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燃料的「等價交換」

香港曾經流行過一套日本動漫，名字叫做《鋼之鍊金術師》，裡面除了畫功細緻、故事內容精采之外，還有一個叫「等價交換」的鍊金術規條，不但是這套動漫的「代言詞」，更成為社會上的潮流用語。所謂「等價交換」，在動漫中的講法是每當進行鍊金時，鍊金術士需要對等的物質才能進行鍊金：故事的開始，就是主角兄弟為了找回失去的媽媽，嘗試用被禁止的「人體鍊成」將媽媽「鍊」回來。結果是媽媽沒有回來，哥哥卻因此失去右手，弟弟更只剩下靈魂，要寄居在一副鐵甲之內。於是，為了鍊回身體，兄弟倆便決定展開，找尋傳說中的「賢者之石」之旅。

這樣說來鍊金好像很奇幻的一回事，其實，故事的骨子裡只是老生常談的道理，就是世上沒有免費午飯的便宜，你要得到甚麼，就要付出對等的代價。從動漫談到現實，關於代價的故事其實屢見不鮮：例如，近來備受各地政府、環保人士熱烈推崇的生物燃料 (biofuel，台譯「生質燃料」) ，正正就是遇上這鍊金術的難題。試想想，能把能大量種植的農作物提煉成燃料來代替不可再生，最漸枯竭的傳統燃料，不就好像是動漫中可以「無中生有」的鍊金術嗎？但本文想和大家一起來探討，生物燃料這種鍊金術，所碰到的「等價交換」的難題。

在談及「生物燃料」之前，我想應該談談全球暖化 (global warming) 這個製造生物燃料的最重要背景。自工業革命以降，我們以燃燒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 (fossil fuel)作為推動發展的能源：一方面世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自動化、電子化等不同層面的科技進步改善我們人類的生活質素，但另一方面我們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耗地球資源，破壞地球的大氣層和生態系統。以燃燒化石燃料為例，我們得到了能源推動發展，但代價是燃料的枯竭，以及釋出大量二氧化碳，做成全球暖化，對大自然造成嚴重威脅；有學者更曾經預言，我們只剩下不夠35年的時間去解決這個問題。雖然，二氧化碳造成全球暖化的說法仍然有待核實，但不少國家已決定先行一步，嘗試減少使用化石燃料來降低全球暖化的可能性。然而，過量的節制使用能源又可能造成經濟發展停滯不前 — 這個問題正是不少發展中國家的重要擔憂。於是，在這個背景下，各地政府、科學家、企業家便開始著手研究使用其他「綠色」的替代能源，例如風能、太陽能等，取代傳統以化石燃料產生能源的方法；而生物燃料也是在這個背景下，被我們視為能源的新出路。

然而，「綠色」的生物燃料已發展經年，它的好處亦人所共知，但何故化石燃料仍是我們能源的主要來源？生物燃料多年來發展裹足不前的原因又是甚麼呢？

其實，除了科學或科技本身的突破之外，社會上不同制度與科學之間的互動，也在影響著不同技術的發展與應用：當我們思考科學與社會的關係時，必須要明白，一項科技革新的出現，並不單單是科學研究的結果；研究方面的突破，也不代表這項突破會普及成為主流 — 生物燃料的發展歷史正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生物燃料在二十一世紀初大紅大紫，儼然成為新世紀的鍊金術；但其實早於一百年前，現今生物燃料的雛型乙醇，原來已在當時被視為新時代的燃料。

時間回到十九世紀的美國，當時使用多種農作物 (玉米、小麥、甘蔗、高粱) 發酵而成的乙醇酒精已被視為長遠可取代不可再生的石油的重要燃料。以乙醇為燃料的汽車引擎亦在研發之中，當時更認為酒精引擎的性能比汽油引擎有過之而無不及：以酒精發動引擎內燃機的汽車，無論動力、燃料里程、排出廢氣，都比汽油發動汽車優勝，更重要的是酒精內燃機沒有所謂爆震 (knocking)，即早期汽油內燃機在發動時的震勁問題，為此甚至連石油公司也生產酒精和汽油混合的燃料以解決爆震問題。事實上，亨利福特在1908年開發著名的T型 (Model T) 汽車之時，也是準備同時以酒精、汽油或兩者混合的燃料為動力來源，可見當時乙醇在能源方面冉冉升起的地位。

除了技術優勝之外，當時生物燃料的大盛，與兩次大戰之間美國興起所謂的農業化工運動 (Chemurgic Movement) 有密切關係。運動鼓勵和推動研發由農產品生產的工業產品，生物燃料自然是是重要一環，為此1930年代羅斯福總統更支持一項對混合燃料提供稅務優惠的法案。然而，不久美國出現經濟大衰退，農業大受打擊，美國政府開始以所謂「新政」(New Deal) 來支持農產品的價格及產銷秩序，以防止農產品價格暴跌，損害農家利益，結果，這場新政就為生物燃料的「沒落」敲起警號。

當時的農業化工學家發覺玉米之外的其他農產品，如菊芋 (Jerusalem Artichoke)、甘蔗，以至紅薯更適合生產生物燃料之用。單純從科學觀點來說，這觀點無可厚非，因為這些農產品都比玉米有更高含量之碳水化合物，而碳水化合物就是生物燃料轉換成能量的主要原素。但這一合理的科學觀點，卻和當時之政治經濟大氣候背道而馳：因為美國政府的新政，其中一個重要目標就是要支持當時主流之玉米生產；偏偏這時農產化工運動受惠為技術突破，專注以玉米之外的農產品開發生物燃料的技術，結果和政策抵觸，亦使酒精汽油失去美國農業界的支持。

後來，通用汽車公司發現把鉛加入汽油便可以解決爆震問題 — 因為含鉛汽油是專利產品，酒精燃料則人人可造，於是通用汽車就決定以含鉛汽油全面取代酒精，更和另一家標準石油公司合作推廣含鉛汽油，威嚇燃料供應商不得繼續售賣酒精，否則便會終止供應含鉛汽油。於是，生物燃料既得不到以玉米生產者為主的農業集團的支持，另一方面又被有影響力的石油企業所擠壓。在雙重打擊之下，技術上明顯較優勝的酒精燃料的生產及銷路就每下愈況，漸漸在能源的舞台消失，取而代之的，就是既會產生有毒廢氣，又不可再生的含鉛汽油。

明顯地，科學觀點在能源發展的歷史中並非唯一，更非最重要之觀點。以生物燃料的發展史為例，科學的理據在其發展過程中並未發揮主導作用，反而更多是受到能源與社會及公共衛生的意義及關係所影響：今天環保意識抬頭，加上石油價格高企，因此汽油的廢氣排放及石油的不可再生性便被重新審視，生物燃料就被再次推至能源舞台的前端，引進市場作為石油的代替品。

然而，當代的生物燃料否就能擺脫「等價交換」的法則？它是否就能成為擺脫依賴化石燃料命運的「鍊金術」? 這個問題在過去十年的科學界引起了無盡爭議，早期就出現政商學三結合對生物燃料的吹捧，而最近幾年就開始出現反對聲音。著名科普雜誌《Scientific American》的線上版助理編輯比艾羅 (David Biello) ，就在2012年十一月號的《科學人》雜誌（《Scientific American》的台灣版）寫了一篇名為《生質燃料可以解決能源問題嗎？》的專欄文章，嘗試為我們回顧這個問題。

作者認為，生物燃料一直未能普及，重點還是在於其成本太高。這個論點固然不是甚麼新鮮事，但內文中他提到，一個近來逐漸為人所知的觀點，就是我們談論生物燃料的成本，往往只集中在它的生產過程或者製作成本，卻忽略製作生物燃料時，對生態環境、糧食問題等其他層面的影響。這些影響，正正就是生物燃料「等價交換」的成本。若果將這些「交換成本」計算在內，結果諷刺地，化石燃料還是「最划算」的能源來源。

《生》文中主要討論的生物燃料為乙醇 (ethanol)，並以現時幾個主要提煉乙醇的來源及過程，例如玉米、纖維等為分析對象。作者首先談論現時最普遍乙醇提煉來源：玉米。現時在美國，美國玉米乙醇的產量約為四百九十二億公升。然而，龐大的生產數字背後有著揮不去的隱憂 — 現時乙醇生產主要是為了滿足美國政府的行政要求及美國農業部門的利益，本身長期依賴政府補貼，可見玉米乙醇的生產並非由市場主導。更重要的是，這近五百億公升的玉米乙醇消耗了全美四成的玉米產量，更做成糧食價格高企；若要進一步將現時全美運輸燃料都轉為玉米乙醇，就需要足足三部美國國土面積的農地才可。

除了糧食問題外，種植玉米需要大量的除草劑和氮肥，不但會對土地造成嚴重的侵蝕，過量的農藥更對周圍環境造成傷害 — 文章裡面就指出，這些多餘流出的化肥隨著河道流出，已使墨西哥灣成為片生物禁區的「死亡海灣」。更加諷刺的是，提煉生物燃料時所需要消耗不少能量，而這些能量的來源，恰恰正是依賴化石燃料；此外，製作過程亦會釋出溫室氣體。這些都是提煉和使用玉米乙醇的重要成本，但往往可能在一片「綠色」的希望中，被我們所忽視了。

甘蔗的糖含量較高，其實較適合提煉為生物燃料。但美國農業利益集團不可能支持以需要輸入的甘蔗代替土產的玉米。因此甘蔗提煉成的生物燃料，只有在甘蔗產量豐富的巴西才被大量採用。但就算是甘蔗也難逃「等價交換」的限制，最近著名的「Science」雜誌就有數篇文章分析在巴西把亞馬遜盆地的森林地改成甘蔗田對生態的影響。因此在計算生物燃料的「成本」時，就有科學家提出要把整個生產過程的「碳足跡」 (Carbon Footprint) 來量度生物燃料的環境代價，例如不應只看生物燃料燃燒時的低排放，而也要考慮提煉過程對能源的要求和把森林或農田改成種植甘蔗或其他原料對碳排放的影響。而以碳足跡來估算生物燃料的成本，在學界就有頗大的分歧。

在若改以莖桿、外皮等玉米其他部份或者其他植物素的纖維素提煉乙醇的所謂第二代生物燃料，雖然沒有影響糧食的不良效果，但能量轉化率較低，而且暫時發酵與「消化」纖維的技術較低，短期內絕對追不上能源的需求。此外，如同玉米乙醇的問題一樣，提煉過程也要消耗大量能源，轉化能量的成效成疑。至於應用理論上對社會最不影響的藻類產油，雖然培養的成本比纖維更低，但其問題亦和纖維一樣，面對著產油率不足的問題，而且不易收集。

文章提及，為了突破技術瓶頸，現時各大生物燃料及能源公司都積極投資在基因工程，希望可以透過基因改造酵素或細菌來提高產油率，甚至合成一種全新的「萬能生物」；然而，現時基因工程技術上仍然有大量未知的領域，研究需時，而生物工程對環境的影響，又是另外一個未知數。

總結而言，將以上有關生物燃料的討論拉回我們通識科第六單元「能源、科技與環境」中，有關能源科技的框架內去討論，我們會發現，儘管我們需要化石能源以外的能源選擇，更希望長遠能夠解決能源短缺的問題，但我們也要留意，發展各種新能源（包括生物燃料）時的社會代價。這些代價可能影響到我們的生活質素，甚至乎可能是糧食等與我們生存直接相關的議題。文章特別以現時被視為使用生物燃料最成功的國家巴西為例子，說明使用生物燃料並非全無代價：當地大部份的乙醇，提煉自對糧食供應影響較少的甘蔗，但當地為了大量種植甘蔗，就把原始雨林或其他農田開發成甘蔗場，對當地生態環境也可能造成不能補救的影響。

誠然，生物燃料確實點起了我們面對能源短缺及全球暖化的希望之光，然而，我們也不能忘記「等價交換」的法則。我們應考慮各種能源的利弊，以及發展新能源時對於不同持份者的影響 ：在上世紀發展核時，全球各地都會關心如何處理核廢料、核安全等問題；即使是現今談論水力發電、生物燃料等比核能相對安全的新能源之時，我們也會關注它對生態環境、糧食、耕地等不同層面的影響。我們在了解化石能源的問題時，亦應了解其他能源或燃料的利弊，千萬不要單純把新能源當成解決能源問題的「鍊金術」— 節約能源，才是解決能源危機「鍊金術」裡，最可靠、最安全、最環保的「賢者之石」。

我們當然不可盲目相信科技能否定「等價交換」法則，不過現代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在我們今天去計算各種生物燃料的代價之時，也不要忘記，在十年後，甚至五年後，它們的代價就可能會比今天降低不少。到底，完全悲觀的觀點也不一定是絕對可信，對於解決能源問題也是於事無補，最重要還是我們要從不同角度思考科技的好處與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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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燃料知多少：

說起生物燃料，我們大多會聯想到最「元祖級」的乙醇，但其實「生物燃料」這個名詞可以指涉著不同的概念，而這些概念的不同，足夠讓我們對生物燃料重新定義。

首先，所謂「生物燃料」(biofuel) ，意即「從植物或植物油中提取，非汽油類的燃料」，並有第一代生物燃料及第二代生物燃料之分別。

第一代的生物燃料主要依靠農作物轉化而成，主要為兩種不同的生物燃料：生物柴油(biodissel) 及生物乙醇 (bioethanol， 又稱為生物酒精) ：前者將植物油加入酒精及催化劑，經酯交換反應(transesterification) 而形成，與普通柴油一樣：後者則是由含有糖份、澱粉或纖維素的植物（例如文中所提及的甘蔗或玉米）轉化加工而成，是可以單獨使用，或者與汽油混合用的燃料。基本上主文討論有關美國玉米乙醇對糧食、畜牧業的影響，與它屬於第一代生物燃料有密切的關係。

至於第二代的生物燃料，則依靠非糧食的生物質 (biomass) 轉化而成，主文中提及的藻類、植物莖部等，正屬此類。對比技術相對成熟的第一代生物燃料，它們不會影響糧食問題，而且是自然界中碳循環 (carbon cycle)的其中一部份，不過當前就問題產量不足，處於技術瓶頸位置等不同問題。

總結而言，不同的生物燃料在不同的面向有著不同貢獻與影響，可說是差之毫釐，謬之千里。所以當我們討論「生物燃料」到之時，記住停一停，看看我們指涉的「生物燃料」，到底是哪一種。

通識科第六單元「鍊成法」：

不少老師同工都抱怨很能為通識科第六單元「能源、科技與環境」備課，因為這單元牽涉跨學科的思維，不能單純教授科學知識，又不能單純。

在此，我們向大家介紹一本科普雜誌《Scientific American》，是美國著名的學術期刊。不同於一般的學術期刊，《Scientific American》的文章普遍較具社會性，有不少探究科技對社會發展影響的文章 — 本文所引用的文章及作者，正是來自這本雜誌。

若嫌英文版太過艱澀難明，現時中台都有中文譯版的《Scientific American》，分別是內地簡體字版的《環球科學》，以及在港台發售，正體字版的《科學人》。除此之外，內地「譯言網」網站更有有心人定期上載中譯版文章，又是另外一個可助各位練成「精通第六單元大法」的途徑。

伸延閱讀：

 

比艾羅 (2011，11月)。〈生質燃料可以解決能源問題嗎？〉。《科學人》，頁108-115。

馮惠卿（2009，11月）。（現代鍊金術 — 生態能源的等價交換）。《經濟日報》，頁15。

《科學人》雜誌網站（港台中文版《Scientific American》）：http://sa.ylib.com/

《環球科學》網站（內地中文版《Scientific American》）：http://www.huanqiukexue.com/

譯言網。「科學美國人」項目組：http://pro.yeeyan.org/scientific-american

以下參考資料為學術文獻，內容和牽涉的概念比較艱深，適合老師參考：

Carolan, Michael. (2009). A Sociological Look at Biofuels: Ethanol in the Early Decad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Lessons for Today. Rural Sociology, vol.74, no.1, 86-112.

Dale, Bruce. (2008). Biofuels: Thinking Clearly about the Issu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 56, 3885-3891.

De Gorter, Harry & Just, David R.. (2010). The Social Costs and Benefits of Biofuels: The Intersection of Enviromental, Energy and Agricultural Policy. Applied Economic Perspectives and Policy, 21, 4-32.

Demirbas, Ayhan. (2009). Political, economic and enviromental impacts of biofuels: A review. Applied Energy, 86, S108-S117.

Farrell , Alexander E., et al. (2006). Ethanol Can Contribute to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Goals. Science, vol. 311, 506-508.

Grunwald, Michael. (2008, Mar 27). The Clean Energy Scam, Time. Retrieved April 24, 2012, from 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1725975.00.html.

Holzman, David C.. (2008). The Carbon Footprint of Biofuels: Can We Shrink It Down to Size in Time?. Enviro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vol.116, no.6, A246-252.

Magdoff, Fred. (2008). The Political Economy and Ecology of Biofuels. Monthly Review, July-August, 34-50.

Ragauskas , Arthur J., et al. (2006). The Path Forward for Biofuels and Biomaterials. Science, vol. 311, 484-489

Scharlemann, J P. W. and Laurance, W. F.. (2008). How Green Are Biofuels?. Science, vol. 319, 43-44.

Searchinger, Timothy., et al. (2008). Use of U.S. Croplands for Biofuels Increases Greenhouse Gases Through Emissions from Land-Use Change. Science, vol. 319, 1238-1240.

Tenenbaum, David J.. (2008). Food vs. Fuel: Diversion of Crops Could Cause More Hunger. Enviro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vol.116, no.6, A254-257.

作者趙永佳為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副所長，長期關注高中通識科發展。

洪進芳，現職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研究助理，關注本土通識教育發展

(原文刋於2012年5月24日《明報》「通通識」)

[注意] 三年過後，通識科會如何走下去？

經過第一個為期三年的學習週期之後，通識教育科的One-Committee將會開會討論現時通識教育科的發展，商討調整本科的課程及內容。作為委員會主席，本人希望能夠做到集思廣益，真正聆聽到各界對通識科的意見，為通識科的將來找一個更具共識的發展路向。

就著這個議題，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主席許承恩老師在其鴻文《三年過後，通識科會如何走下去？》中提出了一些看法，本人在許老師的同意下，謹將其鴻文轉載，以求收拋磚引玉之效。除了許老師的意見以外，本人亦熱切期待各位同工的聲音，懇請各位不吝賜教，並承諾會在委員會會議上，認真考慮各界的意見。

趙永佳

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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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過後，通識科會如何走下去？

對通識科師生來說，4月2日是一個具標誌性的日子。隨著同學考畢文憑試，新高中通識科第一個3年循環的教與學、考評歷程正式完結。

我們不禁問：三年以來，通識究竟教了大家什麼？再走下去，這一科的發展究竟會如何？

無可否認，通識科令同學更關注時事。就以昨天的文憑試卷題目為例，同學會回應關於香港人口老化問題、市民對不同政黨的滿意程度、機場第三條跑道、西方文化(如麥當勞快餐店)如何影響中國等議題，可見通識考題與同學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再以近日特首選舉為例，全港同學可以在必修必考主科課時中名正言順地閱讀相關新聞、分組討論、聆聽班房中老師及其他同學觀點。此一現象在舊制課室中難以出現，若然某老師期望跟同學討論時事新聞，只好在本科教學過程中額外抽出時間討論，且談得太多，有可能被同學質疑「out c (教授了課程syllabus以外的內容)」，影響教學進度。

故此，當遇見文憑試制度下的高中同學，姑勿論這些同學能否客觀討論時事新聞，他們總會對近年香港、中國、世界大事有大概認知，甚至有一些個人想法。猶記起早前2011年 學友社十大新聞結果發佈過後，社會普遍認為中學生對香港民生，還有國際範疇的新聞有更大關注，中學生自身也承認多了在課堂中討論時事，仔細思考一些社會議 題，包括有：究竟我如何回應政府政策？什麼是香港核心價值？我會否參與七一遊行、六四燭光晚會？如果我手上持有一票，我會投予誰？我應如何回應中國的崛 起？美國的外交政策是否令世界更和平？就此而言，通識科的確發揮重要作用，同學知得更多，想得更多。

看來，通識科似能回應多年以來坊間關注的教育討論：香港學生接受填鴨式應試教育，死讀書讀死書，背誦與日常生活無直接關係的課程內容，未能靈活變通，未能與社會接軌。

是否真的如此？同學更關注時事，這是事實，但通識科的實踐也帶出另一些問題，在第一個教學循環完結的時刻，值得檢討。

第一，死記爛背固然不好，但若然為了避免死記爛背而走往另一個極端：未有正視基礎知識的重要性，同樣令人擔憂。

諷刺的是，近年大家的確少了批評香港教育為填鴨式教育，反而多了批評各科課程漠視基礎知識，不夠「紮實」。就通識科的發展而言，兩種極端應同時避免。

教 育局一直未有為通識科明確解釋何謂基礎知識，只有提供六大單元學習範圍，好處是提供彈性予師生，避免走上教師單向教授、學生背誦內容的「回頭路」。不過， 若然教育局仍未對「何謂基礎知識」提供更清晰、更具方向性的專業指引，好讓通識老師放心抒懷教授基礎知識，不見得有利通識科發展。

事實上，課程文件指出「本科知識內容會佔科目涵蓋範圍/探究學習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以便幫助學生充分理解主題和議題的背景和性質」(第4頁)，教育局不單止默認了「知識內容」的重要性，亦將通識科學習內容分了兩種：佔五至六成的「知識內容」及佔四至五成的「非知識內容」。那麼，「知識內容」究竟是什麼？現時仍未有說明。

高 中通識課程發展至此，相信教育當局已累積一定經驗。筆者建議教育局須加快這一方面的課程發展研究，解釋何謂「知識內容」。例如教育局曾為通識老師提供一百 多個「建議概念名詞」，這些概念名詞能否為「知識內容」提供方向？正如過往教育局曾在會考綜合人文科中提供支援教材，當中附有詞彙釋義，亦有清楚說明這些 詞彙並非為學生背誦材料，而這些詞彙正好提供方向予老師，好讓老師、學生能參考這些詞彙，釐定基礎知識。

第 二，課程範疇廣闊，當中亦有重疊地方，須整合刪減。曾問及通識老師的教學進度，幾乎所有老師擔心自己不夠時間教書，學生也擔心自己讀得不夠多。無他，教育 局未有說明何謂「知識內容」，課程範疇又廣闊，有六大單元、十二個主題，從自身人際關係推展至國際世界大事，同學很難通透理解。始终，課程文件既然定好有 六大單元、十二個主題，同學自然會依據教育局要求，逐一學習，並有「多多益善」心態，以為讀得越多越好。既是如此，若然教育局能對課程範疇作出整合、刪 減，例如同學指出已多次反覆學習「身份認同」、「家庭觀念」等課題，何不將相關主題合併？另外，參考昨天的文憑試題目，表面上同學須了解香港真實現況，但 其實同學亦須融會貫通，正如機場第三條跑道不單涉及香港市民的生活素質，也會跟環境保育、全球化趨勢拉上關係。故此，單元數量不變，但將十二個主題減至十 個，甚至減少更多，必有助同學更聚焦學習，更能將不同單元串連起來。

第三，到了今天，即使教育局、考評局多番解釋，不少同學仍擔心自己答題的價值取向未能配合評卷員的既定立場。就以文憑試題目為例，考生有可能表達自己對民建聯、社民連的看法(卷一第三題)，又要對「個人利益」及「社會利益」作出取捨(卷二第一題)。他們擔心：自己會否選錯立場？萬一自己表達了「不合宜」的立場，怎辦？其實，這次正式文憑試正好提供一個最好的機會予考評局解釋，期望考評局在放榜後能提供不同立場，卻有同等分數的真實答卷樣本，消除同學，還有老師、家長的疑慮。

最後，教育局須把握現時的重要時機，切忌做出支援倒退，甚或資源錯配的舉動。回顧過往新高中通識科的師生經驗，人力資源非常重要。兩年前，教育局因應課程發展、老師適應、學生學習的需要，提供一年16萬 的撥款予全港中學，最後，全港教育界因而受惠，課程發展更順暢，老師教得更理想，學生學得更好。到了今天，通識科仍屬嬰孩成長階段，教育當局在未檢討課程 發展、庫房水浸的背景下，斷然以撥款終結為理由拒絕支援第一屆文憑試之後的全港學校。若然教育局繼續漠視課程發展的需要，不提供撥款，不盡快推進課程檢 討，只是不斷提供教師培訓課程，要求學校校長自行調撥資源，老師自己不斷學習，並自行憑專業判斷理解課程。苦了的，只有往後學習通識的學生，與及浪費了整 個香港社會(包括教育局)過往為此科曾付出的努力。

作者許承恩為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主席

(原文刋於2012年4月3日《明報》，特此鳴謝作者授權在此轉載。)

一人一個大學夢

相信有很多通識老師都和我一樣，有—個不知是好還是壞的習慣，就是每次看報紙時都會慣性地把某些新聞變成模擬通識科試題。最近看到《明報》的一則新聞，就「試」興大作地擬了以下一條問題：

細閱以下資料：

資料A：

《明報》試場外調查文憑試考生如何計劃出路 (可選多項)

出路	人數（百分比）
八大	204 (68%)
副學位	104 (34%)
海外升學	68 (22%)
重讀	44 (14%)
求職	37 (12%)
自資學位	14% (8%)

訪問人數：300人

資料B：

教資會資助大學第一年學士學位課程學生人數（1965/66至2010/11）

 

(a) 描述資料A所顯示的文憑試考生的出路，安排計劃。

(b) 參考資料B，分析資料A所揭示的考生出路計劃是否可行？

這當然不是甚麼好題目，因為資料B的資料太多，而相關的只有最近期的資料，不過因為以下討論會用上其中數據，所以把歷史數據也一併奉上；而且問題也有立場，因為我覺得68%的同學在八大升學的願望明顯和現實有距離，而八大學士學額只有相關年齡組別（17-20歲）人數的19%，有49%的同學注定會失望。此外，在《明報》的調查中，大部份的考生對達到「3322」成績的信心也只有「一半半」，卻仍然期望能升讀八大。

愛作試題的癮過了，上述有關年青人升學與展現的資料與報導卻值得我們深思：學生的願景與學額的衝突，要如何處理？學生作為教育制度內的「玩家」，又應該採取甚麼策略？

在討論這個議題之前，且再多看一段相關報導：有青年團體於2010年對末代會考生進行調查，發現被訪者對「追求更高學歷」的意欲非常高，超過五成 (52.9%) 表示希望能達到學士或碩士以上學歷，只求有中五程度者只佔極少數。

由此看來，相信新高中學制的同學依然會以升讀更高程度的課程為目標，而當中又以能升讀八大資助學位課程為主流。刻下的香港，高中升讀大學好像是理所當然的目標；就算不能立刻升讀大學，或升讀資助大學，也會先報讀副學士課程，以搏取多一個機會升讀大學。其他的升學課程，好像如高等文憑或其他職業導向的課程，就不太受同學歡迎。家長在這方面的偏向就更明顯：我最近和多位子女在低 banding學校就讀，成績一般的同學的家長交談，他們也異口同聲的希望子女能升讀大學，就算不成，也要先唸副學士，希望遲一點能再有機會報讀大學。

然而，再看看上表的數字，抱歉，同學們最終會是失望居多。

那麼，我們會問：「為甚麼中學生在升學與就業出路的理想與現實會產生這麼大的落差？」這條問題在通識科中，是個人成長的問題，也和香港年青人的生活素質有絕對的關係。但要回答這問題，我相信我們要用一點「社會學的想象力」。

我們唸社會學的，都知道這一個概念，就是五十年代美國社會學家 C. Wright Mills 提出，指社會學的角度就是要「把個人生命歷程 (biography) 和放在歷史與社會的交集中分析」。對正在唸高中通識的同學來說，當下最重要的生命歷程莫過於升學。對大部份同學來說，現在苦讀通識以至其他科目，都是為了爭取更好的成績，祈求將來可以升讀理想的課程和科目。但大家又有沒有想到，升學這個看來理所當然的生命歷程，其實正是社會與歷史交集下影響的結果？我們是否也應該能夠以多角度思考來分析升學這個非常重要的個人成長階段？

在分析之前，先來說說故事。

時光倒流四十年，我是在七十年代渡過我的中學階段，如果你調查當時中學生的升學目標，相信調查的結果會和現在的截然不同 — 那時認為自己會唸大學的，大概沒有幾人 — 那是因為在不同的社會歷史條件底下，我們的個人成長歷程，可以有非常大的差異。

首先，當時對很多人來說，「升讀中學」已經不是每個人都能達到的目標。那時候沒有「九年免費教育」，而且還要考「升中試」來決定誰可以升讀中學。升中試是啥？就是要小六學生考中、英、數三科，一方面以總成績來決定學生是否能升讀中學，另一方面把合資格的同學按成績派到不同中學。還記得當時我的成績是中文2級，英文4級，數學4級，總成績是7級(忘記計算方法了)，成績勉強能升中，不過就要跨區派到還剩餘學額的地區。於是家住旺角的我，就被派到當時還未有地鐵時代，算是個「偏遠之地」的慈雲山上學。

當時的我可真既驚且喜：一方面我已是家族中第一個能升讀中學的成員 (父母長輩們都只有小學學歷)，也是同班同學中唯一能升中的 (他們都去了打工) ；另一方面，中學是上到了，卻要「長途跋涉」地，到當年《龍虎門》等漫畫渲染下的「九反之地」慈雲山上學，當父母的難免非常擔心，深怕我會誤交損友而「學壞」。回想起來，現在「讀中學」這個同學們理所當然的必經成長階段，原來對於來自七十年代的「我們」來說，已是一個珍貴的機會。

說回中學時代的「那些年」：後來當然是發現漫畫上對慈雲山的描寫是過份誇張，雖說區內球場深夜不時有「開片」械鬥，但其實「真正」的黑社會根本無暇兼顧我們這些黃毛小子，於是又無驚無險下讀到中五；中五會考考得不錯，就轉到油麻地升讀預科，1981年高考又是一世夠運，「掹車邊」進了港大，大學畢業後並在港大升讀碩士，後來更「竟然」能獲得獎學金到美國唸博士。

這樣說來好像不痛不癢，是理所當然的一回事，但當時的我有多幸運，大家可以見看看資料B：要知道在1980年代，能升讀大學的年青人只有2%！大學入學率只有2% 是怎樣的一回事？換句話說，假設一間中學有五班，其約二百人來計算，當中像我那樣能進大學的，就只有區區四人。那個年代就算能成功升上在預科，能直接考上大學的是少數，反而重考大學才是最普遍：我就有一個同學足足考了三次才能考上香港大學。事實上，在我進了港大之後，像我這類家庭背境出身 (非名校中學、父母只有小學學歷、收入層於低下階層) 的也只是極少數。

那麼，那些上不到大學的「大多數」，又是怎樣的呢？例如我「那些年」時候的死黨，都是成績平平的「波牛」，所以大多在會考後已經著手找工作，以至到了放榜之時，不少人已經開工一個月了。還記得當時我中五的死黨當中，大部份也是選擇就業，其中有一位就是後來曾經大紅大紫，「TVB五虎」之一的黃日華（他當年的選擇就是足球員或藝員）；據說當年同在東九龍唸中學，後來在會考之後進入TVB藝員訓練班的好像還有劉德華。

雖然死黨們在中五之後都沒有繼續升學，不過七十年代的香港經濟正值黃金時間，勞工市場相當緊張，手持中學「文憑」其實己足以令他們找到一份不錯的工作：有的找到白領文員工作，有的從事銷售，最好的當然是能考進政府、銀行或大機構工作。當然，那時刻大學畢業生的市場處境更好，但就算只是中學畢業，也可以找到一位安穩的工作。

話說回來，把中學的日子都挖出來，是想帶出一點，雖然身份一樣，同是唸中學的年青人，但生在七十年代和生在今天，在不同的教育制度和經濟結構的配合下，我們那一代和今天這一代就走上了完全不同的成長路，體驗到的生命歷程也就有著徹底的分別。從這個角度看來，升學與就業，其實不是個人的選擇，而是社會條件的結果。

我們那一代，大學是那樣的「可望而不可及」；時至今天，雖然大學入學率只有19%，但大學學位已成大部份年青人「可觸及」的目標。這個轉變歸因於90年代，政府為了應付經濟轉型的要求，成立了科技大學，並把之前兩家的理工學院、浸會和嶺南升格為大學。於是，政府一舉便把學額由1990年的 8571個 擴大至 1995年的 15070個，足足增長近倍。在大學聯招之下，大學學位已經變得沒有那麼「虛無飄渺」，尤其那些順利跨過中五會考這一關的同學 (只有近四成中五學生在舊制下能升讀預科)，當中就差不多有一半能從預科升讀大學。

然而，雖然擁有大學學位的人數增長加倍，但勞工市場中適合大學畢業生的工作卻增長緩慢，不少工種甚至是消失了，結果大學生人浮於事的情況，時有所聞。去年有新聞報導了一位擁有碩士學位的青年，見工二百次還未能找到工作，於是在論壇發公開信希望找工作做。這個案當然是特例，畢竟現在大學生的失業率還是非常低，但大學畢業同學能學以致用的，又能有幾人？

呂大樂曾經在《中產心事》中指出，香港一般人心目中的向上流動路徑很單一，「大量人士沿同一途徑，以同一方向猛衝」。今天香港社會的向上流動機會，雖然沒有減少，但爭奪有限機會的人 (大學畢業生) 卻增加了，於是大學生的就業形成兩極化的局面：少數精英能找到很好的工作，但「一般」的畢業生就大多要屈就以往可能是預科畢業生擔當的工作。比方說系內一份普通文職的工作，以往是中五、預科畢業同學的工作，但現在我們會發現有碩士畢業生來爭取。這些改變都是因為經濟結構與教育制度等社會環境不同所導致，身處重重制度當中的我們，面對這等改變，有時個人的力量可能相當有限。

除了經濟結構與教育制度等社會條件的改變，影響著一代人的成長與生命歷程的，還有價值觀念，而價值觀念的轉變，往往和現實有着很複雜的關係。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是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我們那一代，學位難求，考不上預科就唯有「馬死落地行」找工作；但唸上預科，考不到大學的，通過重考以求一個大學學位的也大有人在。在大學學額大量擴充的影響下，這種傳統觀念就更被放大  — 現實地看，現在的大學學額其實還不到20%，但大部份中學生（和家長）卻感性地認定自己「應該」唸大學。

除此之外，傳統勞工市場中藍領職位的萎縮，又令到大家對「白領工作」的偏好更為加強。當然我們在「那些年」也會覺得白領工作比藍領工作好，但因為大學學額較少，在工種分配的情況下，最後從事藍領工作也是不少人的出路。今天唸大學的人增加了，唸不上的人也會通過副學士、私立大學、海外升學等不同途徑去謀取大學學位。在這個情況下，對大學畢業生來說，從事藍領工作固然是「不可想像」的，就是對沒有大學學位的年青人來說，藍領工作和所謂「粉領」(pink-collar)的服務工作也好像變成迫不得已的下策。

這種對藍領和粉領工作的偏見，最明顯反映在同學如何看待職業導向的課程。雖然高級文憑或文憑這一類職業導向課程每年都有大量同學報讀「超額認購」，不能說不受同學歡迎，但相信對很多同學來說，這類課程的吸引力遠不及大學學位，大概只有少數確信自己升大學無望，或者不受主流思想影響的同學才會認真考慮職業課程。

不過，這種偏見卻不見得是對同學們最有利的：現在的勞工市場中，技術工種其實是長期的「事求人」，大量工作 (尤其是藍領和粉領工作) 的僱主也不需要大學畢業生來擔當，可見從事相關行業前景不一定較差，但為甚麼大部份的年青人和家長還是堅持「大學 + 白領」的方程式呢？

《明報》最近又報導了職訓局屬下的青年學院招生的情況：學院的中專教育文憑，中三離校已可報讀，但報名者不少有更高學歷。報導強調報名人數大幅上升，有逾3000人爭奪2200學額。最近我有機會到青年學院參觀，覺得學院受歡迎毫不出奇，因為其環境和師資都比一般中學優勝，而且對很多年青人來說，課程也較主流文法中學有趣。不過，以我的「逆向思考」看來，學院的報名人數不是很多，反倒是太少：家長和同學們只把這類職業導向的升學途徑看成不得已的選擇，好像只是成績不理想，在文法中學待不下去的同學才會考慮；但大家細心想一想，每年八萬多高中生當中，未能升上大專的起碼佔一半，而當中不能真正在主流文法中學中好好學習的，又豈止三千人？

當然，現在正閱讀這篇文章的同學們暫時都不需要作這方面的思考，但我們實在值得去想一想：為甚麼大部份同學或家長都沒有認真地看待「多元進路」的問題，而是大家一窩蜂地希望擠進大學之門？

我當然不是提倡「大學無用論」，但大學確實並不是適合所有人。英國經濟學家 Alison Wolf在著作〈Does Education Matter?〉中就質疑英國政府企圖藉擴充大學學額來解決英國經濟增長放緩及青年失業增加問題的做法。她認為擴大專上教育不一定會帶來更高的經濟效益：她以一位巴士司機為例，指出他/她可能是一位技術工人，駕駛技術精湛，卻未必需要有大學的培訓訓練；但在一個大學學額泛濫的地方 (如台灣)，卻很大機會是「拿著沙紙揸巴士」。她認為這種學歷錯配的情況並不符合經濟原則。

當然 Wolf並不反對為追求學問而唸大學的傳統目標，她質疑的只是功利的升學主義。事實上，若是單純功利的計算，歐美不少地方已經出現讀大學更不化算的情況，例如在市場主導的美國大學制度，學費不斷上升，唸大學往往會令學生欠下一屁股的債，但大學畢業生的經濟回報卻越見兩極化，因此失業/無業的大學畢業生在早陣子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我很同意呂大樂的說法：「香港的升學、培訓人才的概念極其狹窄，主要聚焦於十七八歲的階段；推行教改以後，其實亦無任何改變。我們都知道，很多年輕人不一定在那個階段最有學術上的學習動機，而他們在那個時期最需要的，也不一定是立即銜接的升學。」在高中時期或中學畢業後，全面審視自己的情況和客觀的環境，再考慮是主流升學途徑，還是嘗試職業導向課程，可能是中學同學必須經過的思考過程。

通識科最看重的是獨立的批判思考。當我們面對自己個人成長最重要的決定，又有沒有認真的來批判思考？究竟升學或就業比較適合自己，又哪一種的課程能為自己開創更美好的將來？大家是否能夠思考一下，自己的個人成長是如何受社會、歷史條件和主流價值觀念甚至偏見所影響？

延伸閱讀

呂大樂 「重新認識香港社會問題」 明報   2012年2月21日

香 港 青 年 協 會「 會 考 生 升 學 與 出 路 」調查  二 ○ 一 ○ 年 四 月 十 五 日

明報 「文憑試考生升大信心一半半  逾半報副學士出國「買保險」」2012年04月23日

明報 「中三離校可讀 中專報名人數升五成」2012年04月23日

趙永佳

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副所長，長期關注中學通識科發展。

(原文刋於2012年5月10日《明報》「通通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