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6日 星期五

「言者無心、聽者有意」的「通識觸覺」 — 日本動畫《夏娃的時間》與香港家傭議題











常常有同學問我,到底怎樣才算得上是一個「學有所成」的通識科學生。撇取用考試分數這個老掉大牙的量度準則以外,我以為,一個好的通識學生,應該可以培養到一種「通識的觸覺」,能夠敏銳地察覺到不同議題中的矛盾,找到討論的切入點,並可以用不同角度去思考或分析現象。若能做到這般工夫的同學,恐怕都已經練成「通識神功」,能夠逍遙遊走各種議題。
這樣說或許武俠味道重了點,且讓我舉一個最近個人的小例子,來說明如何將通識科融入生活。
比方說,當我觀看動畫《夏娃的時間》時,我驚覺它一矢中的地切中了香港近期熱烈討論的社會議題 — 這套來自東洋,原是不折不扣的超現實科幻動畫,竟然能與本港外傭議題扯上關係。這些聯想可能只是「言者無心、聽者有意」的對號入座,但細心觀察過後,卻大有異曲同工之妙。
動畫是在20088月開始在網路發放,一套共6集,每集15分鐘動畫短片;20103月再編輯成一部90分鐘的電影。就動畫本身而言,其製作水準極高:畫面細緻,電影感極強,光影明暗的配合都相當妙絕,鏡頭調度與角度更是一流。人物的造型設定優美,尤以女角為甚,聲優的陣容更是同樣「強大到不可思議」(網友十阿彌語),包括福山潤、田中理惠、佐藤利奈等,可謂顆顆巨星。
動畫故事中的時代裡,社會上對有高度人工智能的家用機械人有既定的歧視性規範與看法,認為不應把它們視作人類,而是應該把機械人看作成「家庭電器」一般,甚至有「倫理委員會」等反機器人的團體,在媒體對機器人的普遍應用提出異議;社會上亦有所謂的Dori族(Android Holic機械人精神依存症的日語簡寫),諷刺某些把機械人視作人類的年青一代。換言之,這是一個有好像種族隔離 (Apartheid) 制度的「差別待遇」社會,只是對象由有色人種換成機械人而已:例如動畫中的機械人被設定有光環投影在頭上,而光環的內容會顯現所有者現在執行的指令,這和納粹在猶太人身上刻上特定的印記一樣,都是標明不同種族不同身份的工具。
動畫中陸夫是一名中學生,父母常在外工作,「擁有」一名家傭機械人莎美照顧他和姐姐二人。每天僱主會從機械人的儲存體中下載GPS移動記錄,以監控它的行動。有一天陸夫留意到莎美的紀錄中有異常,在沒有命令的情況下去了一家叫「夏娃的時間」的咖啡室,於是就和同學正樹一起到這家咖啡室一探究竟。
「夏娃的時間」咖啡店有一條特殊的規則,就是在那裡人類和機械人沒有區別的,而機械人也可以把光環關掉,和普通人一樣享受休閒放鬆的時間。跟莎美到夏娃的時間後的陸夫,碰到了各式各樣的機械人,逐漸令他充份認識到機械人其實和人類一樣有人格與自我意識;在第二集裡,他更發現了莎美到夏娃的時間的真正原因,原來是因為陸夫曾投訴她泡的咖啡不好喝,所以要向店主學習如何為他泡好一杯香濃的咖啡,令陸夫大為感動,從此解開對機械人的心結,能夠和它們「正常」相處,還成了「夏娃」的常客。
正樹的故事就更曲折:他的單親爸爸雖在反機械人組織工作,卻因長期不在家,要依靠家傭機械人D-TEX照顧。有天他爸爸發現D-TEX對小正樹表現太「親切」,於是命令它不可再與正樹談話。正樹當時年紀還少,不知就裡,只以為D-TEX生他的氣不和他說話,大受打擊,從此對機械人有產生陰影。正樹的爸爸打算取締「夏娃」,D-TEX替他整理資料時發現,恐怕取締會牽連正樹,因此私下跑到「夏娃」要警告他們。動畫的高潮就是D-TEX為了保護正樹,違反了爸爸的命令而出言警告他,正樹至此才明白D-TEX並非背叛了他,而只不過是害怕違反命令會被帶走而不能繼續照顧正樹。
總括而言,動畫製作堪稱超一流,劇情也相當感人,但有網友就指出在日本動畫,描寫人與高智能機械人的隔膜與和解的故事其實比比均是,說不上有新意,只不過本動畫的表達手法實在完美云云。
誠然,打從手塚治虫的《鐵腕阿童木》開始,日本動畫中人與機械人的關係就是常見的題材,不過,我在看完這動畫之後,卻強烈地感到它正正是我們與身邊的外籍家庭傭工關係的寫照 — 微妙的是,日本的一般家庭幾乎是沒有家傭的,所以現實中也沒有主人與家傭關係的議題;但套入本港家傭的議題去看,竟是對應得相當完美。
在香港,有大約百份之十的家庭僱用了超過二十五萬的外籍家傭,一直以來,傭工和家傭的關係,一般都較為疏離,談不上了解 — 這些似近還遠的感覺,那種親密的他者,使我看到外傭都帶著如同動畫中的機械人般「他者」的身份。將這個聯想放到本港外傭上去看,也是恰巧的相似得出奇:有僱主會因為孩子與外傭過份親熱而不高興,也有家庭對待外傭仿如陌生人;本港也有如動畫中「倫理委員會」一般的反對外傭擁有居港權團體,要守護港人與「外傭」之間的界限與距離;甚至有年青人在YouTube中上傳了「我們都是外傭的孩子」短片,訴說與外傭的感情,卻受其他港人嘲弄與攻擊,那情況和待遇都與動畫中對機械人親切的Dori族完全一樣。
事實上,雖說外傭與機械人的比喻相似的緊要,但二者比較下,還有一個重要的元素沒有談及,這就是外傭來到香港的背景 — 這個就牽涉到全球化的議題 —也是我們將動畫連結外傭,再從外傭連結到通識課程的切入點。
作為全球化運動下「外飄」的勞工,儘管親切到每日「朝見口,晚見面」,然而礙於國藉、文化、生活習慣,甚至階級的種種不同,港人對外傭這個「熟悉的陌生人」其實認識不多,主流媒體才鮮有外傭較正面的報導。不過若要開始了解這個來自遠方的鄰居,也有幾本作品可以介紹一下。
首先是人類學家Nicole Constable的《Maid to order in Hong Kong》,是香港第一本描寫外傭的學術著作,但書中以較激進的視角描寫外傭家庭中權力關係,例如僱主如何控制外傭,外傭又如何反抗等。這些當然是事實的一部份,但卻嫌只是表面化地描述了外傭與本地家庭的複雜關係,而且對於通識老師及學生而言,也可能未必易於消化。
反之,台灣的他山之石,則可能是讓我們了解這議題的捷徑。台灣學界對外勞的研究與報導比較全面與細緻,這也是台灣知識份子公眾關懷的體現。其中台大社會學系藍佩嘉的《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2008)正是最好例子;而她以「跨國」的全球化角度入手,也能對應通識課程的範圍,值得留意。藍佩嘉以「跨國灰姑娘」來比喻來台家庭傭工的多重複雜處境,一方面描述外籍家傭如何以跨國遷移來改變自身與家人的命運,另一方面也探討了雇用外傭對僱主們的沖擊。《跨》書能夠較立體地以來台家傭的處境為例,剖析外勞工作的情況,值得一讀。
至於由社運人士顧玉玲所著的《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雖然不是學術著作,但全面忠實地呈現、記錄八位菲律賓移民勞工在台灣的故事。作者站在勞工運動的角度,書寫幾近最底層工人的經歷,但悲情的故事在作者筆下點到即止,以不煽情、真實的故事來打動讀者,是感性而真摯的作品,或許能讓我們對外勞有更多感性上的了解。
話說回來,《夏娃的時間》雖然敘述的不是香港的故事,但動畫中的機械人與人類互相認識並學習共處的寓意,套用在本港外傭議題上,一樣值得深思。今次從外傭居港權爭議中可以見到香港主流社會對外傭了解不足,也可看到對外傭的誤解和形象之根深蒂固,加上本土學術界也缺乏討論,令到社會輿論以至網民反應多只建基於表面認識,重複社會上既有的定型與偏見。我相信,受過通識教育訓練的孩子,應該能夠打破這些梏桎,重新去認識社會上的外傭們;至於將外傭議題放在全球化中外勞處境的背景去了解,則既能切中議題核心,避免我們在討論相關議題時失焦,只落入單純二分「我或他」的思考問題之餘,亦能扣緊通識課程,免卻成為「超出範圍課程」的「課外討論」,失去讓學生在課堂上了解與認識的契機。

伸延閱讀:
Constable ,Nicole. (2007). Maid to order in Hong Kong. Ithaca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7.
藍佩嘉 (2008)。《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台北市 : 行人文化實驗室。

顧玉玲(2009)。《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台北縣中和市 : INK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
趙永佳(20121月)。〈《夏娃的時間》— 我家有個機械人?〉。《讀書好》,頁32-33

作者趙永佳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原文刋於20121月號第52期的《讀書好》雜誌。本文為配合本博客的通識風格而稍有更改,原文的網上版可參考《讀書好》雜誌網站:http://www.books4you.com.hk/)

2011年12月12日 星期一

大家齊齊撐通識

今天很多任職老師的朋友都把一篇名為《希望你會跟我一起撐通識》(http://diumanpark.mysinablog.com/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3295174)的文章放到社交網站和大家分享,結果就成為我Facebook News Feed上的置頂條目。作為同樣關注通識科的我,看見它「人氣旺盛」,又與通識科有關,自然馬上按進博客網站,一看內裡乾坤。

細看這篇文章,原來這是博主葉一知先生以前線通識科老師的身份,對早前《星島日報》一篇名為《通識淪為背誦學科(http://hk.news.yahoo.com/%E9%80%9A%E8%AD%98%E6%B7%AA%E7%82%BA%E8%83%8C%E8%AA%A6%E5%AD%B8%E7%A7%91-221224495.html)的專欄文章所作出的回應。葉先生以他個人的教學經驗,並援引部份通識科試卷的例子(部份例子為以往高考通識科試卷),逐一回應《通》文內,有關通識科的各種批判。文章內,葉博主回應了不少有關課程、考試,以至通識科與政治意識等問題,見解頗為獨到,我亦無意在此獻醜;但站在介乎局內與局外的界線之上的我,還是想在此寫一下,通識科對老師,以及課程的影響,繼續「推一推」《希望你會跟我一起撐通識》的討論。

首先,先從作者身份去看,葉先生以前線工作者的身份去評論有關通識科的議題,這是絕對值得支持及鼓勵的。事實上,有關通識科的爭議並非朝夕之事,自它以「必修科」的身份被納入高中新課程以降,社會上就一直存在著討論通識科的聲音。這些不同的聲音,有的來自學者,有的來自政府官員,也有的來學生和家長,可謂百家爭鳴;但作為最前線的老師,他們的聲音卻可能被受忽略。當然,我並不是指老師的聲音就應該凌駕其他聲音,我想說的是,他們作為真正處於最前線的局內人,應該最能了解到通識科的情況與處境,也最能明白到通識科的利與弊。我相信教師們的專業意見及分析,應該最能反映到通識科的實況,也最能對這個學科作出反醒。

其次,以我個人協助培訓通識老師的經驗來看,在有關「讀死書」的議題上,恰恰與《通識淪為背誦學科》一文的論點相反:正正因為通識課程開放,不能死記硬背,所以才會造成前線老師壓力。通識科的議題是與社會現象緊貼的,以往「一本通書讀到老」的方法變得失效,自然需要定期更新相關知識,才能確保同學對社會上的新議題不會完全無從入手,但換句話來說,這也無形中增加了老師的工作量,不少通識老師都投訴通識科比其他科更需要投資時間與資源。我認為,這正是學制改變的陣痛,但這陣痛換來的,可能是引領我們香港學生遠離「填鴨」的出路。我們應該加強對老師的支援,走過這段難行的新路,而不是重回不合時宜的老路。

跳出來說,通識科在課程的方面上,它開放態度,還做了一個很重要的示範作用。在新高中通識課程中,老師在課堂設計上有相對較大的寬容度,在選取議題與課程框架時的配合自然能有較好的平衡;反之,在舊有的學制中,不少與學生貼身的議題,例如即時性的社會問題等,往往難以收編入課程框架,更遑論帶到課堂上和學生討論。這個情況的結果,就是我們課堂上所學習到的東西,可能其實與自己生活並不相關,甚至脫節。這種脫節不但是「高分低能」現象的遠因,更使我們與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社會的關係變得陌生,長遠下去,我們更會失去反思和反應的可能。

總括而言,通識科的要求與之前的科目都不同,它是一門要求綜合分析的科目,要求學生分析表達能力兼備,更特別的是,它希望學生能夠時刻緊貼社會議題,了解社會發展方向及趨勢,方能「修成正果」,成為真正「通通識」的學生。最後,我也在此呼籲一句,希望你也會跟我一起撐通識。

伸延閱讀:

刁民公園。2011129日。〈希望你會跟我一起撐通識〉。(http://diumanpark.mysinablog.com/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3295174)

雅虎新聞。2011122日。〈星島日報:通識淪為背誦學科〉。(http://hk.news.yahoo.com/%E9%80%9A%E8%AD%98%E6%B7%AA%E7%82%BA%E8%83%8C%E8%AA%A6%E5%AD%B8%E7%A7%91-221224495.html)

作者趙永佳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2011年12月2日 星期五

病者有其藥 ── 藥物專利權與公共衛生

醫學在過去幾十年發展迅速,但在發展中國家很多人因得不到適當的治療與藥物而死亡,被傳染病奪去生命的人,比戰爭造成的死亡還要多。造成此問題的原因很多,其中藥物專利權是其中一影響因素。

讓我們先看看一例子。2006年印度專利辦公室,拒絕了諾華公司為一種治療慢性白血病的藥申請專利,理由是這申請跟舊藥物相差不大,未有顯著的效用提高,不符合印度專利法。諾華提出上訴。2006年底,無國界醫生發起了一項全球請願活動,敦促諾華撤訴。理由是如果為藥物的微小改變就能得到新專利,依賴於印度製造仿製藥的發展中國家中成千上萬感病患者(如非洲、巴西、泰國等)或其他多邊組織和非政府組織等都會受到影響。(印度有2/3的仿製藥會出口)。2007年,印度新德里高級法院駁回了諾華的一項條款的訴訟,該條款並禁止為現有藥物的微小改變註冊專利。面對這一裁決,諾華公司稱「印度法庭的裁決將阻礙向患者提供更好藥物所必要創新的投資」。

以上的個案牽涉幾方面的問題。其一是藥物專利權。藥廠為研發新藥,往往要投入巨額的資金,因此對研發出的新藥擁有專利權,而這種專利權受到世貿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TRIPS)保護。目前全球90%的藥物專利權均為發達國家的大藥商所擁有,因此,TRIPS變相給予這些跨國企業享有20年的近乎全球專利。

其二仿製藥的出現。由於原廠藥受到專利權的保護,售價不菲。其他藥廠依原廠藥申請專利時所公開之資訊,產製相同主成分的藥品,即仿製藥。仿製藥能達到「化學相等」、「生物相等」及「療效相等」,但價錢則便宜多了。美國生產的抑制胃酸分泌Astra Merck,售價每粒 $3.76美元,但印度的仿製藥要只需$0.09美元,價格相差四十倍。印度、埃及、泰國和巴西等國家,更已發展出具規模的仿牌藥制造業,它們不但能以低成本制造藥物滿足國內需要,同時更能把藥物輸出海外發展中國家。

一般仿製藥必須在處方藥專利過期後,或在特殊情況才能售賣,例如:2001年及2003年部長會議中,世貿成員國同意公共衛生的重要性,放寬TRIPS的規定,允許發展中國家進口仿製藥,對抗愛滋病、肺炎、癌症、糖尿和肝炎等致命疾病。容許任何成員國輸出以「特許牌照」生產的仿製藥,惟出口對象只限於50個「最低度發展國家」(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及表明協議旨在保障公眾健康,而並非為工業或商業目標。

跨國製藥公司認為,發展中國家的仿製藥,直接影響專利藥物的市場。他們認為,要成功地把一種新藥帶到市場約須5億美元,投資者付出巨額投資和承擔高風險,必須有合理回報,全球統一的20年專利權年期和價格標準是合理的。專利權鼓勵投資,並有助獎勵發明,更能有效地為發展中國家面對的傳染病找到治療良方。企業和個人一樣,都有權保障他們的知識產權免被他人盜用。

但從發展中國家的角度看,貧窮國家在公共醫療上的投入低,藥費須由病人支付;高昂的藥價會直接影響國民的生命。如三大傳染病:愛滋病、肺結核及瘧疾的發病及死亡率主要在發展中國家最高。假如沒有廉價的仿製藥,死亡人數會更高。

仿製藥生產商之間的競爭,亦可令藥價下調。自從印度自行生產仿製的抗愛滋藥物後,愛滋病人的藥費便由每年八萬港元,下降至二千四百港元;大藥廠因為市場競爭亦須調低在貧窮國家售賣的治療愛滋病藥物的售價。如烏干達,愛滋病患者的治療比率得以提高升幅兩倍。事實上,很多從事國際救援組織都依靠便宜的仿製藥從事救援。但如果現實中若仿製藥廠不被批準把藥出口國外,或從事商業目的生產的話,將難以經營,亦難以把藥品價格維持在低水平。

有社會學家認為,世界是不同勢力角力對抗的場所,藥物專利這議題牽涉不同的權勢:跨國大藥廠、法庭、非政府組識、世界貿易組織……看似複雜,卻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醫療社會學提醒我們,醫、藥不單是一個技術或道德問題,而是一個和社會制度、政經、文化都息息相關的議題。如何在保護藥廠的專利權,鼓勵投資,與提高公共醫療衛生水平,放寬仿製藥的生產之間取得平衡,將是未來全球社會面對的一大挑戰。

作者馮惠卿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本科及碩士畢業生,曾任教中學通識教育科,現職中學圖書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