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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場球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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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客球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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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與民族國家
在全球化的討論中，有所謂「民族國家消亡論」（Demise of Nation State），認為全球化的進程，會逐漸令民族國家喪失在世界體系中的存在價值。自中世紀《西發里亞和約》（Treaty of Westphalia）以來，民族國家就成為世界政治的基本構成單位；但隨著全球化的進程在本世紀快速加深，有論者就指這對民族國家有重大影響。例如跨境經濟活動變得日趨頻密和重要，有人就認為「國界」已不再是經濟活動的重要場景。另一方面，當代民族國家的權力，亦承受著全球市場力量及跨國政治組織的不斷沖擊，其中一個常被引用的例子就是國際評級機構對主權債券的評級，對國內政治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好像最近美國國內的財政政策辯論中，評級機構的反應或預期反應，就成為辯論的其中一個重點。因此有論者（如大前研一）就提出在不久將來，民族國家將不會是經濟活動的重心，反而跨國的區域（region）則會成為全球化下重要的空間場景。
不過，全球化下無絕對，也有學者認為民族國家並非注定消亡，反而全球化對當代人類生活的種種挑戰，會激化民族國家的新功能。例如全球化對在地社會生計帶來的風險，不但沒有出現國家職能大規模收縮，反而令政府負擔了愈來愈多的責任。好像歐洲一體化初期，也有福利國家會被迫收縮的擔憂，但事實證明，雖然歐洲各國福利制度經歷不同方向的改革，但整體並沒有顯著收縮趨勢，因為政府正正是要為國民「緩衝」（buffer）了全球化帶來的風險。全球化下國家的政治功能，也不一定會削減：全球化會為國土安全與治安帶來種種挑戰，例如跨境犯罪，偷渡，販毒，跨國恐怖主義等，政府則責無旁貸地成為「守護」國家的最重要組織。
除了政治經濟層面外，其實在文化層面也會有同樣情況，而這種國家權力與全球化的拉鋸，相信會在可見的將來繼續。文章開頭所提及的西藏隊球衣現象，其實也可以放在這脈絡下思考。
我的「師公」史丹福大學的John Meyer對全球化與民族國家的研究自成一派，卻不易讀懂。用日常語言來說，他強調全球化並非和民族國家相剋，反而是當代國家存在的基礎。這套「新制度主義」學說嘗試說明當代世界其實有一套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世界觀」，以「國家」為人類行動與社會組織的基礎，而且有大量的制度安排去支持及塑造民族國家。而這些制度不少為跨國組織，如聯合國、世界銀行、紅十字會等。一般人以為這些跨國組織的出現是對民族國家的沖擊與侵蝕，但John Meyer卻指出，這些組織其實是在支撐民族國家的存在，君不見無論是多弱小的新國家（如東帝汶、南蘇丹），如得到國際組織的承認，就彷彿變成一個「真正」的國家，無論國內情況有多糟糕，在世界政治舞台中都會有一個位置，而其他國家對它也會找一定的規範來與它「交往」。
此外，Meyer也提醒我們，民族國家的存在價值並不單建築在經濟、軍事力量之上，在國際社會上的「合法性」也同樣重要。就像利比亞的卡達菲政權，雖然經濟、軍事的實力都不太差，但因為西方社會的敵視和回教世界的冷待，好像輕而易舉地就被反對勢力推翻了。當然，西方世界或反對派也不過是打算換一個政府，而沒有挑戰利比亞「國家」的存在，這說明當一個民族國家被國際社會承認之後，是不會輕易消失的。所以，國家才是當代國際社會的基本構成單位，有了國家，人民、企業和其他組織才有存在的基礎與活動場境。
在國際社會裡，民族國家的存在會受一定的「規範」所制約，最顯著的莫如是所謂「普世價值」的影響，但這些規範也包括很多看似「約定俗成」的儀式和制度，例如國旗、國歌、憲法等，都是民族國家的一般必須通過的「成人式」。以憲法為例，其實在不少國家都只是無大意義的一紙空文，但卻儼然是每一個民族國家必須擁有的「身份証」。
同樣的「身份象徵」就是各種國際組織的「會籍」，如世衛、紅十字會、及聯合國底下的大量附屬組織。因此沒有這些「會籍」的政治實體就會千方百計以各種形式「加入」這些組織以「證明」自己的合法性。幾十年來，台灣的「外交」史就是台灣政府如何保留或加入各種國際組織的歷程，甚至有「奧運模式」的出現，以「中華台北」代替「中華民國」成為國際組織的成員。
所以話說回來，西藏成立「代表隊」其實就有著這種變相「宣示主權」的味道。同樣，巴勒斯坦足球代表隊在1952年的成立，也是同樣道理；東帝汶獨立後，亦同樣急不及待成立代表隊及参加國際賽。巴塞隆那足球會所在的西班牙加泰隆尼亞省多年來都有獨立的訴求，所以每年都會以加泰隆尼亞隊的名義邀請外隊作賽。記憶所及，中國國家隊也曾在2002年和加泰隆尼亞代表隊踼過友誼賽，素來反對分離主義的中國，看來對箇中的含義就不夠敏感了。
然而，也有主權國家中不是國際足協成員的，例如英國就因為歷史原因，以四個地區足協身份加入；而香港、澳門等雖然不是主權國，但在宗主國的首肯下因為歷史淵源也可以成為「國際足協」成員。那些主權「國家」地位受到質疑地區的代表隊，自然沒有「國際足協」的會籍，所以它們也就成立了自己的「國際」足協「非國際足球總會成員委員會」(Nouvelle Federation Board，簡稱NFB)，也辦了一個計劃兩年一度的萬歲（VIVA）世界杯。西藏「代表隊」成立後也參加了世界野盃(FIFI Wild Cup) 的「國際性」賽事。
錢鍾書《圍城》有這樣的金句:「(婚姻是)被圍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沖進去，城裏的人想逃出來。」其實，國家也是同樣的一回事。國族認同對有些人來說，是一種束縛和枷鎖，覺得全球性下大家應該當一個世界公民，但另一方面的「無國之民」，卻會千方百計甚至拋頭顱灑熱血去建立自己的國家。表面看來，全球化與民族國家看似是「相剋」的現象，但從一件球衣，一隊足球「代表隊」的成立，我們卻可以看到「國家」原來還是不少現代人生活的中心和奮鬥的目標，而從歷史高度看來，全球化正正是塑造民族國家本位主義的背後推手。這種複雜的關係，其實也是通識科和國民(或公民)教育科可以探討的問題。
作者趙永佳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