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件球衣看全球化與民族國家

很多球迷都有搜集球衣的興趣，我也不例外。最近在內地其中一個專門介紹球衣的網站看到一段有趣的post，內容是關於一件新設計的西藏「代表隊」球衣；後來也有本地報章跟進，並突出其政治意味，並以達賴手持「西藏隊」球衣的照片為文章重點，強調「達賴 like爆」。另一方面，本地愛國報章也很快有反應，兩天後就有文章批評這是支持「分裂國家的行為」，因為中國政府並不承認這支由西藏「流亡政府」所組建的足球隊。本文當然無意分裂國家，只是打算從這樣的一件新球衣，來一窺現代世界中，全球化與民族國家這對難兄難弟的關係。
















(圖片來源：http://www.copafootball.com/)


主場球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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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客球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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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與民族國家

在全球化的討論中，有所謂「民族國家消亡論」（Demise of Nation State），認為全球化的進程，會逐漸令民族國家喪失在世界體系中的存在價值。自中世紀《西發里亞和約》（Treaty of Westphalia）以來，民族國家就成為世界政治的基本構成單位；但隨著全球化的進程在本世紀快速加深，有論者就指這對民族國家有重大影響。例如跨境經濟活動變得日趨頻密和重要，有人就認為「國界」已不再是經濟活動的重要場景。另一方面，當代民族國家的權力，亦承受著全球市場力量及跨國政治組織的不斷沖擊，其中一個常被引用的例子就是國際評級機構對主權債券的評級，對國內政治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好像最近美國國內的財政政策辯論中，評級機構的反應或預期反應，就成為辯論的其中一個重點。因此有論者（如大前研一）就提出在不久將來，民族國家將不會是經濟活動的重心，反而跨國的區域（region）則會成為全球化下重要的空間場景。

不過，全球化下無絕對，也有學者認為民族國家並非注定消亡，反而全球化對當代人類生活的種種挑戰，會激化民族國家的新功能。例如全球化對在地社會生計帶來的風險，不但沒有出現國家職能大規模收縮，反而令政府負擔了愈來愈多的責任。好像歐洲一體化初期，也有福利國家會被迫收縮的擔憂，但事實證明，雖然歐洲各國福利制度經歷不同方向的改革，但整體並沒有顯著收縮趨勢，因為政府正正是要為國民「緩衝」（buffer）了全球化帶來的風險。全球化下國家的政治功能，也不一定會削減：全球化會為國土安全與治安帶來種種挑戰，例如跨境犯罪，偷渡，販毒，跨國恐怖主義等，政府則責無旁貸地成為「守護」國家的最重要組織。

除了政治經濟層面外，其實在文化層面也會有同樣情況，而這種國家權力與全球化的拉鋸，相信會在可見的將來繼續。文章開頭所提及的西藏隊球衣現象，其實也可以放在這脈絡下思考。

我的「師公」史丹福大學的John Meyer對全球化與民族國家的研究自成一派，卻不易讀懂。用日常語言來說，他強調全球化並非和民族國家相剋，反而是當代國家存在的基礎。這套「新制度主義」學說嘗試說明當代世界其實有一套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世界觀」，以「國家」為人類行動與社會組織的基礎，而且有大量的制度安排去支持及塑造民族國家。而這些制度不少為跨國組織，如聯合國、世界銀行、紅十字會等。一般人以為這些跨國組織的出現是對民族國家的沖擊與侵蝕，但John Meyer卻指出，這些組織其實是在支撐民族國家的存在，君不見無論是多弱小的新國家（如東帝汶、南蘇丹），如得到國際組織的承認，就彷彿變成一個「真正」的國家，無論國內情況有多糟糕，在世界政治舞台中都會有一個位置，而其他國家對它也會找一定的規範來與它「交往」。

此外，Meyer也提醒我們，民族國家的存在價值並不單建築在經濟、軍事力量之上，在國際社會上的「合法性」也同樣重要。就像利比亞的卡達菲政權，雖然經濟、軍事的實力都不太差，但因為西方社會的敵視和回教世界的冷待，好像輕而易舉地就被反對勢力推翻了。當然，西方世界或反對派也不過是打算換一個政府，而沒有挑戰利比亞「國家」的存在，這說明當一個民族國家被國際社會承認之後，是不會輕易消失的。所以，國家才是當代國際社會的基本構成單位，有了國家，人民、企業和其他組織才有存在的基礎與活動場境。

在國際社會裡，民族國家的存在會受一定的「規範」所制約，最顯著的莫如是所謂「普世價值」的影響，但這些規範也包括很多看似「約定俗成」的儀式和制度，例如國旗、國歌、憲法等，都是民族國家的一般必須通過的「成人式」。以憲法為例，其實在不少國家都只是無大意義的一紙空文，但卻儼然是每一個民族國家必須擁有的「身份証」。

同樣的「身份象徵」就是各種國際組織的「會籍」，如世衛、紅十字會、及聯合國底下的大量附屬組織。因此沒有這些「會籍」的政治實體就會千方百計以各種形式「加入」這些組織以「證明」自己的合法性。幾十年來，台灣的「外交」史就是台灣政府如何保留或加入各種國際組織的歷程，甚至有「奧運模式」的出現，以「中華台北」代替「中華民國」成為國際組織的成員。

所以話說回來，西藏成立「代表隊」其實就有著這種變相「宣示主權」的味道。同樣，巴勒斯坦足球代表隊在1952年的成立，也是同樣道理；東帝汶獨立後，亦同樣急不及待成立代表隊及参加國際賽。巴塞隆那足球會所在的西班牙加泰隆尼亞省多年來都有獨立的訴求，所以每年都會以加泰隆尼亞隊的名義邀請外隊作賽。記憶所及，中國國家隊也曾在2002年和加泰隆尼亞代表隊踼過友誼賽，素來反對分離主義的中國，看來對箇中的含義就不夠敏感了。

然而，也有主權國家中不是國際足協成員的，例如英國就因為歷史原因，以四個地區足協身份加入；而香港、澳門等雖然不是主權國，但在宗主國的首肯下因為歷史淵源也可以成為「國際足協」成員。那些主權「國家」地位受到質疑地區的代表隊，自然沒有「國際足協」的會籍，所以它們也就成立了自己的「國際」足協「非國際足球總會成員委員會」(Nouvelle Federation Board，簡稱NFB)，也辦了一個計劃兩年一度的萬歲（VIVA）世界杯。西藏「代表隊」成立後也參加了世界野盃(FIFI Wild Cup) 的「國際性」賽事。

錢鍾書《圍城》有這樣的金句:「(婚姻是)被圍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沖進去，城裏的人想逃出來。」其實，國家也是同樣的一回事。國族認同對有些人來說，是一種束縛和枷鎖，覺得全球性下大家應該當一個世界公民，但另一方面的「無國之民」，卻會千方百計甚至拋頭顱灑熱血去建立自己的國家。表面看來，全球化與民族國家看似是「相剋」的現象，但從一件球衣，一隊足球「代表隊」的成立，我們卻可以看到「國家」原來還是不少現代人生活的中心和奮鬥的目標，而從歷史高度看來，全球化正正是塑造民族國家本位主義的背後推手。這種複雜的關係，其實也是通識科和國民(或公民)教育科可以探討的問題。

作者趙永佳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外傭與通識

最近本港高等法院原訴庭裁定，現有《入境條例》限制外籍家庭傭工居港權的條文違憲，並確立居港滿七年的外傭均享有申請居港權資格。根據《入境條例》第二條4a，外籍家庭傭工不得被視為「通常居住」香港，故不符合「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七年以上」；但三位菲律賓外傭向法院申請司法覆核，認為《入境條例》相關條文有違《基本法》第二十四條，得到法官同意並勝訴。

外傭居港權問題其實和通識課程息息相關，在此我希望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在本科以「外傭問題」為個案回應課程中不同單元的議題。

我們先看看現時在本港的外籍家庭傭工數字。根據最新2010年版的《香港統計年刊》，以2009年的數字計算，在港工作的外籍家庭傭工約有二十六萬八千人，當中最多來自印尼及菲律賓，分別有十三萬及十二點九萬人，二者相加已佔整體的在港外籍傭人的九成七；其餘的外籍傭工則是以來自南亞為主，例如印度、尼泊爾等。

2009年外籍家庭傭工數字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2010) 。《香港統計年刊》（二零一零版）。香港：政府統計處。

說起外籍家庭傭工與通識關係最明顯的，就是全球化單元：全球化單元課程其中一條問題是「全球化有甚麼特徵和發展趨勢？」，而當代全球化的其中一項重要趨勢和推動力，正正就是勞動力的全球流動。我們一般把這現象稱之為「國際人口移動」(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igration) — 我們在香港家裡看到遠自菲律賓、印尼的傭工，正正就是國際人口移動的活例子。不過要注意的是，這些國際流動勞動人口和香港人一般所認識的「移民」，或者和香港人移居美加、澳洲的情況並不相同：和很多外籍勞工一樣，香港的外籍家庭傭工並不被視為香港公民，他們在移居地的處境及遭遇，例如法律地位、社會反應、勞動及經濟處境等，往往備受忽略。我與李子樂曾在合著的《人離鄉賤？：香港外籍家庭傭工狀況調查》中進行過有關香港外籍家庭傭工狀況的問卷調查，發現本港的外籍傭工雖然享受較其他地方具保障的工作環境，而且大多能有與本地勞工等同的福利，包括組織工會的權利等，但仍然面對著不同程度的難題：例如中介公司抽佣偏高、僱主違規、虐打，甚至性侵犯等等。這些都是我們討論外傭與通識議題時未必觸及到的議題。

外傭也和其他其他全球化議題相關，如「全球化為各國（外籍家庭傭工和其家人）帶來利益抑或是剝削？」，「全球化是否促進國際間的了解抑或加劇了衝突？」等等。

即使我們跳出全球化單元，外傭問題也是一個非常富跨單元性的議題。

另外一個相關的議題，就是個人成長。香港有子女的中產階級家庭大多僱有外傭，這些外傭對家庭中的青少年及兒童的成長肯定有實質影響，比如香港最近的「港孩」現象，就有論者歸咎為家中外傭對少主人的過份照顧。

此外，外傭的影響也可以放在「中國傳統文化單元」中討論。該單元以中國傳統家庭之變遷為主要個案，而香港現在有十多萬家庭既不是中國傳統大家庭，也不是所謂由父母和子女組成的現代「核心家庭」，而是一種「改良核心家庭」(modified nuclear family) ：因為在這種家庭中，沒有血緣關係的外籍家庭傭工扮演著重要角色，從香港家庭結構的多元化、中國傳統家庭中各種功能的改變，以至家庭生活，都有著重大影響。因此，要明白香港家庭的現況和變遷，必須加入外傭的因素。

當然「生活素質」也是外傭另一方面所產生的重要影響。政府統計處2001年《對聘請家庭傭工的意見》這份報告也勾勒出在港僱用家庭傭工的狀況，特別有趣的是，它還探討了不少僱主對於家庭傭工的看法，當中就有談及僱主的工作要求，發覺家庭傭工基本上承擔了大部份的家務，可見家庭傭工對僱主的生活素質有直接性的影響。

現時僱用/打算僱用的家庭對家庭傭工的工作要求

政府統計處 (2001) 。〈對聘請家庭傭工的意見〉。載《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五號報告書》（頁69） 香港：政府統計處。

此外，對於受高等教育的中產婦女來說，外傭更是她們婚後或產後繼續留在職場的重要條件，與很多「雙職」家庭的生活素質直接相干 — 從按2001年人口普查原始數據分析整理而成的《僱用外傭住戶每月收入圖》中看到，收入愈高的家庭，聘用外傭的比例就愈高，可見外籍傭在中產家庭中的重要。

僱用外傭住戶每月收入圖

資料來源：2001年人口普查的電腦資料檔案

圖表來源：趙永佳、李子樂 (2006) 。〈人離鄉賤？：香港外籍家庭傭工狀況調查〉。載劉兆佳、尹寶珊、李明、黃紹倫編。《社會發展的趨勢與挑戰: 香港與台灣的經驗》（頁259）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硏究所。

此外，我們再援引2001年人口普查報告中的原始資料，整理和分析出一個《僱用外傭住戶的類型和長幼結構圖》。從圖所見，在有僱用外傭的家庭裡，當中高達62.9%是「雙職家庭」，可見外傭是讓已婚女性「鬆綑」，投入生產的重要關鍵。

僱用外傭住戶的類型和長幼結構圖

資料來源：2001年人口普查的電腦資料檔案

圖表來源：趙永佳、李子樂 (2006) 。〈人離鄉賤？：香港外籍家庭傭工狀況調查〉。載劉兆佳、尹寶珊、李明、黃紹倫編。《社會發展的趨勢與挑戰: 香港與台灣的經驗》（頁260）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硏究所。

無疑，外傭很多讓家庭中的老幼都得照顧：只有不到一成僱用外傭的家庭是沒有幼童或長者的結構。然而，在另一方面上，這卻令香港和很多其他亞洲地區的公共家庭服務（例如託兒、護老等）長期滯後的原因之一。由此可見，外傭對香港生活素質的影響，也是通識科可以從正反兩面探討的課題。

然而，我認為值得討論的議題也不宜只局限於當前最熱門的議題，因為有時這些問題未必適合在課堂中討論，就像今次外傭居港權問題的核心牽涉大量法律問題和嚴重對立的價值判斷，若要在高中的課堂中進行討論，恐怕有一定難度，我個人也認為這類課題也不宜在考試中出現（不過大家注意我並沒有參與「出題」工作，也不代表考評局）。

最後，「拉闊」一點來說，我們把時事議題帶進通識課室，應該發揮「通識精神」，多角度思考時事事件與課程中不同單元與議題的各種關係，幫助我們融匯貫通。今次就外傭問題，我希望作一個小小的示範，如何將一件社會議題，由新聞報導，到相關的專門報告（例如統計處的專題調查或人口普查報告等），再到同學自己的反思，與自己的生活連結，了解生活中的種種現象與通識科產生的關係。

伸延閱讀：

趙永佳、李子樂 (2006) 。〈人離鄉賤？：香港外籍家庭傭工狀況調查〉。載劉兆佳、尹寶珊、李明、黃紹倫編。《社會發展的趨勢與挑戰: 香港與台灣的經驗》（頁247-276）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硏究所。

（英文版下載網址：http://www.cuhk.edu.hk/hkiaps/publications/oc/05.html）

政府統計處 (2010) 。《香港統計年刊》（二零一零版）。香港：政府統計處。

政府統計處 (2001) 。〈對聘請家庭傭工的意見〉。載《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五號報告書》（頁52-70） 香港：政府統計處。


作者趙永佳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活動推廣

由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將與教育局課程發展處（通識教育）合辦，第一次的「新高中通識教育科知識增益講座」將於十一月十八日（星期五）下午二時至五時，在九龍石硤尾聖方濟愛德小學禮堂舉行，主題為「身份證背後的香港人身份認同」，並由亞太研究所鄭宏泰博士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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