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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14日 星期一

趙永佳:「0-0」的意義

明報  「星期日生活」  2015-09-13

9月3日的「中港大戰」,結果港隊將士用命,以「九○一」的「泊大巴」戰術守和了無論世界排名或球員質素都比我們好得多的中國國家隊。這場平局,讓港隊奪得寶貴一分,但港隊出線的道路還是非常漫長,我們當然不宜過分興奮。上周對賽小組的強隊卡塔爾,雖然在先失三球之後,發揮了「獅子山精神」(特首網誌),完埸前連追兩球雖敗猶榮,但可惜未能搶得一分。

大家都明白,港人對賽果興奮,和對手是中國國家隊離不開關係。有博客直言,港隊當晚的表現,「正好為近年香港人,舒了一口悶氣」,反擊了「強國」對香港核心價值的蠶食、紅色資本的入侵,及水貨客的橫行。最近,《進擊的巨人》電影版上映,又引動港人把中國形容為作品中的吃人巨人。現在,把港隊比喻為漫畫中的「調查兵團」,為了自由, 「在強權面前而無懼」,也並不為過。


不過,雖然「中港矛盾」,是這場「大戰」的最「理所當然」的解讀,但也只是眾多可能解讀方向之一。「足球高於生死」是利物浦已故名帥辛奇利的名言,這場比賽在中港矛盾的氛圍下,彷彿也體現了這種精神。但在比賽進行中,小兒的一個問題,卻令我感受到,在中港恩怨之外,我卻更希望以另一角度來詮釋這場比賽。

老三今年十二歲,也是一名小球員,熱愛足球,但平常並不在電視上看球,今次我特別和他一起觀戰,希望豐富他的比賽意識。開賽不久,他就問, 「點解香港隊嘅球員咁黑?」我聽到之後,就乘勢對他進行「公民教育」,指出港隊不單有黃皮膚、黑皮膚,更有白皮膚,無論是什麼膚色,只要他們熱愛香港,球技出色,願為香港榮譽而戰,他們就可以是港隊球員(那些什麼居港年期的,以後再解釋吧)。後來徐德帥82 分鐘入替高梵,我也特別指出他是在內地出生長大的。老三是正宗「小學雞」,平常看的是《哈利波特》、《刀劍神域》,又不看直播足球,對於球場上的種族多元,不大敏感,所以正好藉這個機會將他「點醒」。

後來,在比賽中,我看到高梵不惜氣力的在邊路助攻助守,積施利在右路的「淡定」(當然他的速度也真的有點慢),法圖斯和基藍馬在中路防守的人肉長城,麥基「跑狗」式的「防守型前鋒」踢法。當然還有白鶴、黃洋在中場的掃蕩,再加上「英雄輝」的神級撲救、「虎哥」李志豪的冷靜包抄,和全隊前仆後繼,首尾呼應的聯防。我深深感受到,能把這麼多來自「五湖四海」,不同種族,不同背景的人集合在一起,成為一個整體,做好一件工作,這可能才是真正有價值的香港精神。

來自「五湖四海」的組合

在當晚連後備上陣的14位球員中,有三位(基藍馬、法圖斯、高梵)來自非洲(喀麥隆、尼日利亞、加納),麥基和積施利祖籍英國,白鶴、黃洋、徐德帥都是來自內地的「新香港人」。當然我們更不能無視,在場邊還有一個緊張大師、大叫大喊的 Kim sir 金判坤是來自大韓民國。

今次世界盃外圍賽開賽之初,中國足協的一張「有層次」足球海報的渲染之下,港隊球員的來源與膚色,就已成了本賽事的焦點。不過,我們應該知道,無論是基藍馬、法圖斯、高梵,還是沒有落場的安基斯,都已經在香港度過了起碼七年歲月,在港落葉歸根,和你我很多人一樣拿了身分證,有權投票(雖然也一樣不能選特首)。麥基10 歲就已來香港定居,更是我的港大校友,積施利據報道也在5 歲時已隨父親來港居住。內地球員雖然只需居港兩年就可以入選港隊,但無論是白鶴、黃洋、徐德帥,還是另外兩位「內援」鞠盈智、王振鵬也是在香港成名,並已經在香港開始他們的職業足球生涯。而更「Man」的當然是Kim sir,曾公開向香港示愛,說「我真的屬於這個地方。當這個地方需要我,我可以為它而死」,真的有韓劇「男主」的風範。

香港球壇和社會一樣,從來是華洋雜處(非洲人算不算「洋人」又是另一問題),我們小時候已經是看着居里、華德等蘇格蘭球員長大,其後也有譚拔士等英格蘭球員,巴貝利等土生洋將。後來香港愈來愈全球化,回歸後英國球員沒有了殖民地時代的簽證優惠,又身價太高,因此其他歐洲、以致南美球員也漸多。最近的「全球化2.0」新趨勢是來源更多元。當年大兒子在愉園踢青年軍,球隊還在乙組,但已有一個來自格魯吉亞的球員,因為常和青年軍一起練球,也令他們認識了有這樣的一個國家在中亞。後來有一位非洲球員更厲害,入選了本國的奧運國家隊,當年要請假個多月去踢外圍賽。因此足球場上的改變,其實也只是社會上的縮影,折射着香港由英帝國殖民地,蛻變成一真正的全球城市。

方志恆稱「不以種族血緣為分界,而以我城核心價值為感召」的精神面貌,為「港式國族主義」。用國族主義來形容不拘種族、甚至國籍的香港精神,可能有些語病,而「香港革新論」的年輕人們當然也知道,他們理想的「港式國族主義」其實也只是一種理想,現實是當然有點複雜。例如早前港隊對菲律賓的比賽中,有些球迷的現場反應就不大和開放、包容的「公民價值論」(Civic Nationalism)脗合。

球壇限制外援的爭議

所謂香港的本土意識,以往其實有很多成分是小市民式的庶民心態與文化。港隊所表現的精神,如其說是一種開放共融的意識,當然也是有「七十二家房客」中低下層市民求生存,放下內部分歧,眾志成城抵抗外力,保衛現有生活方式的味道。也因此,港人的「開放」本土意識有些時候還是避免不了誰才是本土,或本土優先的爭議。例如大部分港人,無論多開放或接納多元,多少也會對自由行的亂象感到困擾,而我們對新移民才會有眾多不同的看法和意見。

就算在足球圈,大家對外援球員,或「歸化」球員也有不同的意見。港超球隊現在每隊可以有六位外援(非本地)球員,其中一位需要來自亞洲足協成員國,上陣比賽則只可以有四名非本地球員。根據維基的資料,不計已「歸化」球員(如高梵、積施利等),港超球隊除了黃大仙外,都最少有五位「外援」,而有四隊更擁有全部六位外援。

在這情况下,當然本地球員能「出頭」的機會就更少,而港隊大部分由歸化球員組成,也絕不出奇。本港球壇,甚至世界上大部分足球圈,對應否限制外援的數字都曾有不少討論和爭議。在歐洲,因為「一體化」的影響,歐盟成員國的球員大致上在各國可以自由流轉,再加上非歐盟球員(各國聯賽對此規則相異),例如英超各強隊中的「真」本土(英倫三島)球員屈指可數。這種本地/外來的張力,不是我們一句「有容乃大」就可以抹殺。我的大兒子十八歲,自小就在發他的足球夢,如果香港限制外援,他能「踢職業」的機會當然高了很多。不過,這是一件好事嗎?當我們在本地職業足球比賽中,看到一些本地球員的腳法粗糙,最簡單是連「控定」一個高空球也做不好的時候,而一些相當廉價的外援(我想起幾年前愉園的34 歲非洲外援盧加路),能把一個半空掉下來的高球控得穩穩,我就不會再投訴太多外援了(當然他們更多時候,憑身體質素已可以「硬食」本地球員)。如果我家老大要在政策保護之下才能踢得上職業,倒不如轉踢業餘「衞生波」好了。

當然,事情總有兩面。就像所有開放勞工市場的討論一樣,對受影響的本地工人,都應該有補償和支援的政策。例如某行業如果受引入外工影響的話,對行業中工人應該有援助或再就業的政策。如果整體勞工市場受勞動力開放影響的話,對本地工人的培訓和就業服務,以致失業援助,都應加強。當我們指摘本地青年沒有能力和外來人才(如港漂)競爭的時候,我們有沒有反思我們為他們提供了怎麼樣的教育、訓練,怎麼樣的支援?

我們要求青年人要有世界視野,要擁抱「中國機遇」,但我們又如何準備他們呢?年輕人向外闖,並不容易,老大現時在新加坡念書,兼在S-League青年軍比賽,其實他有幸得到家人的支援,但家境普通的青年又可以怎樣?單就足球角度看,我們現在能為有志足球的青年人提供足夠、高水平的訓練嗎?他們射術不精,控球不靈,和訓練的強度和密度都不夠總有點關係吧。當然,我們可以說,以往胡國雄、尹志強還不是自學成才?但在全球化的世代, 「天才波」大概已不太管用了。現在球會連為青年軍每星期多安排兩、三課訓練的場地都有困難,那教本地足球小將們如何面對外援的挑戰?

因此, 「中港大戰」的真正意義,可能在於揭示了香港在全球化世界中的機會與困局。一方面,我們在「海納百川」吸收了各地人才,再齊心合力,就可面對強敵都「打高一皮波」。但我們在開放本土的同時,也會引發不少副作用與社會矛盾。我們不應過分樂觀,認為一種開放的本地國族主義必然會出現。正如1998年世界盃法國以「黑、白、阿拉伯」(Black, Blanc, Beur)的球員征服了世界球壇,一時間大家以為這就正是法國民族融和的象徵。但在其後十多年,法國社會的種族衝突(甚至騷亂)不斷,而球圈也出現不少種族矛盾,甚至2011 年國家隊教練白蘭斯(Blanc)也曾被指認為法國太多「外來」球員,而暗示要限制非白人青年球員進入法國足總的精英足球學院。

這樣看來,中、港恩怨,可能不是對「中港大戰」的唯一解讀。如何在全球化世代,決定香港如何看待與面對從四方八面(當然包括內地)投奔這「我城」的「他們」,應該也是「我們」可以思考的方向。

2015年2月15日 星期日

趙永佳﹕一個現代奴隸主的自白(上)

明報「星期日生活」
2015年2月15日 星期日

我搞社會學,做了奴隸主
  
【明報專訊】Erwiana案最近審結,令公義得到彰顯,也說明了香港的警察、法庭有時也挺管用。事發之後,外傭是「現代奴隸制」一說,成為維權組織和媒體「建構」問題的主要框架。這篇文章,是我作為一個當了18年、6位外傭的港人「現代奴隸主」的自白。

18年前,我的大兒子快將出生,我們就考慮要不要聘請外傭(那時以菲籍為主)。我家兩老的身體都不好,自顧不暇不能幫忙。外母也長居加拿大,因此尋求「外援」是唯一選擇。當時老妻還在上班,大兒出生後找外傭照顧,在當時而言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不過,在決定之前,也躊躇了一陣子,因為我們「晚婚晚育」,二人世界過了好一段時間,才出了「意外」生孩子。因此,孩子之外,再加一位「外人」在家中,心中也是有點忐忑,不知道她是否能幹、能否和她相處,更擔心會否碰上一些媒體中常渲染的「恐怖外傭」會虐待寶寶。不過,最後當然需要壓倒一切,我們經一位鄰近相熟的年長菲傭介紹下,把她的姪女Melba從菲國請來。因為不希望她被中介公司「剋扣」中介費,找到一家在菲傭中間口碑不錯的中介公司來處理。但這樣就比通過一些大規模中介公司從本地或外地、約滿或要離職外傭中聘請要花更多時間。結果,她在孩子滿月之後才抵達香港。我們兩口子就要「雞手鴨腳」的在外母遙控下撐了個幾月。到了Melba抵港,我們當然是歡天喜地去機場接她,慶幸可以「逃出生天」。

「剝削」還是「善待」?

我是搞社會學的,專業又是發展研究和勞工問題,當然完全明白菲傭出外打工的政治經濟背景和移民勞工所碰到的問題。所以,當時心中在要不要、是不是「剝削」她們的問題上糾結了好一陣子。當然後來是只能把這些意識形態問題拋諸腦後,患得患失地迎接我們第一位家傭的來臨。我不敢自認「左翼」進步人士,只是一個改良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當然也有小資特徵的人道主義,因此當時在和外傭的相處上,也下了一番心思。例如Melba的年齡比我們稍大,因此我們都叫她「Auntie」,希望營造一種她是來幫忙遠房親戚的氛圍。進步人士會指出這改變不了資本主義「剝削」的本質,不過我們覺得,「善待」她們是我最起碼能做到的事情。

後來孩子年紀稍大,也是這樣稱呼歷任「Auntie」們。而且孩子們都能尊重她們,真的視她們為長輩。孩子小時候,「Auntie」們最津津樂道的事情,是當孩子還在幼兒園時,見到家傭來接放學,會飛奔上前擁抱,熱情地大叫「Auntie」,然後自己揹着書包(我們堅持書包要自己揹)和她們手拖手地回家。這讓她們在一眾鄉親面前也面上有光。

Melba工作了4年,儲了一筆積蓄,就回到鄉下買地建屋。這也是我們的預料之中,因為從她抵港開始,老妻就做她的思想工作,叮囑她不要亂花錢,不要把工資都寄回家(因為老公會把錢都花掉),盡可能每月都存起一點私房錢。老妻常常和她討論將來子女(她來港時也是剛誕下一子)的教育問題,提醒她哪裏也是一樣,將來念書要用很多錢。Melba很「聽話」,4年下來,存了數萬港元,足夠她回鄉買地建屋。

請的不止是一個工人

我們歡天喜地把她送走,迎來了她的表妹Gemma。社會學告訴我們,「熟人介紹」是招聘這類僱員的有效途徑,而且我們認識Melba,也認識了從Melba家鄉來的其他親人,發生了什麼事也可以向他們求助。「社會網絡」也是「社會控制」的一種方式,我們知道,請來的不光是她一個人,還有她背後的家人,和她在香港的朋友和社會關係。因此Melba在港時,我們會讓她在特別日子時把親友請來我家開派對,也好認識一下她身邊的人。

第二位Gemma是一年輕女孩,比老妻還要小,人很聰明。Melba的英語不太靈光,不會和老大講太多說話,但Gemma就很努力的教一歲多的老二講話,後來老二的語文能力超強,雖然孩子們的天賦應該有差異,但後天環境不同可能也有影響,說明了外傭對孩子的成長,也是其中一個有影響的因素。Gemma留了兩年,就可以回家做小生意,之後我們從她的親屬網絡中繼續招聘她的繼任人。有一段時間,當老二出世後,我們更因為擔心一位家傭應付不來太辛苦,而同時僱用兩位。後來老大老二年紀漸長,我們才趁有一位Auntie要回鄉動手術並休息一下的機會來「裁員」,讓她妹妹留下來繼續為我們工作。

我們家的「歷任」Auntie都可算努力工作,雖然多多少少都有未如人意的地方。例如做菜,因為我們一般從菲律賓直接請過來,所以她們都不太會做廣東菜,幸好我們兩夫婦的要求都不高,反而孩子們吃得高興(只要是煎炸食物)就可以了。她們有的「一點就通」,但也有將勤補拙的,因此僱用外傭,也只能碰運氣。

對家傭的理財教育

當然也不是每位都順風順水,外傭僱主群組中常提到的問題,我們也碰到不少,也有要提早和其中一位解約的慘痛經驗。Judy是Melba的同鄉,工作方面非常好,但她在金錢方面有很多問題,家裏需索很多。工作了幾年後,我們接到財務公司的追債電話,起初我們還希望和她一起解決,但她「死口」不承認有借高利貸,最後我們收到財務公司的通知,和她一起到財務公司對質,她不知為何,還一口否認。此時,我們覺得彼此已沒有互信可能,當然不可以把當時只有四歲及一歲的老大及老二交她手上,結果老妻含着眼淚,和她一起收拾細軟和買機票。最後連同法定的一個月代通知金之外,還共補給她一萬塊希望幫她回家後渡過難關。以後我們對家傭的理財教育就更着緊,不但要她們審慎理財,還要她們如果有金錢困難,一定要首先來找我們商量,千萬不要重蹈Judy的覆轍去借「貴利」。外傭的金錢問題五花八門,例如為同鄉擔保借錢,又或者因為家中出了事要向我們借糧。有一位因為家中兒子要求買電單車「上學」而要借錢,我們召開家庭會議來討論,最後結論是他其實並不需要電單車,而且更不應對兒子過分遷就,因此沒有借給她。

我們也有一段時間是同時請兩位親姊妹或表親為我們打工,以為這樣可以避免兩位Auntie摩擦的出現。但原來親生姊妹可能更容易出現問題。有一次她們兩位出現爭執,我們也調解不了,結果要把她們在港的一位長輩「出馬」,進行四方會談才把問題拆解。僱用外傭,固然可以「合則來,不合則去」,但我們迎接入家中的可不只是一個工人,而是一位家庭新成員,要磨合自然要付出心思與時間。

把「桃姐」留在家中

我們的上一位Auntie Mynra在任差不多8年,一手把老三帶大,但到了前年,她就宣布會申請到加拿大打工,理由除了薪水之外(是香港的兩倍多),是有標準工時,更重要的是工作兩年後可以入籍加拿大。去年大年初一,Mynra終於等到簽證出發去加拿大工作,所以我們當天的節目不是拜年,不是去大埔林村許願,而是到機場送機。老三當時十歲,起初還若無其事,在機場推着行李手推車來「飛車」,又興高采烈地看舞獅表演。但到了離別一刻,他給Auntie一個緊緊的擁抱之後,就頭也不回掉頭就走。後來我們追上他之後,平常嘻皮笑臉的他才開始放聲大哭,直至在回家途中,才在車上累極睡倒。


每位來到香港的外傭背後,都有一個故事。不單在我家裏,在其他30多萬個有外傭工作的家庭也當如是。我有一位學生,家中外傭由他出生至今,已和他一起生活了29年,但他現在就擔心他的「桃姐」在約滿之後,會因為已年過六十,不能買到勞工保險,而不能繼續留港工作。不過我家Auntie就告訴我,她認識不少鄉親年過六十仍然留港的例子,會打聽一下,希望可以幫他把「桃姐」留在家中。

一個現代奴隸主的自白(下)

趙永佳﹕ 一個現代奴隸主的自白(下)

明報「星期日生活」
2015年2月15日 星期日

問題的根源,怎解決?

【明報專訊】和外傭「結緣」18年,當然對她們情况有點了解,佩服她們的堅毅和對家人的大愛之餘,也希望為她們發聲,讓港人多點認識她們的處境。我在10多年前也和一個勞工組織合作做了一次調研來了解她們的勞動條件和有否被侵權的情况,當時的結論(後來不幸言中),就是當時還是少數的印尼外傭群體,將來會是勞動爭議及權益受到損害的溫牀。我在高中通識科(liberal-snapshots.blogspot.hk)也以外傭為題目設計教材,好讓學生能從不同角度了解她們。

我也常撫心自問,把她們請來香港工作,是否剝削她們(雖然我家工資從來都高於最低工資),是否偽善?我明白資本主義的僱傭關係,從來都未必對等,外來勞工的處境就更淒涼,不過當我問現任Auntie Nida(Mynra的姊姊)她不來香港打工,會否更好?她回應說,她的學歷不足以到加拿大(需要完成4年制大學文憑),所以只能到其他亞洲地區。香港以外,最大的僱主就是沙特阿拉伯和新加坡。沙特阿拉伯和其他中東地區對外地勞工的保護一向不足,比香港各執法部門的效率差天共地。而新加坡因為有外傭徵款的關係,外傭實收工資只有香港的一半(另一半去了政府庫房)。香港當然有萬般不是,但比起鄰近地區,也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了。她們來到香港,除了加拿大之外,待遇大概已比其他地區為佳。

薪酬看齊最低工資 勞僱雙輸

香港外傭制度,需要改善的地方當然很多,例如解約後必須在14天內找到新僱主,或外傭無論工作多久都不能在港定居這兩點,個人覺得都應檢討。現在的外勞組織的兩點主要訴求,是要取消強迫留宿規定和將外傭與本地最低工資看齊。我不否認後者確有歧視成分,前者也易令外傭受到苛待。不過如果一旦全面執行這兩條規定,本港家庭對外傭的需求,必然隨着聘請外傭成本大幅提高而降低。在本地最低工資下,外傭就算在8小時工作下,也會有每月9000多元薪水。若取消強迫留宿,僱主按理也要支付住宿津貼,現在最便宜的外傭宿舍,大概也要2000元,聘請外傭的成本也必然要大為提高。

有組織指外傭制度令富裕家庭可以聘用外傭解決家務問題,令中產婦女可以自由擇業,而基層家庭則別無選擇,低收入婦女仍然被束縛在家庭當中,因此增加中產家庭聘請外傭的成本無可厚非。不過我們分析2011年人口普查資料,發現有16%聘請外傭住戶每月入息低於20,500元,低於30,000元的更達四分之一。由此可見,對外傭的依賴,不限於中高收入家庭,不少雙職中低收入家庭,其實也靠外傭來維持家務運作。我們當然要逐步改善外傭待遇,但若操之過急,只會令本地家庭與外傭出現「雙輸」的局面。如果大幅增加本港家庭聘請外傭的成本,只會將外傭變成少數高收入家庭的專利,令她們困在菲律賓出不了來,又或把她們「趕到」其他比香港可能更不堪的地方,這未必是在幫她們的忙。

本地家庭服務市場 長期萎縮

不久前,政府通過買位一定程度上成功發展了一個安老院舍市場(當然大部分院舍的質素和價錢還有待改善),但資助託兒服務,不論暫託、日託都遠遠滿足不了該類服務的需求。最近,政府更否決了對「長全日」(到下午六時)幼稚園的資助,令家長更別無選擇。長期以來,香港把護幼、安老、照顧殘疾的工作「內判」了給外傭,我們是否到了時候要思考如何減低對外傭的依賴?

因為有了外傭,香港的各種家庭服務市場長期萎縮,政府也彷彿有了理由對這方面的責任視而不見。有組織也主張要由公營資助機構吸納外地勞工來提供家庭服務,不過到時,又難保不會有「香港人優先」的訴求,也變相令外傭更難到香港工作。我的立場是希望能為基層家庭提供可負擔的家庭服務,但同時又不會損害外傭來港工作的機會。

受剝削噤聲 如何支援外傭?

我認為本港外傭僱主「正正常常」的還是多數,但不應單靠僱主個人的「好心腸」來善待外傭,也應在制度面入手來加強對外傭的保護,務求做到「有法必依」。現在的情况是,外傭受虐時常常只有「受害者」而沒有「投訴人」,其中菲、印兩國的外傭的不同處境對我們有啟示作用。菲籍外傭的社會支援網絡較完善,因此出事後她們都較可能得同鄉或組織援助,例如大部分菲傭的教會都會為她們提供支援,但印傭就比較受孤立,受到虐待都未必能報案求助。我們要扭轉這情况,應該從建立印傭(及其他國籍外傭)的支援網絡入手。

為了維護外傭免受剝削,並令隱藏個案浮上水面,政府計劃除了加強查察違法僱主和中介公司外,可以考慮首次來港的外傭必須接受外傭職前權益工作坊,我們建議這個工作坊必須由勞工處與外傭組織合作,例如菲傭由菲籍傭工組織安排,印傭由印尼籍傭工組織舉辦,因為他們對自己相同國籍的傭工來港工作過程、家鄉背景、常見問題等等最為熟悉,亦較易獲傭工信任,舉報如中介公司濫收中介費用等問題。政府外判給外傭組織舉辦工作坊,向他們提供資源,也有助於加強維權活動的能力(例如24小時求助熱線),以至為外傭提供各種個人和生涯規劃支援。勞工署和警隊都曾被投訴,對外傭受虐事件反應過慢,我們更應考慮借助公民社會的力量,來盡可能減少侵權問題的出現。

這篇「自白」的目的,不是要為外傭制度辯護。世界並不完美,移民勞工(尤其是家務工種)的問題,是當下全球化世代最棘手的問題之一,並不是一時一地可以完全解決。而且家傭或其他勞工移民到外地打工,當然都是因為在外打工環境無論有多差,都比呆在家鄉好一點點。我們改善外勞待遇的努力,必定也要考慮會否抹殺他們出外工作的機會。而且我們對外傭依賴甚深,要取代外傭,也先要解決家務問題。最最理想當然是由政府或公營機構聘用本地及外地工人來提供可負擔的家庭服務,令本地基層婦女也可在家務市場分一杯羹,又可外出工作,但又不完全抹殺外地婦女來港工作的可能性。

幫助她們盡快脫困歸鄉

作為「現代奴隸主」,我們覺得除了善待她們,其實最能幫助她們的就是讓她們盡快擺脫出外打工的處境,我家Melba及Gemma的經驗就比較理想。Mynra在港工作8年,仍然要到加拿大再打拼,其實也是有苦自己知。早前老妻到當地探親,開車4小時到多倫多市郊的一個小鎮探望她,雖然新僱主待她不薄,但當她們見面,談到家鄉種種問題(例如工資多了家人要求更多),兩人也不禁摟在一起先哭一會兒再詳談。


我們3個兒子都已長大,老三也快要升中,也曾商量是否可以不再僱用外傭減輕負擔。但Nida現在53歲,希望繼續留港工作,因此我們除了提醒她要把錢存起來之外,也承諾她在我們這裏要工作多久就多久。在Nida退休之前,大概我還會扮演這個現代奴隸主的角色,盡量把她當家人看待,大概是我這刻在這不完美的世界能做的少數事情之一。

一個現代奴隸主的自白(上)

2014年3月31日 星期一

趙永佳: 《來自星星》的通識意義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年3月30日

過去一陣子,香港的負面消息甚多,我和很多人一樣,逃避這些負面情緒的方法是「煲劇」。於是上星期我狠下心來「煲」完了剛播完的韓劇《來自星星的你》。



在播放期間,《星星》完全是一社會現象,每天的娛樂版都在大幅報道,大結局前幾天更已經在描述結局是大團圓,好讓粉絲們放心。到了早前「兩會」期間,中央領導人王岐山公開「表白」他也在看《星星》,令本劇不但稱霸娛樂版,也上了中國版,甚至蔓延港聞。

在內地和香港,《星星》的威力充分表現在它的「植入式廣告」如何成功地為韓國輸出文化。由「炸雞配啤酒」到手機與手機Apps,外景場地,主角在劇中穿著之背包、便服和戶外休閒服品牌,千頌伊所用的化妝品,以至都教授推介的經典文學作品如《九雲夢》等都在兩地熱賣。

網上很多評論都集中於《星星》好不好看的問題,又或者是日劇與韓劇的優劣比較。不過,對於這些潮流現象,好不好看其實是次要,很多人會因為愛看而追看,也有人會一邊罵一邊看(例如被女友「迫看」),但這也無損它的受歡迎程度。我追看一半是因為王岐山,一半是因為全智賢(我可是車太炫的好兄弟,對傲嬌型女角一向沒有免疫力),本文算是一個韓劇新丁的幾點讀後感。

熱潮成因: 互聯網

今次《星星》熱潮的成因,在中港兩地大概有一半是因為互聯網。香港、內地劇迷對日劇、韓劇、美劇,甚至最近的泰劇,其實都不陌生。除了各大有線「煲劇」台之外,互聯網上充斥着不同的來源。以往主要是以BT 和網盤為主,但近來最重要的來源就變成內地的視頻網站。今次內地的愛奇藝與PPS 兩大視頻網站,買下了本劇的網絡播映權,首次與南韓同步直播,而幾小時後就已做好中文字幕。因此,還未計其他「非認可」視頻網的流量,就已達到超過13 億點閱率。在最後兩集,愛奇藝更與專業翻譯公司合作,在直播畫面加入同步滾動中文字幕。

互聯網的威力,在《星星》中表露無遺,但其實對其他電視節目的傳播作用,在粉絲群中也已是心中有數。熱門的節目在節目播放之後,大概一兩天之內,都會有(偉大的)字幕組大人把字幕弄好,並找來片源,將兩者以「外掛」或「內嵌」方式同步後,上載至網站以BT、網盤或視頻途徑給粉絲們「學習之用」。字幕組大人們的無私奉獻與無償勞動,對我國人民(包括香港)的資訊與娛樂的全球化與對無綫電視霸權的打擊,其實比王維基更厲害。現在很多內地視頻網站(包括愛奇藝與PPS)對香港都會封鎖,但網民們的「過牆梯」更犀利,逆向「翻牆」訪問內地網站欣賞心愛節目( 「小米盒子」的信徒們,你懂的)。在今天中港矛盾激化的當下,各大字幕組與視頻網站對促進中港融合與了解,應該算是起了一定作用。


《来自星星的你》的同步字幕翻译

世代交替從日劇到韓劇

在內地,有統計指出《星星》的觀眾年齡集中在10 至35 歲,女性觀眾佔八成以上,19至24 歲的粉絲更達到45%。我在近年上課時也粗略統計一下同學們的觀劇傾向,發覺觀看日劇與韓劇同學(多是女同學)的人數,已達一比四之譜。我輩哈日族的比例,已經是愈來愈低。

念社會學的人,都知道世代的影響力,我們年輕時候的經歷,對以後的人生都有影響。以英超球迷為例,我們六十後的,很多都是利物浦球迷,年輕一點的多是曼聯,年輕一點的八十後,就可能是車路士,而曼城的擁躉,就可能是平均年紀最低的。原因很簡單,在我們七十年代開始睇波之時,正是利物浦眾星(奇雲基瑾、魯殊、杜格利殊等)風華正茂的時代,我們自然很容易就成為了他們的粉絲。再晚一點才「進入」球壇的,就碰上曼聯稱霸的紀元,於是也順理成章的成了他們的球迷。真正的鐵杆球迷,不會輕言「效忠」其他球隊,因此我們如果知道一位朋友的年紀或他開始看球的時候,就很容易可以猜到他擁護的球隊。

同樣地,回想我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開始哈日,每周買的是「平凡」、「明星」(那時還未有Yes),流行曲的偶像是中森明菜、小泉今日子(最近在《海女》中重逢、不勝唏噓)、安全地帶,當然還有《龍珠》等動漫。到了2000 年後,從《東大特訓班》開始被日劇俘虜,每星期都會上網update 一次有沒有新作「全集打包」。後來驚豔於《官僚們的夏天》及《派遣員的品格》等社會派日劇,就積極以日劇作教學材料。近年雖然韓劇行情走俏,但我還是堅持對日劇效忠,不過今次終於「失守」了。

女同學們的「朋輩」壓力,令我這大叔也覺得好像非看不可。當然社會學的特權,就是奉旨「八卦」,煲劇也可自我安慰是研究、備課的一部分。不過最令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都教授的一眾「高中低」齡女粉絲的中毒程度。在偶然機會,和辦公室的女同事談起都教授的「真正」身分,其實只是講師(第一集有暗示)而不是教授,她就好像和我有「不共戴天之仇」,說我為什麼要中傷、詆譭他,說什麼「哈佛畢業的為什麼還不是教授!?」最後我唯有祭出「殺手鐧」,指出他不是教授的最有力證據——他沒有個人辦公室、只有一張辦公桌——她才悻悻然掉頭而去。

現在網上有不少帖子比較日、韓劇的分別,對韓劇多有針砭,如日劇短小精悍,韓劇比較冗長;日劇不斷創新,韓劇卻非常謹守類型;日劇的社會性強,反映現實,韓劇則是骨子裏都是愛情劇,幫助觀眾逃避現實云云。不過正如我起初所言,好看不好看,其實是見人見智,我輩日劇迷也自知大勢已去,世代交替似乎在所必然。

全球化下地球內製造不了別離

我開課教的是全球化,學生說我幾乎什麼事情都可以和全球化扯上關係,但我今次要扯上的全球化關係可不是人云亦云的「韓流襲地球」般的老套。我想說的是,《星星》是一個只有在全球化時代才可能發生的故事。

我還記得我在八十年代中到美國留學,和那時的女友(現在的老妻)分隔兩地。那時要互通款曲,只有兩個辦法,一是長途電話,但那時的長途電話費超貴,我的室友每天都打電話給在香港的女友,整月下來,電話費有時達四百多美元(我們當時的獎學金只有每月六七百元)。二是寫信,不過空郵一來一回要兩星期,有什麼重要心事要互通,都會變成已過去的小事情!後來老妻在九十年代到英國念書,電郵已經出現,雖然還不是實時同步,但一個早上也可以交換幾次信息。到了今天,無論兩人分開多遠,電郵、online chat、面書、視像電話都令我們幾乎可以不論何時何地都能「見面」。

不過當然這只限在地球而言。為了製造戲劇效果,《星星》要把男主角設定為外星人,又要他三個月後離去。試想想,如果都教授是地球人,劇情就不能發展下去了。雖然後來大結局的「蟲洞」理論令人有點耐人尋味,但在今天全球化的年代,大概只有相隔銀河的兩邊才會有真正「一水隔天涯」的戲劇效果。

所以在外星人之前,其實時空穿越(《閣樓王世子》、《仁顯王后的男人》)已成為韓劇的王道,主要也是因為在全球化之下,以地球為單位的空間距離,已沒有懸念,製造不了別離的效果。


《閣樓王世子》 

「後知後覺」的我在全智賢的傲嬌與眼淚的攻勢下也淪陷了。不過,浸淫日劇多年的堅持還是有點底蘊的,百度了一下其他人氣韓劇,都有點提不起勁來開葷看下去。老妻就更是誓死不看,我們一起看劇的時候還是要回歸《海女》的溫情與幽默。現在身邊的韓劇粉絲正在着緊地要介紹心愛韓劇給我,希望把我「踢入會」,我也於是只好默默地等待另一套韓劇來給我來一下「第二次衝擊」

2014年2月2日 星期日

另一個字母降? —「被融合」 教育的NCS學生

文: 陳諾*

「教育現場啟示錄」系列 (四)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年1月5日

最近這幾年,香港的教育制度彷彿中了「字母降」:TOC(目標為本課程)丶TSA(全港性系統評估)丶 NSS(新高中課程)丶SEN(特殊教育需要學生),這些教育計劃和教育政策,影響著一班又一班的持份者,不論是學校、老師、家長、學生,都是一場又一場教育實驗的白老鼠,把我們都折騰得好辛苦。不幸的是,由這一年開始,恐怕又有另一個的「字母降」:它叫做NCS (Non-Chinese Speaking Students,「非華語學生」),亦即是主要為有少數族裔背景的學生。

每次和前線老師談起SEN和NCS,就像咒語一般,總和「頭痛」、「麻煩」、「束手無策」等字眼劃上等號。其實,他們是極待主流社會留意和幫忙的一群,只是大眾對他們 — 特別是本文的主角NCS學生 — 了解不多而已。本文的焦點,正是希望藉筆者曾與他們在學校相處及教學的經驗,加上作為老師的觀點,嘗試點評當前關於NCS的政策,希望帶出他們在學校的實況,讓大眾(特別是較少接觸NCS的前線老師)有更多了解。

在講求平權,共融發展的主旋律下,融合教育政策已經在各間學校「雷厲風行」地執行著。誠然,融合教育背後的方針與理念很難說是不對,畢竟對SEN和NCS學生都好,若果能夠在平等的教育過程中,克服客觀條件上的不利(不論是身體性的還是文化性的、族裔性的),讓他們藉著自己努力增值,同時又能讓所謂的「主流」學生去學習如何與他們相處,去除因不了解而引起的歧視與標籤效應,那確實是一種雙贏的美事。

可惜,在實際執行上,「雷厲風行」的代價就是忽視了學校的差異性與執行力,不論學校實質資源和支援是否足夠,都被劃一地要求要達到目標;在配套不足,資助不到位的情形下,強求融合只為學校與前線老師的沉重教學和行政壓力徒添負擔,正面結果見不到,卻使這類學生成為不少老師錯誤的埋怨對象,最後苦了學校又苦了學生。

可惜的是,當各界仍在熱議SEN融合教育的成效,家校還在摸索如何合作,學校還在調整教學設計之際,SEN這個「字母降」還未解開,另一個「字母降」 — NCS,又來了。

且讓我不厭其煩地強調一次,我不反對融合教育。我所關注及針砭的,是在目前「急就章」的行政風格下,現在所行的融合教育政策到底對我們的對象 — NCS學生 — 是得益了?還是受苦了?

本來,NCS學生的情況並不被主流社會,甚或主流的教育界所留意 —  儘管他們其實已分散地存在香港學校很久,但因為教育局有「指定學校」政策(Designated School Policy指定若干學校專門接收小數族矞學生,並給予特別補助,但其他學校仍可以招收這類同學) ,這班學生一直「似近還遠」地在我們的教育制度中過著近乎「河水不犯井水」的學習生活:他們不知道我們在幹甚麼,我們也不知道他們的存在。在這種奇怪的設定下,少數族裔學生大多相當依賴既有的文化及生活圈子,中學文憑試的內容又比較本地化,種種因素相加起來,就使NCS學生往往因文化差異而難在本地教育制度中有較佳的表現,長遠來說更會影響少數種裔在香港的階級流動與社會融合,形成惡性循環。

有見及此,不少關注少數族裔的團體,例如融樂會等組織均認為「指定學校」政策是問題的根源,既是教育政策上的「種族區隔」,亦是NCS學生難以考上大學的主因。幾經這些壓力團體的奔走之下,教育局在2013-2014學年 一 也就是今個學年 一 決定「從善而流」,一方面取消指定學校政策,另一方面以按NCS學生人頭計算的方法,給予學校三十至六十萬的資助金,希望以經濟誘因鼓勵學生多收NCS學生,從而讓他們與本地學生一同學習,達到種族共融。

故事說到這兒,是不是跟以往SEN學生的政策有點相似?這樣的政策改變又帶來了甚麼影響?

首先,跟SEN學生不同,NCS學生的融合不是只多請一兩個助教就可以解決,而是往往需要重新設計課程校程來給予調整(假設是想能正面「雙贏」地與主流學生融合的話)。況且,NCS學生當中的差異也已經極大:光是學生是甚麼民族、懂不懂英文、來港時間長短這三個變項就足以讓學校難以劃一地為他們設計課程,更遑論理想地與本地學生一起共同上課。除了資源問題,學校到底有沒有經歷與能力去接受這班學生其實頗成疑問。取消「指定學校」政策之後,不少的NCS學生由以往集中在「指定學校」變成透過升中派位隨機地「打游擊」般散落在不同學校。

作為「指定學校」(或者收NCS學生較多的學校),他們的生源統一性較大,而且有較好資源與經驗,可以透過校內分班來減少學習差異;但以今年按人頭計算的方法,一間學校很有可能只收到十一二個NCS學生,而且「廣泛」分佈在不同級別,校方如何教導、如何統整、人手如何安排,就叫人頭痛不已:我們總不能叫一個中四剛來港,不懂英文的巴基斯坦學生每天與一個在港出生,懂得少許中文的中一菲律賓學生天天一起上課吧?

就以NCS學生最讓人關注的中文教育議題為例,筆者曾經在本地教育論壇上聽過一些前「指定學校」為對應NCS學生的不同程度而調整中文課程,結果只是一科「中文」就開出了中文(第二語言)、沉浸式中文、職業中文和普通主流中文四科。放在這些前「指定學校」來說,拆散課程來對應學生能力還是具一定的成本效益,畢竟他們NCS學生人數夠多;但假如某校只收到七個NCS中一新生,中文能力卻差異很大,那校方應該如何是好?

除了教學問題,另一個更細致的問題,就是學校應如因應NCS學生生活習慣與風俗不同而調整。筆者之前任教的學校以收NCS學生為主,每年訂定校曆之前,先要了解主要的學校事項,例如畢業禮,測驗考試等,會否與學生種族的主要節日重疊。這看似胡鬧,但其實有相當重要性 — 我們就曾試過將學校旅行安排在巴裔學生新年,結果出現大量學生缺席旅行的「奇景」。除了校曆安排,不同種族學生儀表的尺度如何拿捏,例如女學生可否帶蓋頭(hijab),有宗教背景的男生可否留鬚,學生禱告如何安排等等,這些細微但對NCS學生及家長具重要宗教意味的事情,往往需要依靠一定程度的接觸與認識才能妥善處理。然而,儘管現在NCS學生分散到不同學校,但大部份學校管理層與前線老師都對這些事情毫無認識,如何能不讓學校和老師「中伏」,有沒有提供合理程序和指引讓學校跟隨,這肯定是教育局在高舉融合旗幟之前,需要為保障學校與老師權益所作的安排。可惜,似乎官方尚欠我們一個方向或說法。

以上這些問題並不單純是「為辯駁而辯駁」,而是活生生地發生在不少學校場域之中。筆者有一個任職於新界英中的朋友,校內因為升中派位來了三位印度學生而頭痛不已。他們雖然已是英中,教學語言與NCS學生較接近,但由於只有寥寥三個,如何設計課程?又如何合適地回應他們的學習需要?學校多次「勸退」不果,老師們又缺乏經驗與知識培訓,結果這三位印度同學每天過著「老師不知怎樣教,我又不知學甚麼」的「半上學」日子。英文中學尚且如此,筆者知道部份有NCS學生的中文中學,每次上課需要中文先說一次,然後用英文再說一次,既浪費不少寶貴的課堂時間,亦令課堂秩序更難控制。

請別誤會我在為「指定學校」政策說情,認為要重回舊路;我想指出的是,融合教育的初衷,是希望在學校以合理的教學效能來作交換,為不同背景的學生去除標籤,教育平等觀念,落實社會公義;可惜現在NCS學生的融合教育方向模糊,具體落實支援不足,相關的老師培訓又才剛剛起步,貿然取消既有政策,改以仿如外判形式的方法讓學校自行面對NCS學生的教育議題,與上文所述,真正幫助到NCS學生學習與適應本地校園生活的「真融合教育」相比,現行的卻似乎只是一個不上不下的山寨版「偽融合教育」。

聖誕已過,2013-14學年已經溜走將近一半,但願教育局盡快檢討目前的政策,例如為學校制定適切的指引或程序,減少不必要的誤會;「鼓勵」及支援有心有力能照顧NCS同學的「特色」學校; 早日在中學與大學銜接方面提供接受中文科作為第二語言的入學條件等等,完善當前的融合教育,別讓NCS學生成為下一個學校教育試驗和政府教育政策搖擺不定的犧牲品。


*作者現職中學教師。

人離鄉賤?外傭問題不能再拖!

文:趙永佳、李子樂(*)

信報2014年1月29日

印傭涉嫌受虐事件引起全城關注,警務處處長曾偉雄日前回應中強調,過去數年每年僱主與外傭間涉及傷人的案件只有約30、40宗,佔全港數十萬外傭相當低的比例。但一些關注外傭權益組織則指出,「浮面」的個案只是冰山一角,不少受虐外傭可能因為種種原因未有舉報僱主。我們早年合著的《人離鄉賤?:香港外籍家庭傭工狀況調查》中利用於2001年所進行有關香港外傭狀況的問卷調查發現,本港僱主違法的個案絕非罕見。當時我們的結論中更提醒,印尼傭工是「受虐最嚴重的一群」。

依靠外傭服務的家庭眾多
可惜的是,事隔十多年,一直未見有就相關外傭狀況再作全面調查,亦未見外傭狀況受到社會正視,彷彿問題又自此沉底多年。2002年香港共有23萬多名外傭,2012年外傭人數升至31萬人,當中菲傭(49.9%)和印傭(47.8%)各佔整體近半外傭人口。但與此同時,香港家庭對外傭服務需求逐年有增無減。根據2011年人口普查的資料 (見附圖),香港家庭對外傭服務需求非常大,每十個住戶就有一個僱用外傭。整體聘請外傭的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是$53,000左右,大部分住戶每月入息高於$30,000,當中最多的一群為每月入息十萬或以上的住戶。2011年全港住戶入息中位數是$20,500;有近兩成聘請外傭的住戶(16%)每月入息低於$20,500,低於$30,000的更高達四分一(25.2%),可見倚賴外傭服務已不限於中高收入家庭。

大多數聘請外傭的住戶屬三至四人家庭(63.8%),兩人住戶為數亦不少(16%)。多於六成聘請外傭的住戶(63.1%)有17歲或以下的家庭成員,逾一半的住戶(52.9%) 有12歲或以下的孩童。接近三成僱用外傭的住戶(26.5%)有年屆70歲或以上的長者,當中獨居長者的住戶佔七成之多(69.9%)。另外,同時有12歲或以下孩童和70歲或以上長者一起住的家庭,他們佔整體聘請外傭的住戶4.6%。



上述所引用的數據可以看出,香港家庭對外傭服務需求很大,僱用外傭家庭遍及高中低不同收入階層,而且高達四分三聘請外傭的住戶,不是有孩童就是有長者同住需要人照顧。隨著「雙職家庭」日趨普遍,一日香港社會還未有足夠的安老扶幼的家庭服務提供,香港家庭過份依賴外傭服務的情況也難以逆轉。
所以面對眾多家庭都需要依靠外傭服務,我們必須正視僱主與外傭之間既矛盾又複雜的關係。

正視僱主與外傭之間的關係
我們早年曾與二十多位僱主和外傭進行深入訪談,了解他們僱傭之間日常的溝通和相處。很明顯,外傭工作有別於一般僱傭關係,外傭工作地方是僱主的私人居所,而且僱傭之間出身背景、種族、國籍等等有明顯的差別。所以鑒於這種工作性質的特殊性,在僱主與外傭日常相處的過程上,雙方均需要時間磨合,揣摩彼此角色、權利及責任,並訂立界線,以達至良好的僱傭關係。

據訪談資料分析,僱傭關係可籠統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僱傭會建立緊密的私人化關係,正面的情況是雙方視彼此為一家人,但負面情況卻是僱主視傭工為私人產物,任意對待,這情況正是備受批評那種「主僕」尊卑關係,甚至有人稱之為現代奴隸制。另一種僱傭關係的類型是「公私分明」,僱傭之間「均均真真」商討工作細則和待遇等事情,但這種相處方式不必然能讓兩者關係變得平等,例如有受訪傭主將家中外傭比喻為「工人機器」,要求外傭嚴格遵守各指令行事。另外,為了避免教出「港孩」,有些僱主會因此「善待」家中外傭。因為他們會考慮到,如果家長天天指罵外傭,子女會自自然然跟著做,而且事事有外傭為子女代勞,亦容易令子女變成服侍慣的小皇帝。

我們在此處要說明的重點,僱主與外傭關係並非單是他們本身有沒有良心或有沒有意願去守法的問題,而是他們處理與外傭的關係時其實存在不同的方式。僱主如何選擇哪種方式較為恰當,則需視乎自己的實際情況和外傭的特質而定。但不管怎樣,對於外傭一方來說,鑒於其工作性質,外傭的處境說到底也是非常脆弱的。

與外傭組織合作 維護外傭權益
為維護外傭免受剝削,並令隱藏個案浮上水面,政府計劃除了加強查察違法僱主和中介公司外,可以考慮首次來港的外傭必須接受外傭職前權益工作坊, 以了解有關僱主及外傭的權利和責任、職安健等各方面的知識,亦讓外傭知道一旦遇到拖欠工資、受虐等問題,如何求助和舉報僱主。我們建議這個強制性工作坊必須由勞工處與外傭組織合作,例如菲傭由菲籍傭工組織安排,印傭由印尼籍傭工組織安排,因為他們對自己相同國籍的傭工來港工作過程、家鄉背景、常見問題等等最為熟悉,亦較易獲傭工信任。政府外判給外傭組織舉辦工作坊,向他們提供資源,也有助於加強他們維權組織的能力。此外,勞工處相關部門亦應考慮設24小時外傭求助熱線,並僱用至少一名印尼藉人員,以協助處理印傭查詢。


(*)趙永佳現任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副所長、李子樂為社會學博士候選人

「無良僱主」與「不良傭工」以外的深層次矛盾

文﹕趙永佳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4年1月26日

首先要申報利益,我家在過去十多年都有聘請外傭,一直與家中Auntie(兒子對她們的稱呼)和睦共處。最近,服務了十年的Auntie成功「移民」加拿大,正在等候簽證,於是我把她曾在我家工作的姐姐聘來增援。早在2000年我已與外勞組織合作研究外傭處境,並警告印尼外傭成主流會增加歧視和種種違法問題。

外籍家庭傭工Erwiana被虐事件曝光後,輿論普遍都站受害一方,痛批僱主殘暴、政府部門反應遲鈍及法例保障不足。不少討論更比喻外傭制度為現代奴役與人口販賣。同時,網上亦充斥僱主對「不良」外傭的控訴。去年獨立媒體轉載一篇印尼傭工報道的譯文,就引發了不少外傭僱主留言,指責報道對僱主不公,更有人趁機狠批不良外傭的種種「惡行」。

外傭過去對香港貢獻毋用多言,大部分外傭與僱主其實都相安無事,但間中總有「害群之馬」破壞了這種和睦關係。此外,隨着每次外傭「事件」曝光,外傭制度的爭議都會被翻炒:這邊廂關注外傭權益人士會要求改善外傭僱傭條件,那邊廂則有外傭僱主不斷控訴外傭的「不良」行為。

當然,外傭法例保障不足、有關當局執法不嚴,以及個別無良僱主對外傭的離譜行為,皆是問題的成因。但退一步想,究竟是怎麼樣的社會制度,把外傭與僱主迫到這彷如困獸鬥的局面?究竟「無良僱主」與「不良傭工」反映了香港怎樣的深層次矛盾?

按本港法例聘請外傭,支付最低工資(雖然我家Auntie工資高於最低工資),並要求外傭在家留宿,雖則合法,但有否剝削?有否不公?我常撫心自問,也曾和家中Auntie討論,但越深思就越發覺問題其實很複雜,難有簡單答案。對大部分外傭僱主家庭而言,真的可以不聘請外傭嗎?我們對外傭僱主的印象,多是高收入中產家庭(如最近兩個虐待外傭事件中的僱主),但其實僱用外傭的家庭差異相當大。最近有聽眾在烽煙節目中致電特首,說自己家庭收入三萬多,但除交租外,另一筆大開支就是要聘請「姐姐」,可見月入三、四萬,而且又聘請外傭的雙職家庭其實比比皆是。

雖然我們沒有數據支持,但我依然相信,不論「無良」僱主或外傭,都應該是少數。因此,個人認為外傭制度最大的問題,是我們從來沒有思考如何減少對外傭的依賴。「有史以來」,外傭數字年年攀升,究其原委,不外乎是香港的家庭服務─尤其是護幼安老服務─嚴重不足。試想想,一個香港雙職家庭,有就讀小學的小孩,除聘請外傭,還有甚麼其他選擇可以分擔照顧孩子的工作?若家中有不願意進老人院舍的老人家,或甚至家有殘疾成員,除了外傭,還有誰可以在家務上援助他們?

外傭不單令不少香港婦女可以投身勞工市場,也令不少有不同需要的家庭減輕了家務負擔。但長期以來,香港把護幼、安老、照顧殘疾的工作「內判」了給外傭,我們是否到了時候要思考如何減低對外傭的依賴?我不是本土主義者,不是要阻止外傭來港,但因為有了外傭,香港的各種家庭服務市場長期萎縮,政府也彷彿有了理由對這方面的責任視而不見。

我們既不應阻止外傭來港工作,也應該發展本土的家庭服務。唯一方法就是在逐步改善外傭待遇的同時,由公營或資助機構提供大量大部分家庭都能負擔的托兒、安老院舍,及其他到戶家庭服務。不久前,政府通過買位一定程度上成功發展了一個安老院舍市場(當然大部分院舍的質素和價錢還有待改善),但資助托兒服務,不論暫托,日托都遠遠滿足不了該類服務的需求。幾年前的外傭徵款,其實就應該用來開發和補貼家庭服務,而不是花在漫無目的的所謂再培訓工程。

家庭服務的不足帶來三方面的問題:第一當然是把大量婦女束縛在家中。第二是限制了婦女,尤其是教育水平較低者,在勞動市場所能找到的工種。有學者指出大部分全職主婦的教育水平較低,鼓勵她們就業又未能找到適合工作,可能有反效果。但通過擴充家庭服務,就可以增加婦女就業的工種及其需求(我們先不要談要婦女從事這些行業是否在鞏固傳統性別分工)。第三,沒有可負擔的家庭服務,香港便永不能減少我們對外傭的依賴。今年的施政報告承襲過去幾年政府對安老服務的重視,也有些新猷。但在托兒服務方面,就算今年大破慳囊,除了承諾增加日間暫托和「社區保姆」服務之外,施政報告也沒有什麼大動作。更重要的是,我們還是沒有開始反思過分依賴外傭為香港帶來的結構性問題。

雖然「嚴刑峻法」可以某程度上減低苛待外傭的個案,但外傭制度為香港帶來的挑戰,就不單是否善待外傭那麼「簡單」,而是香港以後的社會如何發展的問題。而且現在周邊各國開始發展,外傭供應越形緊張(如泰國傭工來港的數字已大幅降低)。同時,歐洲、美加對外傭的需求日增,限制也逐漸降低。我家Auntie告訴我,在港菲傭如果能滿足移居加拿大的條件(曾受約兩年大學教育和有相關工作經驗)的,都在考慮或正申請到加國工作。隣居的外傭更有冒險精神,手持旅行簽證就跑到俄羅斯打「黑工」去!

她們為什麼要離開香港?當然絕大部份不是因為無良僱主虐待,而是因為彼邦的待遇和保障更佳。以加拿大為例,工資和當地低薪工人看齊,稅前最高能拿上約2000元加幣(港幣14000元)。更重要的是,她們在兩年後就可以申請居留權,然後把家人接過去定居(我家Auntie就是主要為了女兒而移居加國)。

就算沒有所謂奴役問題,對外傭而言,若西方國家開放外傭移入,香港的吸引力也會大減,聘請外傭也會愈見困難。明顯地,現在也只有一般教育程度與海外工作經驗較差的印尼,甚至孟加拉女性,才會來香港打工。而來港外傭教育程度較低與缺乏工作經驗,也直接增加僱主與外傭間的磨擦。如果我們現在再不開始計劃如何長遠降低對外傭的依賴,終有一天,我們將會發覺外傭奇缺,儼如今天的本地洗碗工一樣。

還有就是,我們確實應該改善外傭待遇和保障他們權益,但我們也應平衡香港家庭的需要和外傭來港工作的願望。一個例子是台灣。台灣政府近年大幅提高外傭待遇和本地工人看齊,亦收緊外傭僱主的審批,結果就是外傭數字大跌,以致有需要的家庭也未必能獲批外傭簽證。就算家中有長者要照顧,但若官方判定家中已有人能提供照顧,就不會批准,以致早前就有個案因為申請家庭的六十歲女兒被認為「可以」照顧八十歲媽媽,而不獲批聘請外傭到台灣。

外傭問題,是當下全球化世代最棘手的問題之一,就算加國有較完善的法規保障,但網上一查,也有不少對該國「現代奴役」一類的指控。有關對中介費的限制就更是名存實亡。我家Auntie說她要付上25000港元的「訓練費」,才可申請到加國,而她的朋友在另一家中介公司更要付出近四萬元。


要疏解外傭問題的深層次矛盾,除最低限度要嚴懲違法行為外,我們其實更應思考如何為香港家庭提供在外傭以外的種種支援。如缺乏這方面的討論,無論我們如何嚴打無良僱主或痛批古惑外傭,最後也只會激化僱主和外傭兩個群體的矛盾,未必有助根本上解決香港的外傭問題。

2012年11月27日 星期二

「江南Style」的全球想像


趙永佳
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副所長,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長期關注中學通識科發展。


(原文刋於2012年11月22日《明報》「通通識」)



時至今日,這個地球上不知道或沒有聽過「江南Style」或向其致敬仿效之作的大概沒有幾個了。執筆之時,在Youtube上,南韓藝人Psy(原名朴載相)的音樂視頻(MV) Gangnam Style(江南風格)已累積了有史以來最高的八億三千萬的點閱次數。和它有關的視頻也超過九萬條(以中文「江南Style」搜尋則有八千多條結果),大量的模仿、「惡攪」作品在Youtube上廣泛流傳。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韓國人)指「江南Style」是一股「和平的力量」,而美國總統奧巴馬也是粉絲。在世界各地的音樂排行榜,「江南Style」都能名列前茅,到了九月,亦被堅尼斯世界紀錄大全確認為在Youtube上最多觀眾「喜愛」的視頻。



「江南Style」與全球化的關係驟眼看來是如此明顯,很多同學可能都會認同這是一個文化全球化的現象,是現今在全球化的世界,普及文化商品在互聯網上快速流通並透過媒體的相乘效應(multiplier effect)而成為全球性文化現象。很多同學也會懂得如何以「江南Style」在不同地方都同樣受歡迎來說明它是如何成為一個全球現象,也可能會把它放在「K-pop」的脈絡中分析。

不過,在這些全球化分析「基本動作」之外,同學們又可知道有什麼其他角度來發揮我們對「江南Style」的全球想像?

「江南Style」的出現和全球化有何關係?

首先,我們可以分析「江南Style」的出現的全球化背景。「江南Style」的音樂風格,和其他「K-pop」MV有不少相似之處,如電子音樂、嘻哈(Hip Hop)、誇張的舞步等等。但大家是否知道,無論K-pop,或「江南Style」本身都是全球化下美國流行文化「東漸」的結果?

當代流行音樂的發源地是英、美兩國,而南韓因為和美國關係密切,通過美軍基地、駐軍,和美國媒體的影響,美式流行音樂其實比在其他亞洲國家的影響更深。節奏怨曲(R & B)、Hip Hop、說唱(Rap)等典型美式音樂風格在南韓是早早生根。所以有評論更指K-pop也只不過是美式流行音樂的變種。而Psy的音樂風格,就更是「美國製造」。原來他最愛的音樂是英式搖滾樂如Queen、Bon Jovi、Guns N’Roses等(偶像是Queen的Freddie Mercury),但他在2000年前後在美國波士頓大學中途退學,並曾在當地的巴克利音樂學院進修(也沒有畢業),當時正值嘻哈(Tupac、 Notorious B.I.G.、 Eminem)當紅之時,因此「江南Style」中的反諷、戲謔的說唱風格,本來就深深地刻上了美式黑人音樂的烙印。而MV中Psy的造型,他也曾在訪問中承認是參考荷里活喜劇片「Naked Gun」和「Dumb and Dumber」中主角的屌絲造型。

也有不少論者聚焦於「江南Style」MV與歌詞中的含意與反諷刺意象。南韓首都首爾被漢江一分為二(所以前稱為漢城)。原來市中心在漢江以北,但在韓國經濟起飛之後,逐漸飽和,於是政府在八十年代開始開發漢江以南地區,成為新的經濟、商業中心,「高檔」中產住宅小區林立,傳统名校紛紛進駐,餐飲、娛樂設施發達,甚至美容醫療(整容)事業也是高度集中。逐漸「江南」地區就成為時尚、繁華的代表,而江北就變成老土與粗俗的象徵。

無獨有偶,今年的韓國賣座電影《初戀築跡 101》(Architecture 101)也有談及首爾的南北問題。在電影開始時,在建築學概論的課堂上,大學教授要同學把每天由家裏到大學的路線畫在地圖上,發覺同學多來自江南中產區域,對江北的地標以至首爾的歷史都不甚了解。而男女主角則碰巧同樣來自江北,每天都乘同一跳線巴士上學,因此男孩就開始暗戀女孩,但男孩一直沒有勇氣表白,直至15年後重逢。有點老套的「那些年」故事,但也很好地點出了江南、江北的階級分歧在韓國的集體回憶中的分量。


Source: Kim, Jea. 2012-08-09. “Korean Music: Psy’s “Gangnam Style” and “Gangnam Oppa” in “Architecture 101”” http://mydearkorea.blogspot.hk/2012/08/korean-music-psys-gangnam-style-and.html


江南地區的奢華,是「江南Style」的核心,騎馬、桑拿、高級會所的泳池、夜總會、美艷、性感的少女、型男帥哥、遊艇、高價的咖啡、狂歡達旦等都是MV和歌詞中的重點,但這些「江南現象」,其實在所有全球化下帶動成長的全球城市(Global City)都有出現,並非首爾獨有。一方面,全球化在韓國帶動經濟起飛,令首都經濟快速增長,市民收入普遍增加。但另一方面,全球城市發展卻往往以金融業為主要發動機,資金的大量流出流入令金融及周邊的商業和高檔服務業一枝獨秀。於是,貧富懸殊愈見嚴重,收入差距不斷拉開。因此大都市內的高收入人士的生活方式,和「一般」民眾的差異也日見明顯。「老土」與「時尚」,實用與浮誇,就成為城中不同階層的文化標記。因此,歌曲中對江南風格和品味的諷刺,才會在韓國得到巨大的迴響與認同。在全球城市中貧富差距擴大的情况與社會結構的改變在不少亞洲城市,如上海、香港、東京、台北都有出現。香港可能沒有一個如「江南」地區般由一新開發區變成時尚潮人聖地,但「中環」與「MK」(旺角)、「尖嘴」與深水埗在城市面貌和生活風格上的確也是有巨大差異。

而Psy最特別的地方,就是他本身就正正代表了在全球化下的既得利益階層。他是娛樂企業少東,曾在美國遊學,「江南Style」爆紅之後會和Justin Bieber的經理人相談合作。由他唱出對「江南風格」的嘲弄,本身就是對全球化對韓國帶來的社會影響的極大諷刺。「江南Style」成為一全球現象,也很好的說明了全球文化現象大多有「在地」基礎,「江南Style」如果不是先在韓國走紅,大概不會在網絡上為人「狂推」。

文化全球化的內在邏輯

網絡是文化全球化的重要媒介,因此了解兩者之間關係也是明白「江南Style」現象的關鍵。「江南Style」背後的「YG娛樂」巧妙的利用了互聯網來把「江南Style」炒熱,早早把MV上載至Youtube,而原來「江南Style」也是2012年的即時戰略遊戲「星際爭霸II﹕自由之翼」在韓國舉行的全球聯賽的主題曲,在7月就開始在國內走紅。到了9月,在斯得哥爾摩舉行的歐洲總決賽,冠軍Stephano與其他參賽者和觀眾也在賽後隨着音樂大跳騎馬舞,於是網絡上也就出現「江南Style」式的集體快閃活勳的視頻。

群眾外包 / 眾包「Crowd-sourcing」也是在網絡空間上的主要「生產模式」,在「江南Style」的走紅也扮演了主要角色。「YG娛樂」和很多唱片公司不同,並沒有強調版權,除了把MV上載至Youtube之外,又沒有阻止後來出現的「惡搞」和模仿作品。在互聯網2.0年代,「人人都是作者」,於是張三李四都可以搖身一變成MV製作人,以手機及其他簡單影音器材,製作一套「山寨」視頻,再配上原來音樂,就可以上載至網站和公眾分享。


亦因為互聯網在不同社會的不同在地發展形態,我們也見到「江南Style」在各地的不同傳播路徑。它在南韓首先通過互聯網走紅,當然與當地的寬頻互聯網滲透率全球數一數二有關,而Youtube在美國和西歐也是非常流行,反而在日本,Youtube並流行,而k-pop一直傳播的途徑是電視、現場表演和唱片等傳统媒體。在網絡世界中反而充斥着「嫌韓流」,網上論壇往往是散布反對南韓娛樂企業「操控」日本傳统媒體言論的地方。因此日本人對以Youtube為主要擴散手段的「江南Style」並不感冒,實在不足為怪。反而有評論指日韓外交關係緊張而連累「江南Style」卻是有點上綱上線了,亦無視k-pop在日本其實一直都有不俗的發展。

在網絡世界中,「江南Style」和無數在地或其他全球性文化元素進行「雜交」,也有推波助瀾的作用。如到了美國,它可以成為總統競選話題,又可以和美式啦啦隊校園文化結合,在遊戲世界內又有無數Minecraft及Lego版。在香港,變成諷刺南下蝗蟲的工具,到了馬來西亞,它可以和沙巴州的客家文化雜交而產生了「Orang Sabah Style」和「Sabah Hakka Style」。在台灣,就有二百多個「雷音三太子」(一種民俗表演藝術中的巨型人偶)一起跳「江南Style」挑戰世界紀錄。連南韓的死對頭北朝鮮也要參上一腳,以江南Style來諷刺南韓總統候選人朴槿惠(已故獨裁者朴正熙的女兒)。當然南韓也有藝人還擊,以「江南Style」諷刺北朝鮮領導人。



對大部分境外人士看來,原版MV的在地意象其實都不大了了,他們看到的只是強勁的節奏,反覆的歌詞,以及獨創有趣的舞步,這和1996年西班牙河邊人二重唱演唱的「瑪卡雷娜」(Macarena)有很多相同之處。對於不懂韓語的人,MV大概給他們最強烈的感覺就只有「超搞笑」。在Youtube上的「Teens React」頻道中,把MV給一班十來歲的青少年觀看,然後問他們的感覺,而最常見的回應是「不知道他在唱什麼,但就是覺得爆笑!」而在Youtube上的大量仿效之作,也只是把MV中的舞步及場景照搬一遍,如錢國偉的「Hong Kong Style」及俄勒岡大學的吉祥物Oregon Duck的「Gangnam Style Parody」等都如是。芸芸「A貨」中,網站College Humour的「Mitt Romney Style」是少數真正做到「江南Style」的反諷功能,大力挖苦美國落選總統候選人羅姆尼,大唱「我有很多錢,所以你們要選我!」而高登音樂台的「核突支那Style」諷刺內地民眾在香港的種種不文明行為,也有「江南Style」的神髓。



美國文化評論人Andrew Lam指出,普及文化商品,如流行音樂與電視等,要由文化邊緣「越界」到中央,一般而言,「都要求作品『背叛』原來的文化,以致需要重新發明(reinvention)」。就如周潤發的電影和Rain的音樂,就太忠於自身的文化傳統(香港和南韓)而未能在美國大紅大紫。反而,美國的MTV(Michael Jackson)和電視劇(ER等),就因為是由全球文化核心產生,而能毫不掩飾地以美國文化來征服全世界。反觀K-pop的Wonder Girls等作了大量努力去重新包裝並以英語演唱歌曲,但在西方社會還是不能走入主流。

在文化現象的全球化過程中,「失真」的情况相當嚴重,大家在「熱炒」某話題現象時,其實都不會深究其背後的深層內在意義。所謂「得其形,而不得其神」,而「外表」(form)和「內容」(content)分離,是文化跨境傳播的常見現象。好像荷李活的電影在全球風行的,大多都不是有什麼深意的劇情片,而是以動作和奇幻等元素在美國以外吸引觀眾眼球。這說明了就算是在全球化的世代,不同文化之間的鴻溝是仍然存在,而這差異也做成了「江南Style」跨境擴散的成功及其獨特邏輯。

通過深入分析「江南Style」的來龍去脈,我們能進一步了解文化全球化的現象與內涵。下次同學要交IES題目之時,不妨考慮以「江南Style」為個案,以內容分析方法來剖析不同時地不同版本的「江南Style」,來找尋文化全球化的內在邏輯。

後記:雖然中國還未有國產「江南Style」出現,但有論者指出2009年雙人組合鳳凰傳奇的「最炫民族風」(過百萬點擊)是最接近此「神曲」的例子。不過網上的大量「全球」紅星演出版本其實剪輯而成的,並非真人演出,反而Youtube上MV(http://www.youtube.com/watch?v=FHEOfXOqp1Y)的逾千条留言就「別有洞天」,由中華文化的復興到海外華人的民族認同都有觸及,同學如能仔細分析,當能寫成一上佳IES報告。




參考材料
Kim, Jea. 2012-08-09. “Korean Music: Psy’s “Gangnam Style” and “Gangnam Oppa” in “Architecture 101””  http://mydearkorea.blogspot.hk/2012/08/korean-music-psys-gangnam-style-and.html
香港網絡大典. “Gangnam Style”
董思齊. 2012-11-05.「天外「騎」蹟──非典型韓流的〈江南style〉」
Dixon, Tom.  2011.  "The Journey of Cultural Globalization in Korean Pop Music"
Lam, Andrew.  "'Gangnam Style': Crossing Over in the New 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