全球化）肯定會影響「公眾利益」， 但「公眾利益」由誰來定義，從來都有極大爭議。

不過，這件事情中，卻很好的反映了兩點有關全球化的基本概念。第一， 全球化必然有「在地」元素，不會是以完全「外來」的形式出現。好像今次星巴克事件，其實香港的星巴克咖啡，是由美心集團與美國星巴克合資經營，因此才會 「順理成章」地在美心集團營運的善衡飯堂中，以自家品牌（Petite Cafe）售賣星巴克咖啡。因此全球化與反全球化，也必然不會單純以外來與本地對立的形式出現。

第二，反全球化運動 及其引發之爭議，也一般會結合在地社會政治矛盾而出現。好像在「反星巴克」事件中，一個「反全球化」的運動很快就被捲入中文大學中中央與書院的制度矛盾之 中。中大的書院制，雖然在學制、教學問題上已經意義不大，但在學生生活及事務上，書院仍然扮演重要角色。而中大獨特的風景就是中央與「地方」學生會並立， 而沒有互相從屬關係。中央組織如學生會與學生報素來立場「進步」，對「全球化」、「國際化」、「資本主義」都甚有保留，但書院學生組織則相對「務實」，並 沒有太明顯意識形態立場。於是今次事件中，書院學生會以書院「民意」為依歸，力抗「外來」干預，但中央組織卻同情「反星巴克」同學，雖然最後並沒有以學生 會或學生報身分參與行動，但已有明顯傾向。而最後，更引發所謂「新書院」精神和中文大學關懷弱勢社群的精神是否吻合問題，後來反對派雖然堅持反對星巴克， 但也不得不向受滋擾的書院同學道歉。因此「反全球化」運動往往會與在地制度、政治矛盾結合而以獨特的形態出現，這是分析反全球化的一重要方向。

如 果「中大反星巴克運動」是「近在眼前」的反全球化事件，那麼日本戰國時代的全球化爭議，就是「遠在天邊」的事件。但以下我希望為大家介紹這兩項時代、規模 及重要性都不一樣的事件，但我們卻可以從相同分析角度來進行討論。我們都知道通識公開試大概不會有歷史問題出現，但歷史對了解全球化卻絕對有關係。一般分 析都會指出全球化並非是此時此地獨有的現象，而是在人類歷史中以不同形式，在不同時代中出現，在日本的戰國時代也不例外。

不知道大家對日本的戰國時代有多少認識，但我必先承認，歷史不是我的專業，我對日本戰國史的認識，只是綜合電玩、動漫和一點閱讀得到，在這裏「現炒現賣」希望以一比較有趣的歷史角度為大家介紹反全球化的歷史。

在所有戰國的電玩與動漫、歷史作品中，織田信長都會是主要主人翁。他由現在愛知縣的尾張國出發，突破隣近武田、朝倉、比叡山、石山本願寺等武裝勢力的包圍網，逐漸實現「天下布武」統一日本的目標，後來在「本能寺之變」中被下屬明治光秀背叛刺殺而死。

我關注織田與全球化的關係，首先是由漫畫與電玩開始。我留意到織田家的軍旗，是由上面寫着「永樂通寶」的銅錢組成，我在網上一查，知道永樂是十五世紀中國明朝皇帝明成祖的年號，永樂通寶是中國的貨幣，那為何日本的戰國大名會以明朝中國的貨幣來代表自己？

這 個謎，我後來從兩方面解開。首先，我從動漫作品，如「戰國鬼才傳」、「戰國天正記」中知道織田以現在大坂附近的堺市為根據地，大力發展商業，撤消關所（國 內通行稅），設立「樂市樂座」（自由市場），鼓勵對外自由貿易，不論面向南蠻（西洋人）和唐人（中國）的貿易，都有快速發展。

而 且織田更對基督教採取容忍態度，容許西洋基督教士在日本傳教。織田的「對外開放」政策，和當代不少國家的全球化政策並無太大分別，而織田一方面藉商業增加 稅收，再以經濟實力擴大軍事力量及政治影響力，另一方面外來軍事技術，如火槍、大炮等，也經西洋商人和傳教士傳入日本，令織田的軍隊當時成為日本境內最現 代化的武裝力量。

因此，織田以當時流通日本的「永樂錢」為軍旗，象徵他以經濟力量為他「天下布武」稱霸日本「野望」 的支柱，也並不為奇。而永樂錢在十五、六世紀在東亞、東南亞地區經貿易和鄭和下西洋等活動大量流通，在日本和安南（越南）甚至會仿鑄永樂錢。而永樂通寶的 流通，其實和今天美元在世界通行的情况相若，象徵了中世紀亞洲地區的金融全球化，因此說織田是日本全球化的推手，並不為過。

除 了電玩、動漫之外，後來在朋友介紹下看了日本歷史學家與那霸潤2011年的著作《中國化的日本﹕日中「文明衝突」的一千年史》，就更能把織田家的歷史放在 日本中世紀以後中國化/全球化的脈絡中思考。和很多國家一樣，日本自中世紀開始的歷史其實也是由全球化與反全球化兩股力量交織而成。與那霸潤的「中國 化」，其實就是日本歷代政權對外開放，政策的象徵。好像在平安時代末期的平、源兩家鬥爭，其實也是平家的對外開放戰略（引入宋錢、發展商業），與源家的內 向政策（發展封建莊園為主農業）的對抗。

對外開放政策後來由織田信長和豐臣秀吉繼承，而內向政策後來就由以商業落後 地區為根據地的德川集團承襲。最後，德川集團取得勝利，把德川幕府建設成一個身分制度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以農業為主要經濟活動，並厲行鎖國，由幕府壟斷 對外貿易，並禁絕基督教。這情况，直到明治維新才全面改變，日本重新走上全球化對外開放的道路，並把帝國日本建設成經濟、軍事強國。

因 此，無論是中文大學這個小社區，或者是中世紀日本這個國家，在全球化浪潮的衝擊下，都會發展出支持全球化和反對全球化的鬥爭，而這鬥爭，也必然會結合本土 的政治、社會矛盾。於是在中大就會演化出中央、書院的矛盾，而在日本則會變成平、源之爭和織田與德川之爭。早前在泰國的紅衫、黃衫軍之爭，其實也有全球化 /反全球化的味道，因為流亡海外的他信所領導的「紅衫」集團，其實也是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支持全球化的大企業集團與反對進一步全球化的城市居民（公務員、公 營企業僱員）的對抗。香港的反高鐵運動，有反全球化的色彩，但也會與香港政制民主化的爭議合流。

全球化與在地化，從來都是一體兩面的趨勢，反全球化運動也不例外。我們要了解反全球化運動，也必須要掌握它是如何與在地矛盾結合而爆發。




參考資料

南書 「星巴克進入中大全紀錄」 《中大學生報》  November 4, 2012
http://cusp.hk/?p=3033

山田芳裕 《戰國鬼才傳》台灣東販

與那覇潤 2011 「中国化する日本 日中「文明の衝突」一千年史」
文藝春秋出版

 與那覇潤 2011 「中国化する日本 日中「文明の衝突」一千年史」

文藝春秋出版

動畫「戰國鬼才傳」截圖

織田家軍旗

http://www.xiadynasty.net/showtopic-642.aspx

社交網站流傳圖片

「江南Style」的全球想像

趙永佳

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副所長，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長期關注中學通識科發展。

(原文刋於2012年11月22日《明報》「通通識」)

時至今日，這個地球上不知道或沒有聽過「江南Style」或向其致敬仿效之作的大概沒有幾個了。執筆之時，在Youtube上，南韓藝人Psy（原名朴載相）的音樂視頻(MV) Gangnam Style（江南風格）已累積了有史以來最高的八億三千萬的點閱次數。和它有關的視頻也超過九萬條（以中文「江南Style」搜尋則有八千多條結果），大量的模仿、「惡攪」作品在Youtube上廣泛流傳。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韓國人）指「江南Style」是一股「和平的力量」，而美國總統奧巴馬也是粉絲。在世界各地的音樂排行榜，「江南Style」都能名列前茅，到了九月，亦被堅尼斯世界紀錄大全確認為在Youtube上最多觀眾「喜愛」的視頻。

「江南Style」與全球化的關係驟眼看來是如此明顯，很多同學可能都會認同這是一個文化全球化的現象，是現今在全球化的世界，普及文化商品在互聯網上快速流通並透過媒體的相乘效應（multiplier effect）而成為全球性文化現象。很多同學也會懂得如何以「江南Style」在不同地方都同樣受歡迎來說明它是如何成為一個全球現象，也可能會把它放在「K-pop」的脈絡中分析。

不過，在這些全球化分析「基本動作」之外，同學們又可知道有什麼其他角度來發揮我們對「江南Style」的全球想像？

「江南Style」的出現和全球化有何關係？

首先，我們可以分析「江南Style」的出現的全球化背景。「江南Style」的音樂風格，和其他「K-pop」MV有不少相似之處，如電子音樂、嘻哈（Hip Hop）、誇張的舞步等等。但大家是否知道，無論K-pop，或「江南Style」本身都是全球化下美國流行文化「東漸」的結果？

當代流行音樂的發源地是英、美兩國，而南韓因為和美國關係密切，通過美軍基地、駐軍，和美國媒體的影響，美式流行音樂其實比在其他亞洲國家的影響更深。節奏怨曲（R & B）、Hip Hop、說唱（Rap）等典型美式音樂風格在南韓是早早生根。所以有評論更指K-pop也只不過是美式流行音樂的變種。而Psy的音樂風格，就更是「美國製造」。原來他最愛的音樂是英式搖滾樂如Queen、Bon Jovi、Guns N’Roses等（偶像是Queen的Freddie Mercury），但他在2000年前後在美國波士頓大學中途退學，並曾在當地的巴克利音樂學院進修（也沒有畢業），當時正值嘻哈（Tupac、 Notorious B.I.G.、 Eminem）當紅之時，因此「江南Style」中的反諷、戲謔的說唱風格，本來就深深地刻上了美式黑人音樂的烙印。而MV中Psy的造型，他也曾在訪問中承認是參考荷里活喜劇片「Naked Gun」和「Dumb and Dumber」中主角的屌絲造型。

也有不少論者聚焦於「江南Style」MV與歌詞中的含意與反諷刺意象。南韓首都首爾被漢江一分為二（所以前稱為漢城）。原來市中心在漢江以北，但在韓國經濟起飛之後，逐漸飽和，於是政府在八十年代開始開發漢江以南地區，成為新的經濟、商業中心，「高檔」中產住宅小區林立，傳统名校紛紛進駐，餐飲、娛樂設施發達，甚至美容醫療(整容)事業也是高度集中。逐漸「江南」地區就成為時尚、繁華的代表，而江北就變成老土與粗俗的象徵。

無獨有偶，今年的韓國賣座電影《初戀築跡 101》（Architecture 101）也有談及首爾的南北問題。在電影開始時，在建築學概論的課堂上，大學教授要同學把每天由家裏到大學的路線畫在地圖上，發覺同學多來自江南中產區域，對江北的地標以至首爾的歷史都不甚了解。而男女主角則碰巧同樣來自江北，每天都乘同一跳線巴士上學，因此男孩就開始暗戀女孩，但男孩一直沒有勇氣表白，直至15年後重逢。有點老套的「那些年」故事，但也很好地點出了江南、江北的階級分歧在韓國的集體回憶中的分量。

Source: Kim, Jea. 2012-08-09. “Korean Music: Psy’s “Gangnam Style” and “Gangnam Oppa” in “Architecture 101”” http://mydearkorea.blogspot.hk/2012/08/korean-music-psys-gangnam-style-and.html

江南地區的奢華，是「江南Style」的核心，騎馬、桑拿、高級會所的泳池、夜總會、美艷、性感的少女、型男帥哥、遊艇、高價的咖啡、狂歡達旦等都是MV和歌詞中的重點，但這些「江南現象」，其實在所有全球化下帶動成長的全球城市（Global City）都有出現，並非首爾獨有。一方面，全球化在韓國帶動經濟起飛，令首都經濟快速增長，市民收入普遍增加。但另一方面，全球城市發展卻往往以金融業為主要發動機，資金的大量流出流入令金融及周邊的商業和高檔服務業一枝獨秀。於是，貧富懸殊愈見嚴重，收入差距不斷拉開。因此大都市內的高收入人士的生活方式，和「一般」民眾的差異也日見明顯。「老土」與「時尚」，實用與浮誇，就成為城中不同階層的文化標記。因此，歌曲中對江南風格和品味的諷刺，才會在韓國得到巨大的迴響與認同。在全球城市中貧富差距擴大的情况與社會結構的改變在不少亞洲城市，如上海、香港、東京、台北都有出現。香港可能沒有一個如「江南」地區般由一新開發區變成時尚潮人聖地，但「中環」與「MK」（旺角）、「尖嘴」與深水埗在城市面貌和生活風格上的確也是有巨大差異。

而Psy最特別的地方，就是他本身就正正代表了在全球化下的既得利益階層。他是娛樂企業少東，曾在美國遊學，「江南Style」爆紅之後會和Justin Bieber的經理人相談合作。由他唱出對「江南風格」的嘲弄，本身就是對全球化對韓國帶來的社會影響的極大諷刺。「江南Style」成為一全球現象，也很好的說明了全球文化現象大多有「在地」基礎，「江南Style」如果不是先在韓國走紅，大概不會在網絡上為人「狂推」。

文化全球化的內在邏輯

網絡是文化全球化的重要媒介，因此了解兩者之間關係也是明白「江南Style」現象的關鍵。「江南Style」背後的「YG娛樂」巧妙的利用了互聯網來把「江南Style」炒熱，早早把MV上載至Youtube，而原來「江南Style」也是2012年的即時戰略遊戲「星際爭霸II﹕自由之翼」在韓國舉行的全球聯賽的主題曲，在7月就開始在國內走紅。到了9月，在斯得哥爾摩舉行的歐洲總決賽，冠軍Stephano與其他參賽者和觀眾也在賽後隨着音樂大跳騎馬舞，於是網絡上也就出現「江南Style」式的集體快閃活勳的視頻。

群眾外包 / 眾包「Crowd-sourcing」也是在網絡空間上的主要「生產模式」，在「江南Style」的走紅也扮演了主要角色。「YG娛樂」和很多唱片公司不同，並沒有強調版權，除了把MV上載至Youtube之外，又沒有阻止後來出現的「惡搞」和模仿作品。在互聯網2.0年代，「人人都是作者」，於是張三李四都可以搖身一變成MV製作人，以手機及其他簡單影音器材，製作一套「山寨」視頻，再配上原來音樂，就可以上載至網站和公眾分享。

Source: http://blogs.yahoo.co.jp/blogger2005jp/28104424.html

亦因為互聯網在不同社會的不同在地發展形態，我們也見到「江南Style」在各地的不同傳播路徑。它在南韓首先通過互聯網走紅，當然與當地的寬頻互聯網滲透率全球數一數二有關，而Youtube在美國和西歐也是非常流行，反而在日本，Youtube並流行，而k-pop一直傳播的途徑是電視、現場表演和唱片等傳统媒體。在網絡世界中反而充斥着「嫌韓流」，網上論壇往往是散布反對南韓娛樂企業「操控」日本傳统媒體言論的地方。因此日本人對以Youtube為主要擴散手段的「江南Style」並不感冒，實在不足為怪。反而有評論指日韓外交關係緊張而連累「江南Style」卻是有點上綱上線了，亦無視k-pop在日本其實一直都有不俗的發展。

在網絡世界中，「江南Style」和無數在地或其他全球性文化元素進行「雜交」，也有推波助瀾的作用。如到了美國，它可以成為總統競選話題，又可以和美式啦啦隊校園文化結合，在遊戲世界內又有無數Minecraft及Lego版。在香港，變成諷刺南下蝗蟲的工具，到了馬來西亞，它可以和沙巴州的客家文化雜交而產生了「Orang Sabah Style」和「Sabah Hakka Style」。在台灣，就有二百多個「雷音三太子」（一種民俗表演藝術中的巨型人偶）一起跳「江南Style」挑戰世界紀錄。連南韓的死對頭北朝鮮也要參上一腳，以江南Style來諷刺南韓總統候選人朴槿惠（已故獨裁者朴正熙的女兒）。當然南韓也有藝人還擊，以「江南Style」諷刺北朝鮮領導人。

對大部分境外人士看來，原版MV的在地意象其實都不大了了，他們看到的只是強勁的節奏，反覆的歌詞，以及獨創有趣的舞步，這和1996年西班牙河邊人二重唱演唱的「瑪卡雷娜」(Macarena)有很多相同之處。對於不懂韓語的人，MV大概給他們最強烈的感覺就只有「超搞笑」。在Youtube上的「Teens React」頻道中，把MV給一班十來歲的青少年觀看，然後問他們的感覺，而最常見的回應是「不知道他在唱什麼，但就是覺得爆笑！」而在Youtube上的大量仿效之作，也只是把MV中的舞步及場景照搬一遍，如錢國偉的「Hong Kong Style」及俄勒岡大學的吉祥物Oregon Duck的「Gangnam Style Parody」等都如是。芸芸「A貨」中，網站College Humour的「Mitt Romney Style」是少數真正做到「江南Style」的反諷功能，大力挖苦美國落選總統候選人羅姆尼，大唱「我有很多錢，所以你們要選我！」而高登音樂台的「核突支那Style」諷刺內地民眾在香港的種種不文明行為，也有「江南Style」的神髓。

美國文化評論人Andrew Lam指出，普及文化商品，如流行音樂與電視等，要由文化邊緣「越界」到中央，一般而言，「都要求作品『背叛』原來的文化，以致需要重新發明(reinvention)」。就如周潤發的電影和Rain的音樂，就太忠於自身的文化傳統（香港和南韓）而未能在美國大紅大紫。反而，美國的MTV（Michael Jackson）和電視劇（ER等），就因為是由全球文化核心產生，而能毫不掩飾地以美國文化來征服全世界。反觀K-pop的Wonder Girls等作了大量努力去重新包裝並以英語演唱歌曲，但在西方社會還是不能走入主流。

在文化現象的全球化過程中，「失真」的情况相當嚴重，大家在「熱炒」某話題現象時，其實都不會深究其背後的深層內在意義。所謂「得其形，而不得其神」，而「外表」（form）和「內容」（content）分離，是文化跨境傳播的常見現象。好像荷李活的電影在全球風行的，大多都不是有什麼深意的劇情片，而是以動作和奇幻等元素在美國以外吸引觀眾眼球。這說明了就算是在全球化的世代，不同文化之間的鴻溝是仍然存在，而這差異也做成了「江南Style」跨境擴散的成功及其獨特邏輯。

通過深入分析「江南Style」的來龍去脈，我們能進一步了解文化全球化的現象與內涵。下次同學要交IES題目之時，不妨考慮以「江南Style」為個案，以內容分析方法來剖析不同時地不同版本的「江南Style」，來找尋文化全球化的內在邏輯。

後記：雖然中國還未有國產「江南Style」出現，但有論者指出2009年雙人組合鳳凰傳奇的「最炫民族風」(過百萬點擊)是最接近此「神曲」的例子。不過網上的大量「全球」紅星演出版本其實剪輯而成的，並非真人演出，反而Youtube上MV(http://www.youtube.com/watch?v=FHEOfXOqp1Y)的逾千条留言就「別有洞天」，由中華文化的復興到海外華人的民族認同都有觸及，同學如能仔細分析，當能寫成一上佳IES報告。

參考材料

Kim, Jea. 2012-08-09. “Korean Music: Psy’s “Gangnam Style” and “Gangnam Oppa” in “Architecture 101””  http://mydearkorea.blogspot.hk/2012/08/korean-music-psys-gangnam-style-and.html

香港網絡大典. “Gangnam Style”

http://evchk.wikia.com/wiki/Gangnam_Style

董思齊. 2012-11-05.「天外「騎」蹟──非典型韓流的〈江南style〉」

http://www.wretch.cc/blog/heisdsc/11911230

Dixon, Tom.  2011.  "The Journey of Cultural Globalization in Korean Pop Music"

http://www.e-ir.info/2011/08/17/the-journey-of-cultural-globalization-in-korean-pop-music/

Lam, Andrew.  "'Gangnam Style': Crossing Over in the New World"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andrew-lam/gangnam-style_b_1953241.html

「不可能的夢？」制度短板與中國足球困局

趙永佳  劉碩

明報  2010年7月11日星期日

(舊文章 ，供老師與同學参考)

最近全球熱話的當然是世界盃，在內地也不例外。雖然中國國足未能出線南非，但也有三位「足球寶貝」，一名球證及大量記者成為世界盃上的「中國元素」。而國足也有幸能為法國隊暖身，並以一比零搶先驗証了這支前世界冠軍的衰敗。不過這始終不能掩蓋中國足球在世界盃盛事中斯人獨憔悴，不但國足已經兩屆未能進軍世盃，而且近年來除了在熱身賽及次級賽事（如最近的東亞四強賽）表現神勇以外，大型比賽的戰績都不濟，再加上中超球會在亞冠盃的賽事被韓國球隊集體PK，有「低處未見低」之感。中國足球多年來「衝出亞洲，走向世界」，似乎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夢。

有關中國足球的「不勝史」，坊間有幾種直觀式的解釋。首先是中國人的人種問題，體質不能應付身體碰撞較多的運動。還記得2002年國足在世盃一球未進而小組出局，而土耳其和南韓分別奪得三、四名之後，就有內地足壇人士主張嚴選維吾爾族和朝鮮族人加以訓練成為國足骨幹。另外是文化論，因為中國文化不論是儒、釋、道，皆以和為貴，不好爭鬥，我們文化上就已不能適應足球運動。還有是庸俗社會因素論，例如「一胎化」下的小皇帝的抗逆能力極低，所以國足球員的心理質素不佳，在大賽壓力下往往首先崩潰。

當然，還有足協和球會管理層的貪污腐敗、球員的假球、球証的黑哨等種種問題，都是最近國人一般用來解釋中國足球不振的原因。不過，過分簡化的文化、社會論顯然不能充份解釋中國足球的困局，而當今球壇的種種亂像，從宏觀角度審視，都只是表徵，並非原因。本文企圖以政治經濟體學的制度角度來了解中國足球發展，並以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國家與市場的轉型和互動來指出，「制度短板」才是中國足球困局的深層次原因。

和其他社會範疇一樣，足球也是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由國家主導的社會主義體制過渡至市場體制。在中國社會主義時期的體育管理制度，一般統稱為「舉國體制」。「舉國體制」作為中國競技體育的管理體制，其產生其實是受到了當時國內外環境的影響。從國外環境來說，在冷戰期間，體育有著更多的外交意義。各大世界賽場特別是奧運會成了蘇美所代表的兩大集團展示和比較雙方社會制度優劣的舞臺。從國內環境來看，由於當時物質條件極度困難，可支配的資源有限，且受到「人民公社」熱潮和「大躍進」指標的影響，國家體委集中權力對體育進行獨家指導和管理，集中人力、物力、財力，來保證部分重點項目形成優勢。這也就是「舉國體制」的由來。在各項體育項目的國際競賽中，如排球、乒乓、羽毛球、舉重、跳水等，「舉國體制」都為中國揚威世界體壇扮演重要角色。

改革開放後，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變化，計劃經濟體制被市場經濟體制所取代。因應整體大環境的變化，中國體育也開始進行市場化改革。足球被選為體育體制改革的突破口，一方面是由於作為三大球之一，足球水準無疑可以反映一個國家綜合體育實力；另一方面，在「奧運戰略」的影響下，人員編制多、耗資大、競技水準相對低的足球項目成了傳統「舉國體制」的棄兒，因此，市場化改革在當時成為中國足球最為現實的出路。

改革初期，市場尚未形成，職業足球球會多數是在專業隊的基礎上，由省、市政府直接或間接投資建立起來。隨後中國足球又經過了協會實體化、球會改制等一系列改革。表面上看起來，中國足球的市場化改革很徹底，很「一步到位」；但實際上，中國足球的市場化改革並沒有解決很多深層的制度性矛盾，反映到比賽結果上，就是國足、中超球會在國際賽場上的「屢戰屢敗」。

市場化的職業聯賽中，球會本應是理所當然的主角。但中國足球的職業聯賽中，舊制度的殘留使得球會和地方政府或單位還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自然要服務於國家隊、國奧隊所肩負的「衝出亞洲，走向世界」的歷史任務。球會利益在國家的利益面前顯得微不足道。這一點從中超、中甲的賽程改革上可見一斑。

中國甲級職業聯賽從首屆開始就採用升降級制度，但中國足協於2000年底對這一賽制做出了重大調整，如2001-2002年暫停聯賽的升降級，之後又將15支球隊的甲級聯賽壓縮成12支球隊的中超聯賽。足協對於這一調整的解釋是為了解決市場化改革以來的種種問題，如球會為著奪冠保級導致的惡性競爭、球會運營成本失控等等。但事實上，不管是賽制上的調整，還是中甲中超為了遷就國家隊國奧隊集訓而變得支離破碎的賽程安排，多少是為了給國家隊衝擊02年的韓日世界盃提供更長的集訓時間。種種措施導致的後果是沒有升降級壓力的國內聯賽市場迅速冷卻，原本就經營困難的球會面臨雪上加霜的局面，卻被要求要以「大局為重」而對此無可奈何。類似的措施在08年北京奧運會前又如法炮製了一次。即使2010年新足協主席韋迪上任後，情況也沒有很大改善，依然有足協官員發表類似「國奧踢中超」這種聯賽為國家隊、國奧隊服務的觀點。

從以上種種，我們無疑可以看出「舉國體制」遺留下來的「金牌戰略」依舊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力。體育總局擔心失去控制而無法完成「金牌戰略」，因此絕不會將聯賽的經營權下放。球會既然是從國家組織「體委」內分化出來的，享有的權利是國家「讓渡」出來的，無可避免要服從於國家的政治利益。新舊體制交替中，中國足協得以保留其作為行政機構的權力，可以運用行政手段來隨意控制及更改聯賽的賽制、賽程，甚至犧牲聯賽運營主體的經濟利益（如要求可以穩定票房的大牌球員參加國家隊、國奧隊更長時間的集訓）以滿足政府對於政治利益的追求。球會既是執行現代企業制度的獨立法人，同時又不得不扮演足協屬下的地方訓練隊。角色混亂的背後實際上體現的是市場和政府這兩種制度的角力。而目前看來，舊體制還是占了上風。然而，這樣的市場/政府組合效果顯然並不理想。反觀日本和韓國卻一路打入2010年世界盃十六強。這實在是極大的諷刺。

扭曲的政府市場搭配所導致的另一個嚴重後果是職業聯賽變得混亂無序。足協掌管聯賽經營大權，本應維持聯賽應有的紀律和秩序。但是，足協在維持聯賽秩序時，依靠的卻不是法律，而是行政命令；其在聯賽市場上所扮演的角色也不是中立的規則制定者和維護者，而是有著切身利益的主動參與者。對於足協來說，只要不觸犯其核心利益「金牌戰略」，球會的投機行為某種程度上是可以被容忍的，因為聯賽還是要靠球會捧場才能進行得下去。作為各個球會利益之間的協調者，在維持聯賽秩序時，足協自然的反應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之前幾次足壇反黑風暴之所以雷聲大雨點小，原因就在於此。另一方面，任何試圖挑戰足協對聯賽控制權的行為，都被人為地上升到了「政治」高度。因此，當七名球會投資人不滿混亂的聯賽，試圖以退出聯賽來挑戰足協對聯賽的控制權時，足協憑藉其體育總局轄下機構的行政身份聯合地方體育局對參與其中的球會施以重壓。要知道很多球會無法自負盈虧，需要依靠地方政府和當地企業的支援。因此，這一招尤其奏效。轟動一時的G7革命就此被滅於無痕。

市場、國家的二元對立，是中國足球制度短板的主要成因。和發展經濟的一帆風順不同，在改革後的足球界，國家和市場的利益總是不能好好的調和並進行良性互動。在國家利益的壓制下，以聯賽、球會為主體的市場機制未能建立起來，而國家在市場往往失效的基礎建設中也長期不作為，未能制約市場的違規和尋租行為，更沒有一套全方位的青訓制度。在往後的改革中，盲目的鼓吹國退民進，或一味加強國家介入（如重提舉國體制），都不一定能為中國足球帶來生機，必定要在制度層面釐清國家和市場的定位和分工，國人才有機會實現衝出亞洲，走向世界的美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